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梦　晏杰雄　谭杰　丛子钰　唐诗人　陈若谷

主持人语：

从“全媒体”到“融媒体”，已然由“名”的向度昭示出一种从“总体性”观照到“可能性”迭代的新趋向：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新体验、新感受不断发生，同时在文化、文学版图上显示出渐显的重要性，逐渐以可觉察的多副面孔形塑着文学生产的当下及其向未来敞开的机制和历史建构。本期作者来自依托文学体制的作协创作研究、作家培训教育、门户媒体阵地和现代大学的学院学科批评系统，其就文学生产话题的研究展现出话语鲜明的多义性，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本职地参与了当下文学生产和文学史建构，视角专业又极具辨识性;另一方面，学者脉络的主体性焦虑延伸出当代文学正在经受的内在思想洗礼和外在实践渗透，诸多有待言明的可能性是否指向我们所期望的可被通約的文学的现代越界——在变动的文学关系下，坚守并抵达一种历史与现实的自觉追求和中间状态。

就聂梦谈及的纯文学期刊与文学生产之互动而言，当代文学的文学观念、审美风貌、文体规范等关键问题相继在纯文学期刊上呈现其探索与建构期，并在部分基础性层面为文学的基本形态立法。尽管文学创作与公众阅读之间不再以期刊作为必经的桥梁，纯文学的生产系统依然生产着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这是其他任何媒介无法替代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从期刊的个案研究来获得明证，晏杰雄以文学的经典化确立着文学生产的完美形式和终极抵达，深入探讨了文学选刊与文学经典化在文学生产中形成的互相成就关系。唐诗人则从期刊研究深入策划栏目研究，从期刊专栏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差异性”策展，关注期刊策划对“可能性写作”的横向挖掘和可能性理解，这也促成纯文学期刊与当下多样态文学生产的互惠。尽管文学创作被更多地视为个人行为，谭杰以作协体制下的文学院模式阐明作为文学生产关键一环的作家培养——由创作主体、创作本身以及经由体制平台形成的良性循环，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促进中外文学交流等方面不可替代的活力。丛子钰立足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本身，提示出文学编辑与脑力工作的行业意味，审美劳动相对松散的状态实际约束着他们通过完全机械化生产而带来彻底解放的可能。有意思的是，陈若谷所关注的人类智能衍生物——无论是机器人小冰还是其他人工智能产品，正是以试图在精神生产领域解放人类的“好意”冒犯着人类，小冰的诗歌接受情况连同其他新锐“匿名”的办法，显现出既有语言系统的危险。若文学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一再被科学技术及其所变革的媒介打破，文学的生命力将被引向何种创意和价值，连同不断生长的城市与未来，新的美学觉醒在何处？——这是我们下期将探讨的话题。

——赵 依

文学生产视野中的纯文学期刊

聂梦（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青年评论家）：如果将目光停留在1980年代中期，包括1970、80年代之交，谈论文学生产与纯文学期刊（新时期以来，广义的文学期刊包括传统的专业性的纯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也包括通俗性文学期刊《读者》《青年文摘》等，此外，偏重知识性、学术性的《译林》《读书》，以及近十年来出现的“70后”“80后”作家创办的新锐期刊《最小说》《鲤》《文艺风赏》等也位列其中。这些期刊面貌各异，在文学生产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本文着意探讨的是纯文学期刊与文学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关系，是不需要太多辨析的。那一时期，纯文学期刊是文学生产的唯一重要载体，“纯文学”与“文学”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它们一方面在人们的文学生活、文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通过手中的印刷册本即可获得新鲜的文学信息，一览文学生产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形态的概貌，另一方面对文学史的书写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纯文学期刊的推动、引领下，当代文学进入新一轮的探索与建构期，彼时的文学观念、审美风貌、文体规范等，至今仍然在一些基础层面上为文学的基本形态立法。大量数据可以为上述景观提供佐证：据统计，1957年，全国有文学艺术刊物83种，每月发行340万册，到了80年代中期，文学期刊的种类飞涨到556种，发行总数接近2.5亿册。其中《人民文学》曾发行150万份，《收获》120万份，《当代》55万份。文学史中也辑录着许多纯文学期刊写下的精彩瞬间，如《人民文学》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现代派小说的先导，先锋文学因《收获》《北京文学》等刊物大放异彩，《上海文学》以理论栏目推动寻根思潮的发展，《十月》发起“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钟山》关于“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文学策划等等。随着文学生态和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文学”的外延不断扩充，文学格局、机制日趋庞大复杂，纯文学期刊在整个文学生产中的位置、作用和意义，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到了资本和技术日渐膨胀的今天，显得尤为明显。

