贾凤芝

1904年3月，中国还处于大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在东北，日俄战争正炽，当时生意兴隆的商务印书馆笼络了一批江浙知识分子，在上海办起一本名为《东方杂志》的刊物，刊载中国知识分子对这场战争的种种议论。没有人想到，这本刊物一直到1948年12月，断断续续办了45年，其间历经风雨，4次搬迁，4次休刊，45年共出版44卷819期（号），其中号外4期，《东方副刊》一种，是旧中国出刊期数最多、刊期最久的杂志，书写了中国期刊界一段辉煌的历史。

《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创刊号发刊词）为宗旨，将研究国际问题、寻求民族出路作为刊物的侧重点，同时努力“介绍新知与传播文化”，举凡重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靡不论及备载，是一份全纪录式刊物，堪称半个世纪旧中国的缩影。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后，为打破租界当局的封锁，把“五卅”事件真相告诉广大群众，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胡愈之和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等人于6月3日出版了一张《公理日报》，为群众运动鼓舞斗志，指导方向，成为“五卅”运动中第一份用来指导运动的重要报纸。

除了编辑《公理日报》外，胡愈之还专门组织出版了一期难得的“号外”——《东方杂志》的《五卅事件臨时增刊》（以下简称《增刊》）。“号外”除低价零售外，还随《东方杂志》22卷12号向订户免费赠送。

《增刊》16开本，除广告不计外，共193页，内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四篇文章，有商务编译所所长王云五的《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和《什么是诚言》两篇评论，编译员陶希圣的调查报告《五卅惨杀事件之分析与证明》，胡愈之的长篇通讯《五卅事件纪实》；第二部分是会审公堂记录摘要，为法庭审讯记录原本摘录；第三部分是重要函电汇录，收国内外各界人士和团体的通电、宣言、抗议书共23份。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大报刊迫于帝国主义压力，缄口不语，不敢揭露事实真相，更不敢对群众运动表示支持。《东方杂志》增刊却表现出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群众运动的爱国倾向。增刊无法像报纸那样动态地追踪新闻事实的变化，就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考虑到《东方杂志》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中上层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海外侨胞，《增刊》就注重综合分析，运用丰富的材料，从整体上反映“五卅”运动全貌。

《增刊》所刊登的文章比较注重历史的分析和法理的评价，学术味很浓，以适应它特定读者的阅读心理。文章不仅回顾了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侵华史，阐明“五卅”惨案的历史根源就在于不平等条约，从而指明了斗争目标，揭示了群众反帝斗争的伟大意义，还引用国际公法和英国国内法，从法理上证明租界当局屠杀群众的违法性质。胡愈之发表在《增刊》上的长篇通讯糅记述与评论为一体，不是仅作纯客观的描述，而是把侧重点放在深刻分析上。所以，这篇通讯中有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至今仍为史学家研究“五卅”运动时所引用。

对于资料的运用，《增刊》编者也颇具匠心。在法庭上，巡捕房是原告，被捕群众是被告，但“会审公堂记录摘要”中选摘的双方辩护律师的驳诘词，却把原告在被告义正辞严的质问下无法自圆其说的窘态揭露无遗，并告诉读者，真正应该作为被告受到审判的，正是屠戮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在巧妙运用审判记录这种反面材料的同时，《增刊》也从正面反映了国内外各界对“五卅”运动的声援。收入函电汇录部分的，有上海各工商学团体的宣言、通电，有北大教授致执政府和美国报刊的联名函电，有国内外知名人士、中外宗教团体、苏联职工会的宣言，等等。

值得一提的还有刊末所附伤亡调查表。该表系学生组织和社会团体分赴各医院调查的综合统计，项目非常详细。如伤亡者伤情、家庭状况、死亡地点、弹道（证明英国巡捕自背后射击撤离的群众），以及巡捕开枪人数、国籍、射击次数、开枪时有否警告等，以血的事实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

《增刊》近22万字，有的文章一篇即10万字。如此集中、大量、全面的宣传，是报纸很难做到的。通过精心选择和组织，所有这些貌似分散的材料，纵横交错，紧紧围绕主题，形成强有力的宣传攻势。

《增刊》的编印出版，包括撰写文章的时间在内，仅用15天。但编者不仅在内容上精益求精，在版式设计上也独具匠心。《东方杂志》22卷的各期封面均为三色套色版，纤巧精美，《增刊》却一反常态，采用单一黑色，图案是上海高楼大厦的阴影，加上黑框，色块凝重，透视焦点很低，给人以悲愤、压抑、沉痛的感觉，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正文中补白的四幅漫画，无一不是指向帝国主义暴行，甚至广告也用来宣传抵制洋货，商品图案内加上了“欲雪国耻必先试用国货”“五卅惨案以后国货应加注意”一类口号。《增刊》原拟于卷首刊登死难者肖像、各地集会游行等照片10余幅，可惜照相机因故障无法使用，只得空缺。

因内容报道详实，版式设计新颖，《增刊》发行之后一时洛阳纸贵，被期刊界视为一份难得的“号外”。

（责任编辑：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