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个体命运民族命运结合的命运大智慧

2019-05-12姚站军张繁荣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2期

姚站军张繁荣

摘要：自个体到民族的死亡伦理弱式生存论智慧表达了当代中国命运大智慧建构的死亡伦理精神智慧。遥想国家先贤英烈具有死亡伦理智慧，近思当代死亡伦理具有民族精神不朽。当代中国纪念英烈先贤的死亡伦理精神智慧实质是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有机结合的死亡伦理智慧。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有机结合的死亡伦理智慧也展示了当代中国国家战略决策的实践智慧。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有机结合的死亡伦理智慧也体现了作为国家命运智慧的正道智慧。

关键词：民族存亡战略;死亡伦理智慧;当代中国;命运大智慧;实践精神

中图分类号： B82-02;B821;B82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2.0017

当代命运大智慧作为中国实践舞台甚至世界实践舞台的破解生死存亡挑战的实践智慧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创新了死亡伦理智慧观及其核心范畴，是面向个体到民族的重大现实命运前途问题的命运智慧。以当代中国生死倫理智慧（特别当代中国弱式生存论的死亡伦理智慧）为代表的命运大智慧对西方存在主义思想破解，追求东方智慧并行于西方智慧，其指向推动新时代大启蒙。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代中国哲学智慧建构破解生死存亡的命运大智慧能超越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哲学智慧，比如伦理智慧和审美智慧融合的当代中国大生命命运智慧。单就破解死亡命运的伦理智慧或道德哲学智慧而言，当代西方有些学者也已经发现了海德格尔死亡哲学智慧的这方面问题，就如“海德格尔认为，唯一真实的死亡是人自己的死。为别人而死，他写道，只不过是‘牺牲自我而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别人的死亡是次要的，自我的死亡才是主要的。……这样理解死亡是错误的，在道德上也是有害的。恰恰相反，我认为死亡正是通过别人的逝去而来到我们的世界里，无论是父母、伴侣或孩子这样亲近的人，还是那些远方的死于饥荒或战争的陌生人，都是如此。我之所以害怕自己死亡，首要原因并不是与死亡的联系，而是经历悲痛与哀吊时的那种生存被分解的感觉。”[1]这些学者虽然发现了海德格尔这方面的不足，但没有进行破解这方面不足的死亡伦理智慧的系统思考，更是缺少对于这方面问题的专门研究以去弥补或超越其不足;可以说，我们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对命运大智慧的建构正好破解了海德格尔死亡哲学智慧这方面的问题。单纯就哲学的时间智慧维度而言，当代中国有些学者也已经力求破解并超越海德格尔的局限性，其指出：在海德格尔那里，借助时间性的思维范式，欧洲主客体对立的哲学传统被“上手”的锤子打破，理性的权威湮灭在感性的‘烦、‘畏、‘死之中。因此说，海德格尔利用时间性维度掀起了一场存在论革命，改变了人们的哲学思维方式，其意义极其深远。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海德格尔用时间解释了存在，但是对时间本身的阐述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2]事实上，通观海德格尔抽象存在主义时间观理解的缺点根源就在于没有把“对时间本身的阐述”或者说对时间的理解与当代人类生存现实状态及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而马克思第一个将几千年来哲人们从感性对象化物象之多背后拖出的绝对本质（第一性的物质或者理念）向下归基和消解为历史性的社会实践。”[3]就当代破解生死存亡的命运大智慧对于时间观的创新而言，不仅仅是抽象存在论叙事的丰富，而且是在于紧密联系破解当代中国甚至当代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实践中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人类社会命运问题、民族存亡问题、组织生命力问题、政党腐败治理问题、产业兴衰问题、个体健康问题、老龄长寿问题、人生幸福家庭美满问题等诸多问题）的知识更新与心灵滋润有机结合的实践智慧的实质创新。国内《哲学研究》时任主编谢地坤研究员于2017年2月25日在《哲学分析》上发表的《从〈哲学的慰藉〉谈起》一文说：“哲学不仅要教人生存智慧，更要指导人们如何面对灾难时安身立命。这是哲学的根本所在，也是哲学的发展趋向。”命运大智慧的大哲学智慧视域既包含生存智慧，而且重点具有“如何面对灾难时安身立命”和安心立命的大智慧。当代命运大智慧既可以直接教人智慧，还可以通过指导人具有面对灾难或致命性灾难甚至死亡风险的挑战的智慧，当代生死命运智慧中的死亡伦理智慧体现辩证智慧和人道智慧结合的命运大智慧的大哲学智慧。

比如针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沉沦论的个体生命的慢性死亡风险陷阱，当代生死命运智慧中的死亡伦理智慧从个体到民族的向死而生的激励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在于不断破除我们生命世俗庸俗导致的沉沦，这种沉沦的世界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沉沦世界，更在于个体内心深处及其精神世界的沉沦，后一种沉沦更可怕，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难以发现和察觉，更值得当代死亡伦理意识的时刻警惕。“我们将尝试更中肯地阐释沉沦着向死亡存在亦即在死亡面前闪避，从而确保向终结存在的充分的生存论概念。”[4]305显然，我们需要突破必然走向死亡的“沉沦”，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更中肯地阐释”而已。海德格尔事实上就是中肯地阐释“沉沦之避走倒是起因于畏，而畏又才使怕成为可能的。……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4]225“因为有所畏作为现身状态就是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开展活动与开展的东西在生存论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展开的东西中，世界被作为世界展开了;‘在之中作为个别的、纯粹的、被抛的能在展开了;而这种一而二、二而一的情况就表明得很清楚：畏的现象已经使一种别具一格的现身情况变为阐释的课题了。”[4]228-229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虽然认识到了生死存亡课题的必要性甚至重要性，但是只是满足于把这样重要的课题当作阐释性的课题（“阐释的课题”）而已，并不能达到其作为真正哲学家的使命不仅在于阐释世界（例如生死存亡阐释），而且在于改变世界（例如破解当代生死存亡难题的命运大智慧）。破解当代生死存亡难题的命运大智慧中的死亡伦理智慧从个体到民族的向死而生的激励对于民族大生命而言，需要民族精神的不断创新激励，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之“呐喊”就重在拯救可能沉沦的民族精神世界。哲学的时间智慧维度也并不能简单地把时间的理解拘泥于狭义的哲学视野，既需要文史哲的综合创新视域，还需要广义哲学视域中的比如伦理学的时间智慧维度的深化，比如美学的时间智慧维度以及伦理审美融合的时间智慧维度的深化。“作为范本的存在者是什么？它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优先地位？”[4]9“观看、领会和理解、选择、通达，这些活动都是发问的构成部分，所以它们本身就是某种特定的存在者的存在样式，也就是我们这些发问者本身向来所是的那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4]9-10当代生死命运智慧中的死亡伦理智慧不仅可以吸收海德格尔死亡智慧思考的某些存在哲学方法论甚至某些中国学者的西方哲学范式借鉴论，而且需要由狭义的时间观方法论范式论发展为广义的时空观方法论范式论，或者说本课题的死亡伦理智慧观是大人生、大生命、大命运的生死伦理智慧。的确，海德格尔甚至探讨了时间相对于空间的所谓优先：“本真的时间本身，它的由接近的切近所决定的三重达到的领域，是先于空间的地方”[5]，但是，这恰恰更加见证了海德格尔狭义的时间观方法论范式相对于广义的时空观方法论范式论的优先的局限。事实上，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叙事始终难以达到真正的大哲学、大生命、大命运的境界。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在阅读某些中国学者之前对于海德格尔的超越思考与某些中国学者比如以上引用观点有部分不谋而后而已，但是笔者并不完全认同如《时间理解论》之作者等中国学者对于海德格尔时间哲学贡献的评价，笔者认为，海德格尔不仅用时间解读存在有所创新，而且对于时间理解新颖主要也在于用存在解读了时间的新颖性，比如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既不是在‘主体中也不在‘客体中现成存在，既不‘内在也不‘外在，时间比一切主观性与客观性‘更早‘存在，因为他表现为是这个‘更早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本身。时间究竟有没有一种‘存在？如果没有，那是不是一种幻象抑或它比一切可能的存在都‘更是存在者？”[4]491-492但是，海德格尔的存在本身不是现实生活存在或实践世界存在，这也是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世界观的实质区别，这也决定了他对于时间理解的创新局限性无法突破。