关于当代文坛格局，早在十年前就有学者做出三分天下的论断——几十年来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型文学，已逐渐分泌和分离出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文学（或大众文学），和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或网络文学）（白烨：《今日文坛“三分天下”》，《紫光阁》2009年第8期），时至今日，这一论断依然有效。网络文学自不必说，其庞大的体量、超乎想象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十多年来持续、深刻地作用于文学生产和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样貌。隶属于大众文学范畴的畅销书在公众阅读中所占的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文学场域中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以2018年开卷数据统计为例，大冰、六神磊磊、高铭等畅销书作家蝉联历月榜单，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纯文学作家作品，却大多以四大名著的面貌出现，这透视出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当代作家的接受层面上存在的“泛文学现象”：文学的“泛化”，已不再囿于文学书写的泛化，而开始向公众阅读接受、期待、需求方面的泛化延伸。

如果说，1980年代后期市场因素的介入，致使“纯文学”在文学场域中的绝对性优势出现松动，那么随着商品经济浪潮和信息化、媒体化浪潮的轮番冲击，和文学“三分天下”“泛化”局面的日渐明晰，连缀在“纯文学”与“文学”之间的等号已被彻底打破。这意味着，同1980年代相比，如今我们再讨论文学生产的相关问题时，其关涉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纯文学期刊可以覆盖的领域。纯文学期刊与总体的文学生产之间开始隔山隔水，较大范围的通识性认知不一定再适用于对较小领域的细致考察，而小领域中原本一些不证自明的特质，也有可能因大的视野和更多的比照对象而得到相应的凸显。纯文学期刊的商品属性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无论在网络文学、大众文学还是新媒体自媒体写作的视阈内，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都作为一个突出的现象被反复提及，自然而然地，文学期刊的商品属性也就列上了一些讨论的议程。那么纯文学期刊是否具有商品属性？答案大概是否定的。或者说，当下纯文学期刊所表现出的商品特质，并不以文学消费为根本目的，因此也就不应当作为纯文学期刊的根本质素而给予特殊强调，不宜从特质上升为属性。1980年代末以来，大部分纯文学期刊经历了或者仍在经历市场化转型，从办刊宗旨、实践效果等来看，期刊对于读者需求和大众的阅读现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它们所承载的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也具备了商品属性（如被改编、出售IP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载体的纯文学期刊也要在市场的浪潮中以商品自居。事实上，当纯文学从文学中被剥离出来变成单独的一支时，既是一种文学上的区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纯文学期刊的价值彰显绝不仅仅体现在出售、购买、交换等行为过程中，不论这一行为过程被附加了多少文化内涵和意义。

纯文学期刊首先指向的，是一个纯文学的生产系统，很大程度上也是体制化的文学生产系统。由这一系统所型构的文学空间，生产着至今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这是其他任何媒介无法替代的。

