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晓红（博士生导师），彭晶坤

一、引言

盈余管理和成本管理是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利润=收入-成本”这一会计等式，盈余管理和成本管理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然而，现有文献在盈余管理和成本管理方面所提供的证据还不足以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成本粘性为研究企业如何进行成本管理这一“黑箱”提供了重要线索[1]。现有关于盈余管理和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洗大澡”、保盈动机对成本粘性的影响[2-4]。然而，“洗大澡”和保盈动机主要存在于具有扭亏为盈、获得配股权等特殊目的的企业中，不能反映上市公司整体的盈余管理情况。盈余平滑现象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中广泛存在，许多公司如微软、通用电气等都倾向于通过报告平滑盈余的方式向外界传递有利信息[5]。管理者可能通过操纵成本费用的手段报告平滑的盈余，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对企业的成本粘性产生影响，而管理者的盈余平滑行为会对成本粘性产生何种影响，还没有被研究者重视。同时，委托代理理论下，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有可能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会降低盈余信息质量，对公司价值将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因此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受到分析师、审计师等外部监管机构的广泛关注[6]。成本费用作为收入的抵减项，对企业的盈余具有重要作用，那么管理者是否会通过成本管理替代盈余管理来满足其自利动机？管理者基于“帝国构建”等动机调整成本费用，从而产生成本粘性，此时管理者的盈余平滑行为是否会减少？回答这些问题对于规范管理层的成本管理行为，提高企业成本管理效率以及监管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2004～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盈余平滑和成本粘性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管理者进行盈余平滑的行为会削弱企业的成本粘性，同时，在成本粘性高的企业中，盈余平滑程度也有所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企业代理成本的增加，成本粘性与盈余平滑间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说明管理者的自利动机是影响二者关系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以我国上市公司中广泛存在的盈余平滑行为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为切入点，不同于以往研究只关注扭亏为盈和配股等特殊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丰富了盈余管理动机与成本粘性关系的研究成果；②研究了成本粘性与盈余平滑的相关关系，不仅扩展了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文献，而且为全面和动态地理解企业的成本管理行为和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③从代理成本的视角研究了成本粘性与盈余平滑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管理者自利动机对二者关系的重要影响，为优化企业内部治理环境、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盈余信息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成本粘性与盈余平滑的文献回顾

成本粘性是指随着业务量的变化，成本的边际变化率在不同业务量变化方向上的不对称性，主要表现为业务量上升时成本费用的上升幅度大于业务量下降时成本费用的下降幅度[7]。Banker 等[8]将成本粘性存在的动因归纳为调整成本、管理者乐观预期和代理问题三个（观点）。其中：调整成本观认为管理者进行资源决策时会综合考虑当期和未来业务量的大小以及现有的生产水平，通常情况下只有当有充分证据表明未来业务量会下降时管理者才会削减资源，因此业务量下降时管理者削减资源的决策会出现延迟，从而产生成本粘性[7]；管理者乐观预期观认为，当管理者对未来预期持乐观态度时，更愿意做出保留闲置资源的决策，因而出现了成本粘性；代理问题观认为，管理者对成本费用的决策基于某种特定的利益动机，偏离企业的最优资源配置而产生成本粘性，但管理者不同的自利动机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不同[3，4]。

Chen等[9]研究发现，管理者“帝国构建”的自利动机会增加成本粘性；马永强、张泽南[10]则发现，为了达到公司预定的短期业绩目标，管理者可能会操纵成本费用并弱化成本粘性。可见，管理者作为企业的决策者会影响企业的成本费用水平，进而影响成本粘性。

盈余管理可以分为“洗大澡”、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小化和盈余平滑四种类型。其中，盈余平滑是管理者通过减少不同会计时期收益的波动性，使报告收益趋于平稳的行为。只要管理者对会计政策有一定的选择权，就会对利润和利润的增长进行平滑处理[11]。管理者可能会基于增加报酬和减少被解雇风险等自身利益的考虑进行盈余平滑[12，13]。Salamon、Smith[14]发现，相比于所有者控制的公司，盈余平滑行为在管理者控制的公司中更为普遍。Lafond 等[15]研究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有效抑制管理者的盈余平滑行为。因此，管理层作为盈余管理的主体，对企业盈余平滑程度具有重要影响。