我们既需要基于死亡解读的狭义生命视野（生理生物意义、医学意义理解的生命死亡，比如一个人死亡或一朵花凋谢），也需要突破狭义视野到基于广义视域解读死亡，即在大生命视域中理解死亡（比如封建社会的死亡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死亡、一个家族企业的死亡或一个股份企业的破产消失、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灭亡）。当然基于死亡的解读也可以分为基于自然死亡（不可以抗拒的自然规律）的解读和基于风险死亡（破坏或者说违背自然死亡的其他死亡）的解读。就道德行为（伦理行为）而言，伦理主体不仅要有行为能力，而且其被迫而做出的行为也难以是道德行为。死亡伦理智慧对于个人而言，需要将各种挑战压力转化为动力之人生伦理智慧甚至是人生实践大智慧。对于国家或组织而言，需要破解各种风险挑战在改革之力度、发展之程度及社会之可接受度等综合协调中防止致命性行为伤害民族国家或组织的可持续生存。“生死存亡…命之行”（《庄子·德充符》），而且就命运而言，生死存亡的命运（生死命运或存亡命运）为关键，就命运之理而言，伦理之理为核心，命虽然有定数或者说有一定的客观前提基础或客观条件环境，但是“时来运转”就意味命运之运可以改变，命和运在一起就是定力和创新的结合，命运伦理就是合乎人道健康的生命定力和生命创新的结合之理，人的生命的死到生或生到死，需要生命的定力对抗趋死、推迟死亡和延续青春，也需要生命创新促使新陈代谢而超越死亡，甚至创造死而后生或起死回生的奇迹或实现死而不亡的境界。死亡之伦理当然是生死命运之伦理的重要方面，其肉体虽死，但精神不死，身体虽亡，但道德不亡的死亡伦理的人格可以永恒。因此也可以说，死亡伦理实质就是死而不亡之伦理，死亡伦理智慧就死而不亡之伦理智慧。“死亡哲学中有肉体之死与灵魂之生，灵魂精神之死与肉体之生的学说，正如‘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当代中国著名诗人臧克家诗）中前者是肉体之死;‘有的活着，他已经死了（臧克家诗）中后者是灵魂之死。肉体之死并不能阻碍伟大的道义、事业和思想的不朽和永生，正如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马克思之死而死，毛泽东思想也没随毛泽东逝世而与世绝亡。对死亡伦理目地性价值的研究能使我们看懂为什么有的人临死是如此安详，而有的人临死是如此慌恐不安;有的人的死是如此伟大庄严，重于泰山，永垂不朽，而有的人的死是如此可卑可笑，轻于鸿毛，遗臭万年的现象。”[6]死亡伦理精神主要是体现了“肉体之死并不能阻碍伟大的道义、事业和思想的不朽和永生”，有的人虽然肉体已经死了，但是这些人的精神却不朽，即其精神生命还活着。当代中国由个体到民族的死亡伦理精神主要涉及個体命运与民族命运有机结合的智慧思考的相关问题，其既涉及到个体生死的人格尊严，也涉及到民族存亡的国格尊严。民族战略意义的死亡伦理精神体现了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有机结合的命运大智慧。

