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椰子

近来，一批气质鲜明的地域电影，揭开了贵州的神秘面纱。

《无名之辈》《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四个春天》《麦子的盖头》《合群路》这些已经上映或将要上映的电影，将社会更迭、文化混生和个人故事融合，为人们勾勒出一幅安逸又极具野性气息的贵州乡土画卷。

由于缺乏明确的标签，贵州曾经远离大众视野，但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中，贵州不断地制造惊喜，从经济落后省份跃升为蝉联两年GDP增速第一省份，那些群山之间架起的高桥，那些穿过绵延山岭的隧道，以及镶嵌在翠绿山谷里的天眼，都在向世界重新定义贵州。

近两年，贵州也在文化领域迎来了它的春天。贵州电影的新浪潮正在酝酿，毕赣、饶晓志、陆庆屹等本土导演开始编织各自的贵州故事，2018年末至2019年初，他们集体涌现，站到了舞台的正中央。

夜里的风吹过山间，吹过不知倦意的人们的脸庞;打完麻将后安逸闲适地穿过热闹夜市—因为有这样的本土生活体验，他们了解贵州人的怡然自得和粗粝生猛，因此能够在银幕上表现出那种喧闹的烟火味和浓烈的人情味。

毕赣是吹响贵州电影号角的第一人，2016年的《路边野餐》将神秘湿热的凯里带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

在一些北方电影中，故事总绕不开工厂、煤炭、冬天、铁路、县城、犯罪等元素。资源密集型城市转型带来的社会阵痛，使得影像中的北方往往呈现出荒凉萧瑟的景象。

从《路边野餐》到《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赣镜头下最多的颜色是绿色，这是凯里的颜色。位于黔东南的凯里终年受亚热带季风的影响，雨季到来的时候，城市和群山都笼罩在氤氲之中。

疯狂生长的植被，葱郁浓密的山林，农业主导的半现代小镇，弥漫的水汽，电影里的环境几乎和现实中贵州的景观一样。这是毕赣对贵州的解读，他用凯里、镇远以及一个虚构而生的荡麦串连出他诗意的梦呓，也毫不隐藏地展现着乡土的气味和与时代变化格格不入的主人公。

饶晓志拍摄《无名之辈》的缘起是乡愁。在参加完爱丁堡戏剧节回程的飞机上，酒精和尧十三演唱的《瞎子》里久违的乡音唤起了他对故土的情感，他想起了那些生活在远方的贵州山民，也想起了那群在家乡的无名之辈。用饶晓志自己的话表述就是，“这些小人物，经历再多苦难，都嘻嘻哈哈”。

他看过家乡太多皱巴巴的人生，明白这个社会更为广大的真实，分布在广袤的农田上、工厂的车间里。于是他和主创团队回到电影故事主角的饰演者章宇的老家—贵州都匀，用多线叙事的手法拍了《无名之辈》，四条黑色荒诞故事线共同构成一个主题：一群小人物如何“拿回”自己的尊严。

如果说毕赣的电影是由镜头吟诵的诗歌，饶晓志的电影写满黑色幽默，那陆庆屹的电影便是一本记录父母诗意生活的日记。所谓的《四个春天》，就是15歲便离家漂泊的他，春节返回贵州独山的四个年头。

最开始，他的影像只是用作保存共同度过的家庭时光，它真实地记录着黔南小镇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探讨了时间这一永恒命题。交通不便以及多山的环境，使得生活在贵州的山民们形成了一种安土重迁、怡然自乐的生活态度，他们在山间田地里劳作，唱山歌、打野菜、做香肠、种花草，对生活有一种不以为意的付出、毫无抱怨的知足，他们与生活相处的方式和对待时间的态度令人动容。

侯孝贤曾评价，台湾电影之于华语电影的价值乃是“边缘”，“只有在边缘才能看清中心，在边缘总会思变，实验性会比较强”。贵州电影与此也有相似之处，对于创作者而言，“边缘”更利于影像的探索实验。

本土创作力量喷薄而出，带着对家乡的眷恋回到曾经滋养他们的土地上，在这创作的富矿中自由地探索生活与艺术的关联，雕刻描绘着贵州本土的人生百态。一如贾樟柯之于山西，万玛才旦之于藏区，侯孝贤之于台南，他们把一群人、一座小城带到观众的视野中，让具有偏远、闭塞、神秘特质的贵州逐渐成为光影里的异域空间。

而对于观影者而言，大城市语境下的银幕表达已司空见惯，当人们对冰冷水泥浇灌的筑梦温床呈现出疲态，逃离感渐增，便渴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这些远离大都市、远离繁华的贵州故事所体现出的真实、温暖和野性，正好满足了观众对于“外面”世界的好奇和打探。

贵州电影浪潮从边缘掀起，它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量涌动、澎湃，翻滚着奔向北京、上海、台湾、戛纳，奔向每一个不曾了解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