以严肃母语写就的、规范丰富活跃的文学表达，涌动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潮，鲜活的文学史料，以编年史形式存在的文学史初稿等，是存储在这一系统中的重要内容。它们的基础、背景、资源均与新文学以来形成的文学传统相对接，因而具备一条清晰的与史同行的文学脉络。而不同期刊在归属于大传统的同时，又因办刊宗旨相异等因素建构着自身的小传统。沿着各自的传统谱系，纯文学期刊在发掘新人新作品、引领引导新的创作倾向方面展现出强劲的推力。近年来，《人民文学》“新浪潮”“90后”专栏和“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等发现并及时推出了一大批当代文坛的重要新生力量，《收获》每年一度的“青年作家小辑”被视为文坛极具权威的新秀展台，《十月》“小说新干线”将对青年作家的推介坚持了近20年之久，至今仍在继续，《作品》致力于打造90后作家的“专项成长计划”，《花城》将目光投向传统作家之外的导演、编剧、媒体人等，寻找文学的新力量……《诗刊》《青年文学》《青年作家》《芙蓉》《山花》《天涯》《雨花》《湘江文艺》《山西文学》《西湖》等刊物对青年作家的推介也不遗余力，展现出年轻写作者引人注目的创作才华与精神风貌。此外，发挥与文学体制其他部分的联动效能，也是纯文学期刊的特色和着力点之一。如《收获》杂志社与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2018清华大学青年作家工作坊即是这方面的适例。

总的来看，新时期以来，凡是在创刊、停刊、复刊、改版等历史变迁过程中保持独立性并延续下来的纯文学期刊，既是新文学传统的守护者，也在彰显自身办刊特色的同时，承担了对纯文学传统的创新和发展。纯文学期刊作为文学生产领域精神层面同社会文化领域精神层面之间的重要联结，其诗学含蕴囊括了新文學传统的延流，同时也秉承了现当代文学一以贯之的文学志向和文学坚守。2018年11月“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上，法国《现在》杂志主编雷吉尔·加亚尔用“期刊诗学”来形容文学期刊特殊的行为方式、存在方式和思考文学的方式，这正是对纯文学期刊精神生产本质属性的审美化表达。

面对社会文化形态和文学生态的改变，许多纯文学期刊积极应对，一方面打开思路，加强抓稿、看稿、改稿的能力，另一方面不断酝酿新举措，加强自身的产业化发展，自媒体传播即是其一。最初，文学走进微信这类热媒介，主要依靠文化公司（如凤凰读书、单读）和一些自发形成的文学社群（如不存在日报）的信息推送，以及个人在朋友圈里的转发，如今，许多纯文学期刊加入到自媒体的行列当中，开设微信公众号与读者互动，如《人民文学》的醒客，《收获》《十月》等文学杂志的公众号等，以此携多方力量，让作家评论家的作品、文学动态、重大活动和事件在第一时间、以更便捷的方式集中得到展现，打造作者、受众与媒介多赢共赢的良性局面。从实践效果看，对于作家和评论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而言，无论是新作、专栏写作、还是微信专稿都能够依托自媒体得到及时、有力的推介，同样一篇文章在刊物发表最多万余册，且阅读对象中常常难以避免消极读者的存在，而在微信的传播中，有效读者的比例大大提升，短时间内的抵达和传播效能都得到了增强;从受众的角度来看，随着公众号和推送的增多，文学的影响力在不可估量地扩大，时时有新读者加入到文学阅读的行列中来;而对于纯文学期刊和地方作协而言，微信号无疑是其工作成果和影响力的一个有效延伸，是新的、更年轻、更活跃的分支。