成本管理和盈余管理作为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核心问题，有助于实现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目标和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要求[16]。管理者是企业成本管理的决策者和盈余管理的主体，对成本粘性和盈余平滑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从应计盈余管理的角度分析了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分析了“洗大澡”和保盈动机等对成本粘性的影响[2-4]。然而，“洗大澡”和保盈动机主要存在于具有扭亏为盈和获得配股权等特殊目的的企业中，不能反映上市公司整体的盈余管理情况，而盈余平滑现象在上市公司中广泛存在，研究盈余平滑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更能揭示盈余管理对成本管理行为的影响。同时，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会降低盈余信息质量，对公司价值具有负面影响，因此受到分析师、审计师等外部监管机构的广泛关注。然而，成本费用作为收入的抵减项，对企业的盈余具有较大的影响，管理者可能通过成本管理决策替代盈余管理从而满足其自利动机，此时，评价企业的盈余信息质量还需要考虑管理者的成本管理行为。现有文献多集中于研究盈余管理对成本粘性的单向影响，鲜有研究关注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厘清二者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全面和动态地理解企业的成本管理行为和盈余管理行为，对提升企业成本管理效率和规范盈余管理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二）盈余平滑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沟通摩擦使管理者在盈余管理中获得较大的操纵空间。黄志忠[17]以1994年底之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发现大部分样本公司都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进行盈余操纵以达到盈余平滑的目的。管理者进行盈余平滑的手段主要有分类平滑、真实平滑和应计项目平滑。其中，真实平滑是指管理者通过构造真实的经济事项以生成平滑的收益流，如通过出售非流动资产和投资项目以及利用衍生金融资产等[18]；应计项目平滑是管理者通过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平滑会计盈余，会计准则赋予的自由裁量权给予了管理者盈余平滑的空间，坏账准备、存货跌价等形式的资产减值损失和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股票投资等是管理者进行盈余平滑的常用变量[19]，而这些会计项目的变动将体现在利润表中的收入或者成本费用上。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的成本费用作为盈余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财务信息相比更具隐蔽性和可调控性，极有可能被管理者操纵以达到盈余管理目标[10]。因此，管理者在平滑盈余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成本费用进行操纵，进而对企业的成本粘性产生影响。

为了达到盈余平滑的目标，管理者需要在企业业绩向上大幅波动的年份“削平波峰”，在业绩向下大幅波动的年份“填平谷底”。Defond、Park[12]发现那些当前业绩不佳、预期业绩良好的企业可能会“借用”未来收益来平滑盈余。管理者可以在经济上升时期吸收大量资源，在经济低迷时期减少资源安排降低成本以实现盈余平滑[20]。例如，企业在业绩较好时通过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以储存利润，在业绩下降时转回这些减值准备以实现盈利目标[19]。也就是说，当企业业务量上升时，管理者基于盈余平滑动机可能会通过资源安排或操纵成本费用的方式来降低报告盈余；而当企业业务量下降的时候，具有盈余平滑动机的管理层可能会通过减少成本费用的方式来提高报告盈余，从而增加了业务量下降时成本费用下降的幅度。由此，业务量上升时成本费用增加的幅度与业务量下降时成本费用降低的幅度将趋于一致，从而弱化了企业的成本粘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管理者的盈余平滑行为会削弱企业的成本粘性。

（三）成本粘性对盈余平滑的影响

成本粘性的存在，一方面意味着企业业务量下降时成本费用的降低率小于业务量上升时成本费用的增长率，这种不对称性也会反映到企业的会计盈余中，进一步导致业务量下降时盈余下降的幅度大于业务量上升时盈余增加的幅度，即成本粘性导致会计盈余表现出非对称性，增加了会计盈余的波动性[21]，从而增加了管理者平滑盈余的难度。另一方面，成本粘性反映了企业高昂的调整成本，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未来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契约调整会引发交易调整成本，根据调整成本动因观，业务量下降时，企业对专用资源进行缩减会产生一系列调整成本，如辞退员工的赔偿金、固定资产清理费用等，从而使得当期成本无法下降很多。同时，考虑到以后业务量上升时重新进行资源配置会产生高昂的机会成本，管理者可能会选择保留闲置资源，从而使得业务量下降时成本费用的下降幅度低于业务量上升时成本费用的增加幅度，因而产生成本粘性[22]。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内部较高的调整成本和闲置资源（如实物资产、人力资本、核心资源、政治成本等）导致企业产生较高的成本粘性[7，23，24]。而这些高昂的调整成本和闲置资源使管理者在计划和控制成本的过程中受到制约，其通过操纵成本费用进行盈余管理的能力也因此受到限制。因此，成本粘性的存在削弱了管理者进行盈余平滑的能力。