一、破解民族存亡的命运大智慧具有死亡伦理精神智慧——当代中国从个体到民族的死亡伦理弱式生存论智慧

伦理智慧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精神力量，也作为维系民族生死存亡命运的国家命运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生动体现。当代中国美好命运的建设需要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励精图治、开拓创新。特别是其与时俱进的核心价值精神本身显示出强大的创造力。在空间影响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人民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的依据，向全世界表明了社会主义中国所坚持并为人民大众所认同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价值观点。在时间影响方面，当然这些价值理念和价值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最根本在于其活的灵魂的精神因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这种精神因素的主要内核。”[7]当代中国命运大智慧建构民族存亡意义的死亡伦理智慧体现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忘国家民族命运历史，着力培育和弘扬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精神进一步激发中国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开辟更加和谐美好的未来。国家存亡命运于民族维度的死亡伦理而言，不能忘记历史上民族存亡的国耻，当代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命运的担当使命离不开当代死亡伦理智慧缅怀过去、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考。即使书写西方智慧的西方思想家罗素在《玄想与逻辑》一书中说：“过去和未来都必须像现在一样得到真正的承认，而从时间的奴役下获得解放，实质上就是哲学思想的解放。”[8]当代死亡伦理智慧的时间维度的哲学智慧需要立足当代不忘历史且面向将来的战略思索。当代中国死亡伦理的弱式生存中心论智慧思路也可以启发中华民族存亡战略的建构。当代中国展现生死与共的道德情怀的死亡伦理精神也表达存而思亡、有备无患、居安思危的战略智慧;烈士纪念日、国家公祭日的创建等重大决策体现当代中国民族意义的死亡伦理战略智慧，这种民族意义的伦理情怀和战略智慧能促使当代中国之人心凝聚。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对于死亡伦理精神的民族建构可转化为当代中华民族巨大的奋斗动力及中华民族当代领导力建设的实践智慧，而且这种精神智慧正激励着华夏儿女和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个体到民族的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建设本质上是为了由国人个体小生命的身心健康安全到民族的大生命的身心健康安全。而当代中国意义死亡伦理战略建构的弱式生存论智慧就是在生的状态中时时有对死的敬畏，从而对各种风险甚至致命性的潜在风险也能“有备无患”。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的当代中国，如“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智慧就是这种智慧的体现之一。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先见之道或先见之明，而尤其在智慧对于当代社会的各种战略博弈中，谁能把握先机就是特别关键的。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存亡在当今总体上和平发展的时代（实质上仍有各种挑战）也需要经常在战略上把脉问诊，做到不忘历史的教训。中国意义的死亡伦理智慧在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有机结合的时间维度体现为“治未病”的当代大命运智慧。《中国大呼吸》一书的卷首语中说：“中国不高兴，或很高兴，只是外在的表情;呼吸，换气，才关乎生命内在的脉动与气象——中国大呼吸，屏息迎变的一刻！中国大呼吸，吐故纳新的一瞬！”“小医治形，中医治气，大医治神。”[9]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关子尹则对中西医的比较认为“西医以广义的自然科学为本位，其经验比较能客观化地构成准则，其分解的观察以有利于局部性研究的发展;再者，在分解的基本原则下，西医针对性强，在突发事件上，西医的治疗较为立竿见影，单就这一点而言，在可见的将来，大概都会居于主导地位。至于中医……看似玄妙的基本概念中却有许多是值得西医参考的。如治疗的最后对象是人而不是病，注重病体的整体平衡，处方用药配伍时，也充分体现平衡的观念而使副作用减少等。明白这个道理，则中西医双方便都需要给对方起码的尊重。由此可见，国内近几十年，乃至于本港最近兴起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便正代表了两个认知系统和两个世界观的沟通。这些观念上是十分值得鼓励的。”[10]当代中国倡导的死亡伦理智慧不仅体现了以上空间维的整体平衡观，而且主要体现类似于中医哲学的“治未病”的时间智慧观。事实上，就当代中国意义的死亡伦理智慧而言，对于死生命运的伦理思考不仅仅是事后治理（比如对不健康状态已经露于形、察于色及失于神的治理），而且追求具有远见战略性在可能出现以上健康隐患时就开始建设民族大人生、国家大生命精神，使得精气神一体的大生命长青。就国家存亡命运的民族维度思考死亡伦理建构而言，也特别不能忘记历史上面临过和经历过的民族存亡的国耻（例如“东亚病夫”的耻辱、南京大屠杀等被集体屠杀的耻辱甚至中华大地被战火毁坏得几无健康的肌肤）。立足当代，缅怀过去和走向明天，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命运担负的道德责任离不开死亡伦理的代际思考。笔者建构的当代中国意义的死亡伦理的弱式生存中心论智慧思路，主要有助于启发中华民族存亡意义的战略智慧建构。

正如有的学者认为“伦理精神的真理性体现了个体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11]当代死亡伦理精神也向我们展示了个体生死命运与其普遍本质之间（如民族存亡命运或人类命运共同体存亡）从原始的依赖到分裂对立、最终达到统一和谐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代中国倡导的死亡伦理精神由个体层面到民族层面悼念死者、警示生者，体现了对无辜死者或无辜死亡的民族同胞的痛心、对伟大死者或者说为伟大的民族事业而献身牺牲的民族英烈的敬仰。“一个人的一切尽管微不足道，如太空中星光时隐时现。但他却证实了星空的万古长存。能够通过对死亡的思索，深深理解其中意义的人，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坦然地告别人生。”[12]对于个体而言，死去的尸骨终究会腐烂消失，甚至埋葬的坟墓也会磨蚀无踪，一生的财富和快乐也会随时而迁，然而突破个人生死，对于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每个人的生死意义更可以神圣地感受到。当代死亡伦理对死亡尊严的建构也不应该只仅限于个体生命死亡，个人的命运应该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甚至全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联。国家存亡命运就民族维度的死亡伦理建构而言，时刻不能忘记历史上面临民族存亡的国耻、需警钟长鸣时刻不忘国格尊严塑造。就个体生命而言的尊严死在某种意义上也还只是较低层次死亡伦理道德要求的，这只是一种被动的死亡伦理意义，如果一个人的死的尊严仅仅在于保持自己的面子那还是“道德银律”，如果自己的死能保住更多的人的尊严，如果尊严能超出面子的含义提升到神圣的死，为了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尊严而死，哪怕死的时候很痛苦，或者死的方式很残酷（例如遭遇不人道的血腥而死）甚至一点“形式尊严”都没有地死去了，但是其死的时刻“形式尊严”已经不重要，根本在于其真正的尊严属于其精神生命不死的尊严，伟大的人们在内心深处深深敬仰他们，即实现了死亡的“道德金律”。当代死亡伦理精神也体现了当代中国捍卫祖国正当权益的大无畏的胆识，正如笔者在江苏宿迁的彭雪枫纪念馆考察参观时看到陈列于该纪念馆公园的中国自己曾经研发制造的导弹头（原二炮部队捐赠，二炮即是现在的战略火箭军部队）上写的“这个军队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真正的铁军必然是敢于亮剑之军，哪怕面对看似优越于自己多倍的表面“铁老虎”实质“纸老虎”也敢于亮剑，哪怕面对直接要挟于可能算计于自己多倍的直接“铁苍蝇”实质“纸苍蝇”也敢于亮剑。军旗之所以能激励斗志敢于亮剑，关键在于这面军旗所代表、所象征的力量无穷无尽！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指挥枪，枪杆子里出政权，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其根本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军民既能共建也能融合，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力。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是既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而且能大公无私地指挥军队为最广人民群众服务。遥想一代伟人毛泽东曾经为何在自己的生日却想到了为革命事业、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事业牺牲的许多伟大的战友和同志？这难道不是死亡伦理智慧的精气神在感召一支当代中国有胆有识的人民军队队伍？当代中国死亡伦理精神建构需要常常回归到中华民族历史语境中体验和警醒，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就是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中华民族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万众一心自觉抵御外辱。“否定民族意识，抛弃民族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身心健康的问题，而且是一种政治病症。”[13]死亡伦理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建构离不开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构筑，尤其离不开中华民族伦理文化之根的建设;死亡伦理精神文化建构时刻警醒当代中国民众不忘民族历史的死地，时刻不忘自强不息，但是这种自强不息是以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厚德载物为基础、为前提，当代中国意义的死亡伦理精神建构一方面激励当代中国人不忘国耻，不断振兴祖国和推动民族复兴事业，一方面修大德保民安，反对任何侵略战争和破坏和平，时刻以人民幸福为宗旨。可见，当代中国倡导的死亡伦理精神在民族智慧意义上凝聚了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感召力，是当代中华民族精神智慧家园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智慧意义上的死亡伦理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象征性精神。为了国家或民族尊严而死的烈士先贤们对于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建构而言，体现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用中国传统优秀死亡伦理思想来表达就是“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14]

