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明清时期，北京的贡院担负着直隶和顺天府的乡试与全国的礼部会试，是全国科举考试的中心。贡院里的主试者称为“知贡举”，就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以朝廷有名望的大臣担任。而清代会试的知贡举多在一、二品大臣中选派，满汉各一名。这些主考官，权力很大，就是他们和考官一起决定了一个学子能否成就“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命运。不过，在明清的科举考试中，北京贡院里的主考官们阅卷时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明正德六年（1511）的一次会试，发生了考生闹事的事件，为什么呢？原来这次考试的试题有一道题目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出自《论语·先进》中孔子的一段话，列举了孔子弟子在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中成绩最优秀的10个人。可是，考试后公布的优秀考卷里，却张冠李戴，把四科中的10个人和后世祭祀孔子所配享的孔门“十哲”混为一谈。因为在后世，已把四科中的颜渊尊为“复圣”，与“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及“亚圣”孟子并称为“四配”，地位高于被尊为“十哲”的子路、子贡等10人，又因为颜渊已升为“四配”等原因，“十哲”中的人物及其次第，也与“四科”不同。

显然，在以孔子为“至圣先师”的时代，作为朝廷的主考大臣，竟然把“四科”中的10人和“十哲”中的人混為一谈的卷子，列为优等并公布出来，是个天大的笑话。所以，落第的考生表示不服，就写了篇《颜渊告状文》进行讥讽，并到处张贴，一时间风云骤起，弄得主考大臣们个个缩头藏脸，不敢辩解，但最终也没有更改，直接糊涂到底了，真是误人子弟呀！

考官这样犯糊涂，实在不该。而水平很高的考官因为阅卷粗心闹出笑话，更是不应该。光绪十五年（1889）的会试，主考官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潘祖荫（1830-1890），他得知江南才子张謇参加考试，特命同考官认真阅卷，不要把张謇这样的才子遗落了。到发榜时，张謇却偏偏落第。潘祖荫很纳闷，就去查底卷，结果发现张謇的卷子是考官熙麟（？-1864）初阅批的，就责怪他“不识文理、横加勒帛”，意思是阅卷水平不高，怀疑其从中作梗。但经过核查发现，熙麟初阅时，还是阅誊录卷，不可能认出作者，但他确实向潘祖荫推荐了一张试卷，而这张试卷正是张謇的试卷。只是潘祖荫自己未经细阅，就批了个“不通”从而导致张謇落选了。由此可见，水平再高的人，干工作不认真也会闹乌龙。

再说一说帝师翁同稣。他的学问、名气比潘祖荫还要大，闹出的笑话更不一般。翁同稣倒不是马虎出的错，而是不懂装懂，以错为对，闹了笑话。光绪十八年（1892）的廷试，阅卷大臣们发现一份卷子很好，但对里面的“闾面”一词感到不解，特地签出，以待研究。翁同稣看了以后自信地说：“这两个字没有错。”有人提出，没见过这个词汇，一定是“闾阎”（古代闾巷的门，后用以指平民百姓）的笔误。可翁同稣没有听取这人的意见，反而强作解释说：“我以前见过古人以‘闾面对‘簪牙，这就是根据，怎么会是笔误呢！”并把这份卷子定为第二名。后来拆号来看，发现作者是很有名气的文廷式（1856-1904，近代学者，维新派思想家），就问他“闾面”的来历，他惭愧地说，那是笔误，一时匆忙，把“阎”误写为“面”了。不知当时翁同稣何以应对？当然，以文廷式的文才而论，中第二名当之无愧，但依照晚清时对廷试试卷的错别字挑剔极严的风气来说，这一个错字，如当时被发现，很可能被置于三甲。这也是误打误撞，因为翁同稣的自负，该当文廷式中榜眼。

也有因为考官糊涂加水平低下，根本阅不出卷子的好坏来，但是由于考生的据理力争，严格追究，又得以匡正的案例。清时，云南有个60多岁的举人谢焕章，参加会试后的复试，文章写得很好，义理深奥，文采飞扬。一个姓李的阅卷官，阅卷时不解其意，却轻率地给他批了“文理不通”四字，作为废卷处理，谢焕章因此连举人的资格也被革除。与谢焕章同时参加考试的，还有他的8个学生，他们熟知老师水平很高，听说老师的卷子被当作废卷处理，愤而上书，要求复查。清廷进行了认真的复查，结果发现谢焕章的卷子不但毫无“文理不通”之处，而且讲的道理很深刻，于是立马恢复了他的举人资格。

（责任编辑：北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