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中

明万历四十八年刻、崇祯增刻本《平遥县志》

明代《平遥县志》久佚，近日邓晓华先生自台湾傅斯年图书馆（仅藏电子版，原书在台湾辅仁大学图书馆）复印、抄录明代《平遥县志》回，承邓先生惠赠，始得见明志面貌。辅大藏明代《平遥县志》原书十二卷，今前缺序、后缺第十二卷《艺文志》。目录后标明“平遥县知县杨廷谟订正”“儒学教谕张以宁（等三人）参考”。

清代《平遥县志》载杨廷谟《重修<平遥县志>序》，节录如下：

……奈何旧志不传。嘉靖间始修，中多阙略，至万历初年，虽经增修，规制舛错，迄今又四十余年，时异事殊，难以考信。丙辰（1616）冬，余奉命来莅是邑，于时案牍繁剧，氓隐丛瘠，经理整顿，历三年所矣。兹值考绩之暇，阅旧志，见残缺失序……遂谋于广文张君等，集博士弟子员宏博者，馆谷之黉序尊经阁内，校雠汇集，阅数月告成，凡十二卷……剞劂既就……

万历四十八年（1620）岁在庚申孟秋吉旦

今所见辅大藏本卷数与以上记载相同，又其《卷三官师志·历官知县》载：杨廷谟万历四十四年（1616）冬任平遥知县，天启元年（1621）升光禄寺署正。万历四十八年，是他在平遥的最后一年。可以推测，因“考绩”即将升迁，杨廷谟于数月内组织完成《平遥县志》的纂修、刊刻，正在情理之中。“参考”者教谕张以宁，万历四十七年（1619）任，与“广文张君”亦相吻合。均可证辅大藏本即明万历四十八年杨廷谟所修县志。

而细阅此志，万历之后的年号，频频出现，计有《官师志·主簿》“张莘……泰昌元年（1620）任”、知县“李先成……天启二年（1622）任”、典史“俞万春……天启五年（1625）任”、卷八《人物志·孝行》“赵宗尧……崇祯年间，知县于公尔直、桑公开第旌扁其门”等处（写罢此文，始得见台湾简秋柏女士复印本，可以看出，“赵宗尧”一则字体草率，与前后颇不相伦，显系增刻）。则此志于万历四十八年刻成后，必经增补。

查清代《平遥县志》，于尔直任知县自明天启七年（1627）至崇祯三年（1630），桑开第任知县自崇祯十三年（1640）至十四年（1641）。据此可以推断，增刻的年代应在崇祯十三年至十七年（1644，亦即清顺治元年，是年明亡）之间。清康熙十二年（1673）《重修<平遥县志>序》云“邑志……创始于嘉靖，继修于万历初，又修于万历末，而后则阙焉弗讲矣”，可知自明万历四十八年至清康熙十二年的五十三年间，《平遥县志》并未经过重修。

又：今将“万历四十八年志”与“康熙十二年志”对比来看，可以发现，后者有明显仿照前者的痕迹。形式上，二者同为十二卷本，版式同为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内容上，亦率多沿袭，后者基本只是将清代违碍字句删去，加入了五十三年间的一些新内容而已。

明代的《平遥县志》

分析现有资料，平遥在明代共有过四次或四次以上修志，除杨廷谟所修万历四十八年志，及其序中所说“嘉靖间”“万历初”的两次（康熙十二年《重修<平遥县志>序》沿此说），至少还有过一次修志。

李裕民先生《山西古方志辑佚》载，《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中有《平遥县志》，并从成化《山西通志·卷二风俗》中引出“民勤俭而尚文（《平遥县志》）”一条。按：《文渊阁书目》为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人编纂，书前录该等题本，有“查照本朝御制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自永乐十九年（1421），南京取回来，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未有完整书目，近奉圣旨，移贮于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写完一本”等语，故刘纬毅先生《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定为“明永乐十九年至正统六年间所修”，似有未妥。据“永乐十九年……取回”可知，该《平遥县志》在永乐十九年之前已藏于南京。又《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旧志》中收录“《洪武志》二册”，该书成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已称“旧志”，则“新志”的纂修范围可定为永乐年间，且应在永乐十九年之前。

《辑佚》中成化《山西通志》所引《平遥县志》，是否即永乐年间所修者，亦可商榷。盖《通志》始修于成化七年（1471），上距永乐末造，已近五十载，又值承平之时，《平遥县志》极有可能经过重修。确实与否，则尚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又成化六年（1470）《清虛观重建玉皇楼记》开头即有“谨按《平遥志》云”的话，而与《通志》所引，是一是二，也尚未可知。