现代企业管理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管理者的自利行为体现在多个方面，当管理层通过过度投资、利用职权及其他方式实现增加报酬、谋求在职消费、建立商业帝国等自利目标时[25]，其进行盈余平滑以满足自身利益的动机可能会被削弱。成本粘性反映了管理者进行“帝国构建”的动机[9]，管理者出于增加自身报酬、声望和提高自身地位等目的可能会通过过度投资、并购等方式去扩张公司、构建商业帝国。此时，相比于公司业绩，企业规模的扩张可以为管理者带来更高的报酬和在职消费[26]。因此，具有“帝国构建”动机的管理者更关注企业规模的扩张而不是盈余的波动，其进行盈余平滑的动机也就没那么强烈。因此，在成本粘性较高的企业中，管理者平滑盈余的动机较弱。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2。

H2：其他条件相同时，企业的成本粘性越强，盈余平滑程度越低。

三、样本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以2004～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根据以下标准进行筛选：①剔除了ST 类的公司；②剔除不满足模型计算条件的数据，因为成本粘性的计算要求公司当年的收入和成本同向变动；③剔除了其他数据缺失的观测值，最终得到10703个观测数据。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为减轻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按1%水平进行了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1.变量定义。

（1）成本粘性（Sticky）。现有文献多采用ABJ 模型和Weiss模型衡量成本粘性。ABJ模型是通过对大量数据进行回归，检验成本粘性的存在性和程度，适用于国家和行业等宏观层面的成本粘性测算，无法对成本粘性进行量化处理，不能作为因变量进行成本粘性经济后果的研究。Weiss模型可以通过公司季度数据对公司层面的成本粘性进行量化。因此，本文采用Weiss模型对成本粘性进行量化。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a 为当年最近营业收入上升的季度，b 为当年最近营业收入下降的季度，△Cost 为本季度与上一季度营业总成本的差值，△Sale 为本季度与上一季度营业收入的差值。Sticky 为正值时，说明公司存在成本粘性，其值越大，成本粘性水平越高。

（2）盈余平滑（EM）。参考Lang 等[27]的研究，本文用会计盈余的波动程度与现金流量的波动程度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盈余平滑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I 代表净利润，CFO 代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ASSET 代表期末总资产为第t-4年到第t年的净利润与期末总资产比值的标准差为第t-4年到第t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期末总资产比值的标准差。EM 值越大，表明企业盈余平滑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研究盈余平滑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时，借鉴以往的研究，选取控制变量为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E）、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连续两年收入下降（SUC）、经济增长（GGDP）、资本密集度（AI）和劳动密集度（EI）。研究成本粘性对盈余平滑的影响时，选取控制变量为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成长性（BM）和盈利水平（ROA），并控制行业效应和年度效应。主要变量定义和说明见表1。

2.模型设计。为验证假设1，构建模型（3）：

为验证假设2，构建模型（4）：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和说明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成本粘性（Sticky）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23和0.11，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成本粘性，与孙铮和刘浩[22]、梁上坤[28]的发现一致。盈余平滑（EM）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71 和-0.43，中位数大于均值，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盈余平滑程度总体偏高且在不同公司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他变量的统计值均处于合理范围。

表3是变量的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成本粘性（Sticky）与盈余平滑（EM）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初步验证假设1 和假设2。模型（1）和模型（2）中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6，且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在2以内，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二）回归结果