当代中国民族精神中包含了深刻的死亡伦理精神，意味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牺牲的人民英雄死而不亡、道德不朽、精神不死。当代中国死亡伦理智慧也意味着可持续激励当代中华民族和当代中国人悼念先烈、不忘国耻，从个体到民族激励救亡图强的精神意志。中华先烈精神已经注入了当代中国的血脉。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灵魂，成为当代中国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对烈士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死亡伦理价值观。当代国家缅怀烈士的死亡伦理建设体现了从个体的国民情感到民族的国家责任。一个不忘先烈的民族，一个敢于表达真实情感的国家，更能赢得尊重，也必然更有希望。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设立烈士纪念日。2014年9月30日是中国设立的首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共七位政治局常委及其他高层均参加了纪念活动。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建构在国家战略层面强调国庆勿忘祭英烈，同时重视烈士纪念日而不铺张浪费的伦理德行，大大激发了新时代中国国民的爱国情怀。当代中国缅怀烈士、祭奠先贤，这些行为本身在民族意义中包含了丰富中华伦理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中华死亡伦理文化及其精神。对智勇双全、道德崇高的已亡烈士先贤们的纪念，是民族命運共同体强大的精神纽带，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人心凝聚的历史基础。缅怀先烈实质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牢记中国民族伟大统一事业的使命。举国缅怀为创建新中国做出牺牲的烈士们，包含着对当代中国现实的期许和更高追求。而且，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实践建构中的缅怀烈士活动中的烈士名单跨越了当年党派的界限，还增加了在“反恐”斗争、抗击“非典”、保护珍稀动物，甚至维护世界和平中牺牲的战士、警察、医生、环保人士……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实践的新内涵和新视野体现了那些具有不避艰险、忘我无私的精神，为民族复兴、人民福祉、国家富强而英勇奋斗的各行各业中的人民群众都可以成为时代英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当代国家死亡伦理建构，从个体到民族必将凝聚起巨大的力量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人民英雄或者说在革命和保卫建设改革事业中牺牲的先烈们“死得其所”的死亡伦理的当代建构，可以理解成为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甚至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体现了先烈英雄们的“小生”相对于中华民族甚至人类社会的“大生”来说是“弱式”的，“死”终究是为了“生”的价值更好、更大实现。为真正实现持久和平，死亡伦理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中华民族在面对外强和“霸权”主义的侵略性挑衅甚至直接军事压力时，若外基于爱好和平的全球民族联盟，内基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伦理精神和战略远见，则何惧之有？！以弱式生存中心论的死亡伦理智慧缅怀英烈，还可以从当代人的更好生的前提不要忘记先烈们的死的维度得到论证或解读，当代中国人的“生”不能一味只顾自己当下的“生”的舒适与放纵而忘记当代中国的美好生存生活环境是用先烈们的血汗甚至伟大的死亡（牺牲）换来的。当代中国倡导的死亡伦理也意味着对先烈们伟大死亡的深刻记忆和永远惦记。当代中国人对自己一代的弱式生存（不是把前辈留下的宝贵遗产无节制地强力挥霍，而是有节制地合理消费遗产以图更好的生存），一方面是为了让先烈们死得更有价值，死得更安顿，死得其所，能激励当代人珍惜当下，不忘过去，鼓励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时刻不忘先烈们复兴中华民族的遗志，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后代子孙活得更持续、更安康，如果我们的强式生存给我们的后代人带来没顶之灾，那我们这一代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该对历史负责，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我们应该对民族自身甚至人类自身的生死存亡命运担负起高度的责任，民族存亡的战略离不开死亡伦理的代际责任，也离不开死亡伦理应当建构的弱式生存中心论智慧思路。

当代中国民族命运智慧意义建构的死亡伦理精神意味着当代中国烈士纪念日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记忆的精神唤醒，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的伦理激励;当代中国死亡伦理智慧建构英烈担当精神不断推进民族复兴大业。当代中国死亡伦理精神体现了对于烈士纪念日的价值支撑。当代中国不要忘记英烈的死亡伦理精神，更加要珍惜当代中国和平环境的来自不易。当代中国以一个国家的名义向烈士致敬，让那些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而牺牲的英烈永远受到后来者的深深敬仰。缅怀烈士国家战略层面的民族死亡伦理建构是体现历史潮流的时代建构，不仅立足于过去中国为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也能面向中国未来，使得新时代中国为捍卫二战成果奠定新的基础。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自由，为了国家富强，中华民族先烈英雄献出的生命具有死亡伦理之精神不朽。先烈们死亡伦理的当代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建构对于培养当代中国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周恩来总理曾经写过一首悼念亡友诗：“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什么？”[15]我们追寻的是一个个烈士，也是重温中华民族的沧桑历史;通过缅怀英烈的实践，当代中国能更加深刻地建构死亡伦理精神，当代中华民族也将更具凝聚力。近代中国以来，先烈们死亡伦理思想精华在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建构中的转化建构，意味着为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可以缺少的根脉本性，体现了中华民族是敢于挑战、勇于担当的英雄辈出的优秀民族，而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建构则是中华崛起中必须坚定拥有的胆识情怀和价值使命，这也是对当代中国人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的可持续激励和鞭策的神圣使命建构。

二、当代中国纪念英烈先贤的死亡伦理精神：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有机结合的死亡伦理智慧

一个历史上涌现了众多伟大人物而不知爱戴、拥护、崇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德性涵养的民族。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建构对作为伟大人物的中华先贤及英烈们表达的怀念和敬意，也体现了如何看待牺牲精神或光荣牺牲的中华美德。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当代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不会一马平川，一帆风顺，而是需要付出各种代价的，这些代价就包含可能需要我们面对的各种生死攸关的风险挑战与考验。人民英雄和烈士们面对所有的风险挑战无所畏惧，用自己的生命付出了，他们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死得其所，需要当代中国倡导的死亡伦理智慧正确审视他们牺牲的伦理价值，进而来形成和加强当代中国人对待牺牲的正确的态度。正如习近平在2014年国庆重要讲话中指出的：“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近代以后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贡献的一切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更加怀念为新中国成立和发展建立了卓越功勋的老一辈领导人，更加怀念为新中国建设发展献出生命的一切英雄模范和先进人物。”“可以告慰他们的是，他们信仰的理想正在实现，他们开创的事业正在继续，他们书写的历史必将由我们继续书写下去。一个没有先贤英烈等伟大历史人物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遗忘这些伟大历史人物的民族同样是可悲的民族。漠视先贤英烈、淡忘历史，注定会成为民族精神的侏儒。”[16]