清末书籍避番寇鞑虏等字

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日谕内阁：“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者也……于文艺纪载间删改夷虏诸字，以避忌讳，将以此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犯大不敬之罪矣。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各省该督抚、学政有司钦遵，张揭告示，穷乡僻壤，咸使闻知。”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谕：“前日披览《四库全书》馆所进《宗泽集》，内将夷字改写彝字、狄字改写敌字。昨阅《杨继盛集》，内改写亦然，而此两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屡见于经书，若有心改避，转为非礼，如《论语》‘夷狄之有君，孟子‘东夷‘西夷，又岂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泽所指系金人、杨继盛所指系谙达，更何所用其避讳耶？因命取原本阅之，则已改者皆系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书刻于康熙年间，其谬误本无庸追究。今办理《四库全书》，应抄之本，理应斟酌妥善。在誊录等，草野无知，照本抄誊，不足深责。而空格则系分校所填，既知填从原文，何不将其原改者悉为更正？所有此二书之分校、复校及总裁官，俱著交部分别议处。除此二书改正外，他书有似此者，并著一体查明改正。”

这两条清代上谕，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第二十清初书籍避胡虏夷狄字例》中引用，并说乾隆上谕“载《四库提要》卷首，可以鉴定清初版本”。

近日标点平遥明代的几篇修城碑记，清康熙十二年（1673）《平遥县志》（以下称“康甲志”）、康熙四十六年（1707）《平遙县志》（以下称“康乙志”）及光绪八年（1882）《平遥县志》（以下称“光绪志”）均有载录。其中涉及“番寇鞑虏”等字处，颇见删改，遂将此等文字拈出，作一比较。

约撰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的《张侯修城碑记》，“康甲志”中“嘉靖庚子（1540）秋，北番入寇太原”句，“康乙志”将“番”改作“兵”，“光绪志”亦然;“康甲志”中“北番匪茹”句，“康乙志”将“北番”改作“猃狁”，“光绪志”则作“黠□”。约撰于隆庆四年（1570）的《岳侯增修城池碑记》，“康甲志”中“近岁北番愈炽”“乃虑弭寇无备”“皆主捍寇意也”句，“康乙志”依次将“番”改作“虏”、“寇”改作“虏”，“捍寇”未改，“光绪志”三处皆作空格。约撰于万历四年（1576）的《孟侯新甃砖城记》，“康甲志”中“嘉靖辛丑（1541），番寇辽、沁”句，“康乙志”改“番”作“北”，“光绪志”亦然;“康乙志”“光绪志”俱作“虏酋称贡”处，“康甲志”作“番酋称贡”，“孟”碑今仍在清虚观东侧路北，风化剥蚀严重，幸而此字尚能看清，原本是“虏”。“张”“岳”二石久佚，已不能看到那几字的原貌究竟如何。即以县志观之，清初至清末，所避字不同，未晓原因所在。

明万历四十八年《平遥县志·卷八人物志》“贞烈”中有如下文字：

李氏。里仁坊王廷明妻。隆庆元年（1567），鞑虏入境，氏与夫抱一幼女避虏，将至城，离一里许，被贼邀路。贼欲将氏掳去，氏扯夫抱女不放，贼先杀女、次杀夫，氏抱夫尸。贼见志不可夺，遂杀之，三口相枕藉而死，城上人共见之。邑庠博士武君赐赞以诗，见《艺文志》。

“鞑虏”，“康甲志”改作“番兵”，“康乙志”“光绪志”俱作“北兵”;“避虏”，三“志”均改为“避兵”。武君赐诗，“万历四十八年志”缺《艺文志》，不见。“康甲志”有录，诗名《李烈妇遇寇死节》，后二“志”均未载。

此中所言隆庆元年蒙古入侵山西事，据万历三十七年（1609）《汾州府志·卷二沿革》“永宁州”条下载，“至隆庆元年丁卯，北虏陷城，署事、太原府同知李春芳请石、失不分，叶声不吉，更名永宁”。光绪七年（1881）《永宁州志·卷三沿革》作“隆庆元年，蒙古陷城之后，署知州、太原府同知李春芳以石、失二字叶声不吉，请更名永宁”;乾隆三十六年（1771）《汾州府志》则仅曰“隆庆元年，改曰永宁州”而已（平遥上东门瓮城外壁，嵌万历二十三年（1595）所刻《瓮城记》，内云“隆庆丁卯，北虏攻袭石州”，字尚清晰）。

又：万历四十八年《平遥县志·卷一地里志》“风俗”中“太祖诰云：婚礼论财，夷虏之俗”以下数百字，“康甲志”尽数删去，“康乙志”无“风俗”，“光绪志”中文字则纯然是另写了。

综观“番寇鞑虏”等字在清代的避讳情况，实未见有何规律可循，乃至一篇之中，确如乾隆所说，“又有不改者”。而雍正的“穷乡僻壤，咸使闻知”、乾隆的“并著一体查明改正”，似乎亦等同空文。在上所申令“岂能改易，亦何必改易”，在下则万万不敢不予改易，而至清末犹然避讳“番寇鞑虏”等字者，其二百年“文字狱”积威之所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