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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我对童年的最好待见(创作谈)

2019-05-13阿贝尔

滇池 2019年5期

阿贝尔

如果要问我为什么写作,或者说为什么走上写作之路,我会明确地说是因为童年。

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散文集)《隐秘的乡村》差不多都是写童年、写出生地的。之前,属于纯粹爱好的阶段,已经写过多次、写废过多次。我手头正在编辑一个写童年的小说集,叫《1976年的广播》,收录了我近年写的 6个中篇 3个短篇,其中就包括这次在《滇池》发表的《不被待见的孩子》。我是上世紀 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应该说距离童年很遥远了,童年以后又有了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而今还在写童年似乎有些说不过去。然而,事实就是这样,这篇《不被待见的孩子》并不是什么旧货,而是去年初夏写成的。

我已经在一些场合谈过,我这辈子爱上文学、选择写作跟童年有关。说肯定一点,童年是我写作的唯一起因。这个起因是经得起分析的。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专制的父亲——父权,他对我整个童年的压制一直到青春期才结束。事件与一种近距离的关系结束了,但精神与心理的阴影仍在。写作便是我对独立、自由、自尊的渴望与行动。在上面提到的小说集的每一篇小说中都有一个让人害怕的父亲形象。这个形象不是虚构的,它来自我童年真实而生动的记忆,并引申为总是包含着恶的至高而愚昧的权力。《怀念与审判》这篇被看作我的成名作的散文对这种父子关系交待更为清晰,也更具隐喻和象征。

第二是我有一位如普希金的外婆一样的外婆,我的整个童年都有她的故事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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