当代中国对他们的缅怀纪念就是重新洗涤当代中华儿女或华夏子孙的魂灵，当代中国的个体到民族的死亡伦理精神凸显作为主体缅怀英烈的道德不朽情怀，激励当代中华儿女或华夏子孙时刻准备着为祖国的美好明天奉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纪念先烈的神圣使命驱动建设个体到民族的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其实质就是学习先烈们死而不亡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永远不忘作为当代中国人的民族存亡和国家兴衰的责任担当，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国家、人民的命运前途紧密地、永恒地联系在一起，把远大的报国之志和浓烈的爱国之情落实到实践行动上，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不怕牺牲，不畏艰险。死亡伦理理解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或个体命运与人类社会命运的关系，可以超越个体局限的伦理智慧或者说伦理精神来理解死亡的两种类型，即“死亡，有‘一种死亡，也有‘某种死亡。如果我们在经历死亡的时候，把‘某种死亡当作‘一种死亡，那么我们就把普遍性封闭在特殊性之中，我们就失去了经历死亡的意义，一种难以言状的悲伤将使我们的生活不堪忍受。痛苦来了，而我们却束手无策，哑口无言。如果颠倒过来，我们在‘一种死亡之中经历‘某种死亡，那么我们个人的个体死亡就不再重要”[17]。

从个体到民族的死亡伦理智慧首先破解个体死亡焦虑;与死亡相关的焦虑是个体焦虑的最根本的来源，每一个生命体需要价值层面的智慧来超越“死亡恐惧”所带来的焦虑。为了避免或控制死亡焦虑，死亡伦理文化包含的死亡伦理智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死亡伦理文化的载体可以是书面作品，还可以是象征性的事物（如烈士纪念碑），这种伦理文化智慧对于死亡焦虑的缓冲是基于对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信念，相信自己所持有的伦理文化之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正确性，这种伦理观念及其信念用于解释存在的意义或合理性，表达超越肉体死亡的象征意义或生命的不朽和永恒。“许多民族英雄的凛然大义、宁死不屈的精神和行为，就是对人的价值的理解和实践的范例……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他的生活目标和他的社会实践的统一，是他对社会和人民利益的理解和奋斗的体现。”[18]若要使得自己小我的人生观、伦理价值观融入到世界广域背景意义的大人生观甚至大生命观的大伦理价值观中去，就要在大环境大背景下的比较智慧中感受到生命存在的渺小和不值一提，不会太把自己的名利当回事，因为自己这点事跟那样多的大事，自己这点易事跟那样艰难的各种事相比真的不是那么回事了，哪怕有对于生命得失的权衡，我们也需要有“放得下”的智慧。只有真正修炼伦理心境到“放得下”的智慧，人们才有真正“拿得起”的智慧，并最终成就人们的生死伦理大智慧。

海德格尔认为：“凡无法作为现成的东西加以客观指正的，就根本不存在”[4]329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命运大智慧在场论不是简单地回归西方传统存在论的“现成东西”的存在场论，而对于死亡焦虑的生存意义破解当然也不是简单外在型的机械指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命运智慧在场论是面向当代中国各种重大实践问题的辩证实践智慧，不仅超越了西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存在主义存在论，而且为改变旧世界创建新世界指明了道路。“就马克思的新世界觀实质而言，新世界观已经‘不再是哲学，只是从现实的层面和历史的层面上看‘世界、理解‘世界的一种切实可行、确实有效的反思方式;而就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仍然是世界观而言，新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哲学，因为新世界观在哲学的反思层次上仍然提供关于‘世界的图景，只是这种图景不再是‘概念的构造而是‘现实的把握，这一‘现实随着‘历史的发展会产生规律性的变化。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容纳了以往哲学极力否定‘非哲学的内容，这就使其具有了与现实交互作用，并促使现实发生基于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而变化的功能。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提供了科学分析真实理解现实‘世界的哲学思考方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这一实质的角度把握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内涵，可以从时代的历史走向与现实价值以及理想尺度诸方面进一步深入把握马克思对以往哲学的历史性变革的重大意义，深入理解马克思新世界观中的大现实意蕴，深入思考马克思关于‘事件思考方式的内在实质，深入体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19]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命运大智慧倡导的当代意义“弱式生存论死亡伦理”实践思想面向死亡焦虑的破解虽然以生存价值来建构智慧，但并不以生存的物质需求和肉体欲望作为核心生存依托，既会尽可能考虑人与环境的和谐生存（甚至敬畏自然），也会时刻提醒自身身体生理的承载支撑力。而且当代中国现实生存论者大部分属于二者的混合体，存在强式、弱式两种生存论的差异，面对当代风险社会中的死亡焦虑，强式生存论的死亡伦理思想与弱式生存论的死亡伦理思想具有相同的目的“生存”和不同的方式“生存”，前者的“强外在物质形式”（本质为弱内在精神）及后者的“弱外在物质形式”（本质为强内在精神）来缓解风险社会中的死亡焦虑，“弱外在物质形式”（本质强内在精神）提升自尊或者增加群体归属感，反对物质无端浪费，倡导具有精神内涵和必要物质品质的结合。在当代全球化新世界背景下思考当代中国建构的死亡伦理智慧更加需要凸显“弱式生存论死亡伦理”思想智慧，而且“这种智慧本质也是更加富于整体主义精神的死亡伦理智慧，反对只顾自我小我之生或为一己私利的生存而去破坏生存环境如生态环境，从而导致其他人的生存甚至整体全体生存受损或受难，也反对只顾本地区或本民族的小我或一己私利的生存而不顾及其他地区或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生存，这种全局主义或整体主义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是弱式生存论的死亡伦理思想智慧内在属性或特征。”[20]事实上，中国伦理文化中一直存在较多的整体主义，例如对集体死亡（即想象包括自己的集体的死亡）比个体死亡在传统中国伦理文化中更为敏感，同时，当代中国人的死亡观念还是与传统整体主义伦理文化相联系的。也可以说，当代中国人就个体死亡风险而言，已经被发现为更低的死亡焦虑，但是就整体意义上的群体或集体的死亡风险而言，则被发现有更高的死亡焦虑。其实，当代意义理解的伦理形态的基本特征已经“从个体德性走向整体伦理”[21]