1.盈余平滑对成本粘性的影响。表4是盈余平滑对成本粘性影响的回归结果。第（1）列是仅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公司规模（Size）、资本密集度（AI）和劳动密集度（EI）的系数显著为正，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E）和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的系数显著为负，与梁上坤[28]的研究结论一致，说明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对成本粘性有一定的解释能力。第（2）列仅考虑盈余平滑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第（3）列则是加入了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2）列和第（3）列中表征企业盈余平滑程度的变量EM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盈余平滑程度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显著的削弱作用，假设1得到验证。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 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表4 盈余平滑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2.成本粘性对盈余平滑的影响。表5是成本粘性影响盈余平滑的回归结果。第（1）列仅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公司规模（Size）、成长性（BM）和盈利水平（ROA）的系数显著为正，财务杠杆（Lev）和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的系数显著为负，符合理论预期，说明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对盈余平滑有一定的解释能力。第（2）列仅考虑成本粘性对盈余平滑的影响，第（3）列为加入了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2）列和第（3）列显示，表征企业成本粘性水平的变量Sticky 的系数为负，且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企业的成本粘性对盈余平滑程度具有抑制作用，验证了假设2。

3.进一步分析。上述回归结果表明，成本粘性和盈余平滑之间存在相互抑制关系。由前文的分析可知，当管理者有增加报酬和减少被解雇风险等自利动机时，其可能通过操纵成本费用的手段进行盈余平滑，因而成本粘性被削弱；而当管理者具有“帝国构建”动机时，企业的成本粘性会显著增强，而成本粘性的增强会限制管理者操纵成本费用的能力，进而抑制其盈余平滑行为。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可用下图表示。因此，本文认为管理者的自利动机是影响二者关系的主要原因。

表5 成本粘性对盈余平滑的影响

成本粘性与盈余平滑的关系图

本文选取代理成本作为度量管理者自利动机大小的变量，当企业代理成本较高时，公司治理效率和内部控制效率都会下降，管理者采取自利行为的概率更大[29]。参考吴育辉、吴世农[25]的研究，以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代理成本，根据企业代理成本的中位数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分组回归，检验不同代理成本水平下，成本粘性与盈余平滑的负相关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如表6所示，在代理成本低的公司中，模型（1）中EM的系数和模型（2）中Sticky的系数均不显著；在代理成本高的公司中，模型（1）中EM 的系数和模型（2）中Sticky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表明，成本粘性与盈余平滑的负相关关系主要表现在高代理成本的公司中，进一步证实了管理者的自利动机是影响二者关系的主要原因。

表6 不同代理成本水平下成本粘性与盈余平滑的相互关系

（三）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本文研究成本粘性与盈余平滑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检验中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参考汪炜、袁东任[30]的研究，采用审计费用（AuditFee）作为EM的工具变量，对模型（1）进行2SLS 回归分析。表7为回归结果（受篇幅限制，表中未列示全部控制变量），第二阶段回归中，EM 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前文检验结果一致。因此，在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假设1仍然成立，增强了实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表7 盈余平滑对成本粘性影响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2.滞后一期。由于目前文献对于成本粘性的工具变量的选择问题尚未达成一致观点，因此为解决模型（2）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检验成本粘性的滞后效应是否会对企业当期的盈余平滑程度产生影响。检验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成本粘性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前文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限于篇幅，结果并未列出。

3.盈余平滑变量替换。参考李青原[31]的研究，使用营业利润替换净利润，采用第t-4到第t年的营业利润与期末总资产比值的标准差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期末总资产比值的标准差之比的相反数重新衡量企业的盈余平滑程度，实证结果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限于篇幅，结果并未列出。

五、研究结论和建议

本文研究了以成本粘性为代表的成本管理行为和以盈余平滑为代表的长期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管理者进行盈余平滑的行为会削弱企业的成本粘性，同时，成本粘性强的企业中，盈余平滑程度有所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企业代理成本的增加，成本粘性与盈余平滑间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管理者的盈余平滑行为对成本粘性具有削弱作用，导致其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成本管理效率，因此，在评价管理者的成本管理行为时，还应注意控制盈余平滑行为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第二，成本粘性抑制企业的盈余平滑程度，在评价企业盈余信息质量时，除了关注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还应注意到成本管理行为对会计盈余的重要影响。第三，管理者自利动机是影响成本粘性与盈余平滑关系的主要原因，管理者可能基于不同的自利动机在成本管理决策和盈余管理决策中进行抉择，因此，企业应强化公司治理、降低代理成本，实现成本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盈余管理行为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