然而挑战并非只来自外部。一些新变化引发的新问题同时渗透到纯文学生产的内部，对期刊的文学传播效力和组织文学生产的能力提出考验。一个最直观的体验是，写作与公众阅读之间，期刊不再是必经的桥梁。例如近年来，在中短篇创作领域，“直接上市”的现象越来越常见。这些作品集绕开期刊发表、选载、获奖、出版的传统路数，绝大多数作品未经发表便集结问世。它们通常围绕一个主题，由若干短制簇拥而成，文本之间互文互释，最终形成一个结构整饬的整体性言说。类似的现象表明，纯文学生产发表机制的旧有秩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当纯文学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均有新的因素加入进来时，势必要对写作本身，包括刊物的办刊思路在内，构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另外一项考验是，有大量纯文学的新人、新的创作倾向越过文学期刊的助推而野蛮生长。眼下，在青年作家队伍当中，青年作家的来源和身份正在以不可估量的速度扩充和丰富。一方面，传统的、体制内的青年作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化，一大批青年作家正在从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各行各业走到文学写作的道路中来。他们当中有记者、商人、医生、警察、画家、科学研究者和金融保险从业者，还有许多体制外的作家和自由职业者。此外，新媒体，包括网络，也提供了大量优秀的文学写作者。传统专业性文学期刊的选择，同读者阅读（包括专业读者与非专业读者）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许多文学的新生力量溢出了纯文学期刊的视线和触及范围。纯文学期刊若要把握住文学可持续发展资源，仍需不断扩大视野，延伸手臂，在持守的基础上锐意创新。

2015年，全国文学报刊联盟成立时表示，文学报刊和文学编辑是中国文学事业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破解当前文学报刊社工作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需要冷静应对、智慧应对、实干应对。纯文学期刊作为文学生产的重要关节，须不断摆脱既有文学观念的束缚，以坚持文学基本规律和纯文学价值为基础，对文学信息进行甄别、选择和延展，于寻求多方平衡和实现自我突破的过程中，标定新的书写范式和审美境界，唯有如此，纯文学期刊才能在文学场和文学史的横纵双重标尺下，保有旺盛的生产活力，助推起新一轮的文学探索和文学建构。

文学选刊与文学经典化

——以《长篇小说选刊》创刊十年为例

晏杰雄（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文学生产中，经典可遇不可求。在一定程度上，文学经典是文学生产的完美形式和终极抵达。1990年代以来，由于消费文化的主导和电子媒介的介入，文学生产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了，包含期刊发表、出版社出版、影像化书写、网络写作等多样生产方式的并行和互融。在此态势下，过去作家个体劳动和心灵运思的单一生产链条被打乱了。作家创作被商业、技术等外部因素渗入，难以保持精神和艺术的纯粹性，于是有人慨叹这是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经典化的工作也越来越困难了。按照文学界通行的观点，只有保有时间距离的文学史书写才能进行有效的经典化，即时发表的文学原创期刊只具营造文学现场的功用。但近年来情况似有所改观，文学期刊正以积极有为的姿态参与文学经典化，即在用稿上努力起到潜在经典化和预测经典的作用。文学选刊是建基于原创文学之上的，从潜在的“选”到显在的“选”，以某个清晰而严苛的标准，在数以千计的原创期刊和出版物中遴选作品，自然就是经典化的深化了，可谓第二轮经典化。下面我们以《长篇小说选刊》创刊十年（2005-2014）为例，来谈谈今天文学选刊在文学经典化进程中担当的角色和功能。

首先，织构打捞长篇小说优秀之作的“主流之网”。《长篇小说选刊》是“国家队”，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國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系一个国家级权威官方作品选发平台。这样的权威性质，使它在某种程度上需靠拢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践行国家相关文艺政策和导向，倡导丰厚、纯正、具现实主义关怀的“正能量”文学。当然，“主流”的含义不只限于文学权威平台，文学权力不能完全保证作品质量，还取决于对某一专门文体较长时段的整体性遴选经验。《长篇小说选刊》前身是《小说选刊·长篇增刊》，创刊之时已有七年多长篇小说遴选历史。2004年出试刊号，2005年第1期创刊，第一年为季刊，次年升为双月刊，由此成为建国以来唯一具备独立刊号的长篇小说类选刊。一个刊物如同一个人，具备具体的人的气质、禀赋和职业素养。从这个复杂而曲折的创办历程来看，《长篇小说选刊》至创刊时已形成由时间积累而成的杂志传统，具备丰富、可靠的编辑职业经验，对长篇小说业已形成专业的鉴赏能力。