三、个体命运、民族命运有机结合的死亡伦理精神体现了当代中国国家战略决策的实践智慧

中国高调举行这些凸显民族层面意义的死亡伦理主题内涵的国家烈士纪念日及国家公祭日，旨在存亡历史里获得前进的精神动力的价值理念。缅怀先烈的死亡伦理精神也不意味着仅仅把纪念局限在某一天，更是为了世世代代不能忘却的不朽纪念。就像清明祭祖等纪念活动一代代人的传承，积淀下来的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认同和延续使命。铭记已故先烈是每一代中国人不能忘却的伦理责任。敢于担当的英烈们已经创立的民族事业犹如一座丰碑，树立在当代中国每一位华夏儿女心中，时刻不忘当今幸福生活从何而来;实现担当的英烈们已经创立的民族事业也是一座灯塔，照亮当代中华民族每一位炎黄子孙前方的道路。当代中国民族意义的死亡伦理建构英烈不屈不挠的担当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的事业。英烈们的民族情怀和国家责任感人至深，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挖掘，能不断激励当代中国儿女和华夏子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当代中国民族意义的死亡伦理建设中，我们可以彰显先烈们的爱国主义豪情，牢记他们以救国报国为己任，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赴后继、死而后已的不朽担当精神和不朽道德价值。

个体到民族的当代中国建构的死亡伦理精神智慧对于当代中华儿女而言，也意味着面对同胞伤亡灾难理当发扬大爱伦理去救死扶伤，正所谓“患难见真情”。而且这种具有大爱内涵的死亡伦理精神展现了“真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及善于吸收深刻教训的睿智。个体到民族的死亡伦理智慧视域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死与共的道德情怀，也表达了存不忘亡、有备无患的战略智慧，这种当代中国民族高度的死亡伦理精神或死亡战略智慧可以大大促使从个体到民族的当代中国社会的人心凝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前夕发表的新年贺词中回顾过去一年当代中国发生的重大伤亡挑战时说的，“事故造成不少同胞失去了生命，还有我们的同胞被恐怖分子残忍杀害，令人深感痛心。我们怀念他们，愿逝者安息、生者安康！群众的生活中还有一些困难和烦恼。党和政府一定会继续努力，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人民生活改善、保障人民身体健康。”[22]死亡伦理意义的精神智慧通过悼念死者而警示生者，且体现了既对无辜死者的生者痛心，也对伟大死者的生者敬仰。当代中国战略智慧意义而言的死亡伦理智慧认为：死的价值应为生存更加安全和更加美好。死亡伦理从个体到民族的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的有机结合智慧促使为国家民族事业而献身的个体生命“死得其所”。另一方面，攸关国家民族命运的事业关注个体生命安全，重视维护人民群众的个体生命安全，时时不忘帮助群众提升防死、减死的能力，才能把当代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所致的死难伤亡降到最低。当代中国从个体到民族层面的死亡伦理战略智慧也会在与各种事故死亡挑战中得到深化和重视。

一个人死了，生者为之哀悼，纪念亡灵，这对于当代中国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的人而言，并不是认为死者还有灵魂活着，而是突出生者对于死者的怀念之情，从中肯定逝者的成就，尤其是肯定死者的崇高人格和高尚精神。这种精神意义上的灵魂不死正为时代所应当追求和社会所应该崇尚的。从个体到民族的当代中国死亡伦理，“死而不亡”精神驱动的庄严肃穆的第一次国家公祭，祭奠南京大屠杀的死难同胞，无辜死者让人心痛，伟大死者让人敬仰。而且当代中国决定每年举行国家公祭日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死难同胞，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死亡伦理精神，一方面安顿历史上无辜死难同胞的灵魂，另一方面不忘国家民族的历史耻辱以可持续激励当代中华民族生者自强不息、复兴图强。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灾难和耻辱都应该被共同记忆，这也是这个民族能够不断前行奋进的精神动力——这是当代中国通过盛大的国家公祭活动想告诉人民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第一次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所说的，“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23]

个体到民族的國家公祭的深刻伦理意义也可以作为当代中国死亡伦理价值的实践建构表现，表明了当代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让这段受辱而不屈抗争的奋斗历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当代中华民族死亡伦理及其精神建构以祭奠死难同胞追寻道义德性，体现了中华民族死亡伦理精神之代代激励！当代中华民族死亡伦理建设是基于民族生死庄严感的伦理决断，体现了不忘历史、不忘国耻的道德品质、价值导向。当代中国死亡伦理深切怀念和沉痛哀悼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死难同胞，聚集全民族同心同德谋求复兴发展的精神动力。从死亡伦理的道德评价而言，任何发起侵略战争，戕害人类无辜生命，武力侵扰民众生存的行为只会丧尽良心，失尽民心。当代中华民族建设死亡伦理精神，就要不忘历史耻辱，激励当代中国生者奋斗不断，也不断激励年年岁岁华夏圆梦、天下归心，即在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改善民生，不断贴近民心，不断鼓舞人心。当代中国以国家公祭形式彰显当代中国死亡伦理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是深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发展渴望富有国际公道理念、人间正道秩序的伦理力量驱动。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建设必将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可持续激励贡献其精神力量。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在民族复兴道路中，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建设也意味着道义恩情的永远不忘，当代中国不会忘记在民族独立、民族复兴道路上给予中国人民道义和物质等各方面支持鼓励的国家和国际友人，当代中国不会忘记在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惨案中为中华民族难民提供人道帮助的国际朋友，不会忘记同中华民族军队并肩作战、冒死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不会忘记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救死扶伤的白求恩大夫、柯棣华医生等外国医护人员，不会忘记真实报道和宣传中华民族正义抗战事业的外国记者，不会忘记在中国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苏联人民军烈士。当代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曾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宝贵贡献！当代中国为了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华罪行，缅怀抗战先烈的丰功伟绩，高扬伟大的抗战旗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与首都互联网协会发起的“网上晒抗战”，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进来，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全民抗战的胜利不仅仅在于利益共同体，而且在于命运共同体。当代中国建构的死亡伦理精神智慧不仅在精英层面的心中，也在大众层面的心中。当代中国死亡伦理深情祭英烈、同心铸国魂，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必有其独特的精神品格。百年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亦是民族觉醒和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一举扭转了抵御外侮屡战屡败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从苦难迈向辉煌的伟大转折。在这场长达14年的殊死抗争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熔炼成伟大的抗战精神，开启了一个民族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伟大征程。当代中国死亡伦理精神的建构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的建设;死亡伦理精神文化建构警醒当代中国民众不忘民族历史的“死地”，铭记中华民族以崇尚和平、“厚德载物”为基础和前提的自强不息，当代中国死亡伦理的精神建构，一方面，激励了当代中国人民推动民族复兴的事业，另一方面，以人民福祉为使命，反对任何侵略战争和对和平的破坏。中国死亡伦理精神的当代建构也是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意义上的死亡伦理精神展示了象征性精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警示未来，以象征性意义的民族精神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奋发有为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四、正道智慧作为国家兴亡命运的智慧需要建构体现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有机结合的死亡伦理智慧