“主流”内涵之外，是《长篇小说选刊》的“捞网”工具性，把经典化落在实践操作上。居于首都这个文化中心位置，处于文学中心地位，使它对当下的原创期刊作品和出版物具有广阔的辐射和探触能力。编辑眼力很准很毒，使其又具有强大的收敛能力，能从浩翰无边的作品海洋中打捞出分量重而鲜活的鱼儿（优秀作品）。值得称道的是，《长篇小说选刊》还采取特别的策略——发动读者，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辐射和收敛功能。从2007年6月始，启动读者推荐作品的办刊模式：“在选发作品的定位上，专家的意见固然重要，但读者的观点却更为我们所重视。……请读者用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推荐你认为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编辑部：《编辑手记》，《长篇小说选刊·特刊2卷》）并开办“读者说话”栏目，成立刊物读书会。这就把专家式遴选拓展到广大读者尤其专业读者的阅读范围和视界之中。相对于海量作品，这也是海量阅读量啊！相当于把遴选工作由正规精锐部队作战上升为人民战争，大为降低了有漏网之鱼的机率。比如迟子建《伪满洲国》下卷刊物原本不打算选登，因读者强烈要求，后还是刊登在2005年3期，免了遗珠之憾。

其次，遴选标准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内在契合。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经典化最直接的方式，创刊伊始，就可明显看出《长篇小说选刊》办刊理念是参照该奖评选标准的，体现出自觉向其靠拢的倾向，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呼应、暗合、声息相通的关系。两者标准比较契合，都强调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都体现反映现实生活的基本功能，都要求作品的大众化和美育作用。如有的学者所言，两者共同践行了一种“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体现现实主义的审美方式和“文化上的领导权”。（任东华：《茅盾文学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65-66页）茅盾文学奖遵循茅盾遗嘱立下的“最优秀”标准，推重史诗型小说，要求长篇小说体现主流价值和正面价值，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揭示时代的本质精神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艺术上倡导多样化之同时，强调作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长篇小说选刊》也是“以选‘好作品这一朴素的择稿标准，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兴盛在刊物上有所体现、有所记录。”（武翩翩：《〈长篇小说选刊〉改刊亮相〈文艺报〉》2006年1月19日）

在刊物形态上，这种靠拢体现为以茅盾文学奖专号和“次文本”展示该奖信息。《长篇小说选刊》专门做了三期茅盾文学奖专号，特刊4卷、5卷为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专号，选登了获奖作品《秦腔》《暗算》《湖光山色》及提名奖作品《圣天门口》，连续两期，超大容量，可谓豪华版盛大展示。第八届获奖作品因之前已全选过了，便不惜做一期提名奖作品专集（特刊10卷），前面用一页刊发5部获奖作品书影、授奖辞，一页展示15部提名奖作品书影，后面正文选登提名奖作品《农历》《遍地月光》，可见刊物有意要把专号做得充分透彻。因创刊在首届茅盾文学奖（1982）颁发的多年之后，无法现选，便有意识地采用书目、旧版书影、表格、资讯等“次文本”体现茅盾文学奖信息，如在专号中以编辑手记等方式传达评奖资讯，06特刊还用一页专门刊登了1976-2004年历届奖的所有书名、作者，出版社和老版本书影，对创刊之前的茅盾文学奖信息做了全面记录，透出接续、传承、弘扬茅盾文学奖审美标准潜在意图。《长篇小说选刊》与茅盾文学奖是否存在隐性内在的联动关系，刊物的主流性和权威性是否对评奖机制存在潜在影响力，评委是否认同入选刊物作品的经典品质从而无形中增加印象分，有待进一步去揭橥和细致分析，但说刊物经典化工作做得成功是令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