当代中国的民族复兴意义的道路建设，对于大人生而言，尤其需要死亡伦理的大智慧，人间正道智慧在当代中国道路建设中具有伦理意义的战略智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正义性、正确性除了体现在人民幸福的伦理性上，更体现在当代中国走人间正道与否的国家兴亡大业。而且，从个体到民族的人间正道是在当代全球化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当代中国建构的死亡伦理精神或生死伦理智慧不同于各种类型的狭隘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由道路选择到人间正道的开辟体现了正义之道、正确之道的形成及实践的进行。正确的实践道路及体现正确道路伦理宗旨及价值内涵的正心正念、正道正德的正义内涵，决定了中华民族及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当代中国梦的价值内涵体现了正确道路的宗旨使命，也就是说，人间正道的追求既体现了正确的道路，也体现了正义人道的道路，是智慧与伦理的融合之道，人间正道的实践途中不断推进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人间正道的选择、坚持及推动关系着当代中国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着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前途、人民的安康及幸福。当代把中国梦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我们还有漫长道路要走，在这条道路上，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我们的先烈和同胞们付出了各种代价，甚至做出了很大牺牲，我们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且以后还需要付出艰苦可持续的努力，但是我们在人间正道战略的激励下有梦想、有信心且有能力走出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开辟未来光辉灿烂的命运前途。人的一生需要在不断超越遮蔽的视野和瓶颈中自我革新，大人生、大生命事业也是如此，正确道路方向的指引得益于历史的正视和总结，也得益于“螺旋式的”不断改革创新突破，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也曾几经沧桑，道义的正道和正义中有智勇结合的大智慧。伦理意义上的生死大智慧本质是中国方略、中国道路、中国方法、中国方向的大命运建构，中华民族的思想命脉决定了中华灵魂没有侵略的基因，而更多的是丝绸之路的和谐友善的开放延伸大智慧。当代中国的活剧本中有足够的命运大智慧正能量不断为广阔的世界舞台谱写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新篇章及美丽的歌诗，既是攸关世界命运的国心相生的新篇章，也是攸关百姓命运的民心民生相通的新舞台。当代中国的生产力既要改变还需要思考如何改进民生以更贴近民心才是经济正道的大使命。公益思想、公益财富如何站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使命以破解当代中国崛起的既得利益阻力，任何阶层的闭关主义对流动性的封死就如同任何国家的闭关锁国对于开放性的禁锢，既得利益的平台如果成为不必要的形式主义的真正幕后支撑，则作为社会大众的实质对立面就为时不远，正需要既得利益平台中的开明分子的警醒，也需要社会大众中的积极分子的觉悟，我们需要破解的正是那些狭小境界里所谓的“精英”与“大众”的对立。真正的精英具有的大境界里不会与社会大众甚至不会与最低层的最边缘的民众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精英圈中的分子，可是他们选择了做真正的精英。洪秀全、孙中山是如此，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如此。革命与战争的代价是无比巨大的，人类的真正智慧不仅需要以上真正精英成为伟人，而且需要体制内的真正精英分子在社会可能实质关闭流动途径而造成阶层实质对立的前夕以自我革命的大无畏的时代精神一方面去争取改变那些“骨子里傲慢敌视大众”的城堡意识规则的“形式精英”而“实质是保守者”们，另一方面去深入大众各领域甚至各阶层去更多地唤醒几乎已经麻木甚至沉沦的人们，告诉他们真正的生存不仅是为生存而且有生存的质量和为生存质量而突破的公平公正权利。无论是西方价值的世界，还是东方价值的世界，都已经深刻认识到暴力革命的沉重代价，但是，也不可忽视由认识到改革创新之巨大的回报！当代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立交共识战略。国家综合战略创新的使命在整体经济实质而言，就是实现经济的正道使命，国与国的交心互通（比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心互通）打破了所谓的人为障碍，阶层与阶层间的交心互通，比如既得利益保守阶层与改革创新突破阶层的交心互通，打破了所谓的人造障碍。万众关注的国家发展事业缺乏起码的必要服务，哪怕有再多的形式公开，也缺少起码的实质服务。看似再好的既得利益平台（包含既得资源平台、既得话语平台、既得传播平台、既得交往平台，等等）不仅不能挑战社会大众的底线生存权利，而且不能挑战社会大众的底线尊严权利。哪怕在所谓精英们的眼里再土得掉渣的大众中的“寸有所长”，也不被剥削，不被埋没，而是公开地承认及实质地学习，才可谓真正的精英，也成为新时代的模范，正如不管是写楷体的模范（楷模）还是写书草体的模范（如毛主席的书法，都可谓书写的模范（也即书写示范力）。

当代中国由个体到民族的死亡伦理精神纪念英烈（英雄和烈士），也从中华民族命运担当体现了崛起于当代世界的中国领导力的大战略智慧。国家英雄，真正的英雄，哪怕历经千百年仍然值得不忘。其作为民族脊梁的英雄之气可以在天地人间激荡;历史上的英雄虽然已经逝世，但是逝世的英雄成为烈士值得国家和民族永远记住。普通群众心系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也可以成为真正的民族英雄;普通大众心系人类命运和世界前途也可以成为真正的人类英雄。特别在当代中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里，民族英雄们及伟大先贤们更需要死亡伦理纪念他们的伟大人格及道德精神，不忘初心、对先贤英烈们的伟大道德人格温故知新。新民主义革命已故伟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恒、蔡和森等人的杰出贡献记忆犹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杰地灵如岳麓山、湘江水孕育的中国优良思想传统，代代相承。当代道德模范的雷锋故土孕育了时代先锋。仍遥想鸦片战争后的中华民族复兴崛起：一代代湖湘先贤英烈前赴后继，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抗美援朝的历史，无论是中国国民党的部队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湖南子弟兵中的民族英雄由伟人到普通战士，都值得可歌可泣，死亡伦理的个体到民族当代中国倡导的“死而不亡者寿”（《老子·第三十三章》）的民族英雄的人格气质及道德精神永远不会被忘记。清明祭祖既要祭奠生我养我的家族祖先祖辈，也不忘生我养我的民族先烈先贤祖国，因而，当代中国有了烈士纪念日，还有了国家公祭日。又如，伟人周恩来虽然没有亲生的后代为其扫墓，但先贤周恩来永远活在人民群众的心里！周总理一生作为“人民的总服务员”，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终前，他要求把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做肥料，“死后也是要为人民服务。”当代中国不忘已故先贤的宝贵思想，也不会忘记已故先贤的宝贵道德人格。当代中国示范領导力传承“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岳阳楼记》）的风范！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示范领导力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名著中就特别被引用和强调。当代中国领导力的战略智慧是缅怀先烈、不忘初心，继续在人间正道大道前行。当代具有战略价值的死亡伦理智慧对国家命运甚至人类命运的领导力建构，即意味着人间正道的浩气长存、正者居中的正气长存，正者居中的继续前行而不是维持不动，而且英雄模范及先贤的正能量故事都是激励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巨大战略动力。这种基于存亡命运的伦理力建构，作为当代中国正崛起于世界的大战略智慧，既具有不忘初心、为中华复兴服务的战略领导力之远见，也具有不忘交心的为中华崛起的智慧领导的魅力。这种不忘交心不仅仅在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心命运，也能体现在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之间的当代中国对内交心命运的智慧。

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建构体现在从个体到民族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有机结合上，即站在“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的有机结合”的战略建构当代中国死亡伦理智慧。中华民族的命运之思主要在于立足国际国内大社会背景中“一思正义、二思和平、三思人民”，坚信哪怕当代中国在各种生死存亡的风险挑战中“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习近平）！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本能与灵魂和谐统一的生命状态是从古代到当代伦理人生不断追寻的永恒生命课题，而伦理关系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具有内在价值控制、内在良心约束、社会舆论支撑的具有规范意义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本能伦理关注的是个体生活感性存在事件的探渊;另一方面，灵魂伦理探究的是生命理性法则或人生应当的基本道德观念。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前者体现了“个体意义上的伦理小叙事”，后者体现了“民族意义上的伦理大叙事”。我们需要把前者和后者有机结合起来，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和国家命运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人为地把两者割裂和对立。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该有多少先烈为之前赴后继，实际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国家命运是命运共同体。“个体意义上的伦理小叙事”也不只是个体生命的自由想象，也不仅是个体活过的生命印痕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而是需要把“自由个体人”的经历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经历有机结合起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主要是从社会层面提出倡导自由核心价值观的。自由的叙事伦理既有利于激发个人的伦理感觉，有助于深入个人生命的奇想和个人生命的情感，但它讲的不是绝然个人的生命故事，始终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及所属的民族及国家。死亡是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也是人类的基本经验，死亡作为媒介既把人们紧紧地联系起来，也使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时刻变化。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死亡叙事伦理一定意义上表现出关于死亡的伦理取向和价值判断，关注形形色色的人对死亡的态度和选择死亡的方式，以形象的死亡伦理体验、倾听死亡瞬间灵魂得以永存的心声。就“民族意义上的伦理大叙事”而言，还会基于民族命运共同体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正义的坚守、对和平的追求、对人民的忠诚，自由地把握自己生命走向的同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大幸福命运承当及大健康神圣使命的死亡伦理哲学。而且，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的双向建构应当基于正义伦理的前提，如果一个民族国家或一个人把自己命运的幸福或健康建立在其他民族国家或个人命运的痛苦或不幸的基础上，其前提就是反伦理的。所以，把中华民族抗战精神中体现的个体与民族有机结合的死亡伦理精神当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发动法西斯战争的武士道精神时，就会忘记任何作为当代中国人的基本国家道德甚至个人基本的人格。事实上，当代中国弱式生存中心论之死亡伦理观，既重视了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也重视了个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像某些既得利益集团那样，非正当地把自己所属的特殊集团命运作为“普遍的命运”，既不关心基层民众的命运，也不关心民族国家的命运，其实质上只是关心其掠夺国内资源转运国外的各种庇护，本质是以其小圈子的价值冒充国家民族范围的大圈子价值。而且，任何具有伦理的意义是对人的关注和理解，体现人本精神，“以人为本”的伦理哲学体系追求“真善美”一体的终极道德境界，这种伦理道德体系正是建立在人性平衡的规律上的。真正的当代中国死亡伦理智慧并不是拘泥于激发肉体的原始生命力，而主要是激发精神生命力，与那种仅仅充满对生命肉体青春的高度赞美的思想之不同。事实上，当代中国死亡伦理智慧主要站在“充满了对生命精神青春高度赞美”的维度（例如死亡伦理使得生命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也就是说，死亡伦理智慧中的向死之思的生命精神，并非意味着生的终结，而是对生的彼岸世界的自由憧憬。肉体的死亡如果具有伦理价值，那就意味着确立了不死精神的长存。对于从欧洲的康德哲学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而言，自由价值早已体现了在国家道德甚至国家宪法中，本质上自由的公共价值也是一个个具体的偶于个体的生活事件中的共性成分。当然，好的人文伦理思想离不开人心与命运的关注，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借助缅怀先烈来警醒世人、激励和凝聚人心——表达对生命正能量的精神激励。个体生命的伦理价值观不仅与个体心性气质（体验结构）相关，也离不开时代、民族的价值偏爱、精神气质或体验结构。而且，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建构的宏大叙事从个体到民族常常就在“个体”和“民族”两个维度展开并有机结合，其中，在民族大敘事里面的个体小叙事展现的伦理困境的突破会让人惊心动魄和无比崇敬。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从民族到个体、从个体到民族的双向进程中，一方面是当代中国和其他处于市场经济中的国家一样，积极促进将更多责任转移到个体身上的体制改革，倡导有利于个体更多自由选择和自主创造的创新性，但是个体自由自主却不会挑战国家治理权威的社会变化;另一方面，个体创造性选择对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大力贡献同时又要求国家权威治理建立更多的有利于个体实现的公共福利。当代中国人个体意义上的生命权利意识觉醒对死亡伦理的建构，使得自我更加注重生命健康及安全，但这种预防及挑战个体死亡风险的健康安全生命伦理观不应当是对自身特权的追求，过分地强调自我生命权利的天赋就会从个体生命的伦理走向对于整体生命（如民族命运体或人类命运体）的不伦理状态，其实质是特权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个体死亡伦理，而非尊重“人人平等”的个体死亡的伦理观。这种畸形的个体死亡伦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死亡风险规避的极端狭隘主义，即从根本上排斥由民族国家命运或人类命运的死亡风险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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