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来

傅种孙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数学教育家、数学基础及几何学家。从1921年起，他历任北京师范大学、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和西北大学教授，1945年至1947年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进修，后任北平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创办了中国数学会第一种数学杂志《中国数学杂志》，后改称《数学通報》，1956年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主要著作（含译著）有《初等数学研究》《罗素算理哲学》《几何原理》《几何基础研究》等。作为北京师范大学20世纪50年代的6位一级教授之一的傅种孙，为中国的数学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中学数学教育的一面旗帜。他一生在北师大服务40余年，为学校和数学系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

痴情数学

傅种孙，字仲嘉，1898年2月27日生于江西高安上湖乡珠湖村，他的父亲傅元弼是一位晚清秀才。傅种孙自幼好学，积学渐进，写得一手好文章，虽有几分文弱，但两眼炯炯有神，出口成章，气度不凡。1916年，他从省立八中（今宜春中学）高中毕业时，父亲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不能供他自费读大学。这年暑假，他因事到南昌，遇到一位老师，得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在南昌招两名江西籍公费学生。他仓促应试，因成绩优异，在众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被录取到北京高师数理部。

1920年，傅种孙从北京高师数理部毕业，被留在母校附中任教。他在附中教课非常受学生欢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回忆道：“几何老师傅种孙博学多才。都知道数学课是最枯燥的，然而傅老师的数学课别有风韵，第一次听便被他那独特的授课方式吸引住了。原来傅先生不仅有扎实的数学功底，而且古文造诣很深，他用有名的桐城派古文自编了几何讲义，上课时拉着读古文的腔调讲解几何，特别风趣。”

当时我国的理工科教材都使用外国原版教材，但是书价对经济条件较差的中国学生来说贵得惊人。为了解决书荒问题，傅种孙于1929年联合学校教员，集股筹款，创设北师大附中算学丛刻社，印刷课本，并按国内书市价格出售。同时，他用丛刻社的盈余聘请专家，编写中学数学课本，他担任总编辑，每本书都仔细审查。到1935年，除高中代数外，中学数学各课程的书籍已经全部问世，这是我国自主编辑出版的一套数学教科书。他编写的《高中平面几何》就是其中之一。这套数学教科书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采用它的教师都说用起来有事半功倍之效。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时，傅种孙和同学们组织数理学会，出版《数理杂志》。他发表在杂志上的《几何原理》是中国报道几何基础的第一篇文章。他的《大衍（求一术）》更是国内第一篇用近代数学观点研究中国古算的论文。作为中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他在数理哲学、数理逻辑、数学史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在几何基础、近世代数方面有多篇论文和多部著作。

在北师大执教时，傅种孙从毕业生的来信中，察觉他们不能用高等数学统领初等数学，便于1928年在数学系三年级开设“初等数学研究”。他最初设想的课程内容十分庞大，无奈不能实现，便改为只讲“平面几何研究”，讲义的初稿中有总论、基础、证题、作图、轨迹、极大极小及极限诸篇，后因抗战爆发，没有印刷条件而未能出版。2001年，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正式定名为《几何基础研究》。

从1933年起，北师大每年暑假都会举办中学数学教员暑期讲习会，抗战全面爆发后，陕西省和西北师范学院继续举办，傅种孙一直是讲习会主讲教师，历年讲述，很少重复，到1945年共积累讲题32个，油印的讲稿15篇。200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种孙数学教育文选》一书收录了他的大部分讲稿，内容是一般教员容易忽略，甚至错了还不自知的问题，这些都是他自己的读书心得，不是一般书籍里所能见到的，十分珍贵。

服务母校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平市军管会对北平师范大学前途颇为用心。傅种孙以其勇于担当的精神，挺身而出，为保存北师大元气，立功甚伟。1949年春，他被任命为北师大教务长，并被选举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2年升为副校长，1954年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首任主编。

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毛泽东前往北师大教员宿舍看望同学汤璪真和业师黎锦熙，应邀作陪的有理学院院长、地理系主任黄国璋和教务长、数学系主任傅种孙教授等。毛泽东高度称赞了傅种孙起草的关于北师大“四九血案”的《教授宣言》（四九血案即1948年4月9日，因国民党特务抓走北师大学生引发的流血冲突事件），晚宴时，听取了傅种孙等教授办好新中国大学的多项建议。这次会见给傅种孙很大鼓舞。

1949年年底，学校按照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指示，讨论研究北师大的改进问题。此项工作由时任教务长傅种孙负责组织一个小组，成员包括教授、讲师、助教和职员，傅种孙为组长。经多次开会研究，他们对北师大的办学方针、任务、学制、课程、教材与教法、附设事业的扩展与联系等，以及改进的步骤和条件都做了比较认真的研究，并由傅种孙主稿，提出一份《北师大改进研究总结》报教育主管部门。1950年5月9日，教育部向北师大颁发了《北京师范大学规程》，其中采纳了《北师大改进研究总结》中的多项意见。

作为教务长，傅种孙积极制订全校各系的教学计划。20世纪40年代，北师大各系都没有完整的教学计划，有的是自由教学，甚至因人设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接管了高等院校，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大学生，制订一个符合党和国家培养目标的完整的教学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傅种孙在百忙之中，紧紧抓住这一学校大事，集中精力和当时的苏联教育专家波波夫共同完成了这件事。当时学校教务处只有注册组，主管教务行政工作，不负责教学工作。为此，傅种孙在教务处专门新设置了课业科。这项工作的完成，为此后北师大的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傅种孙对工作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凡是送给他签阅的文件、报告、计划、总结等，从内容到文字，他都要仔细批阅，对错别字从不放过。他常提醒有关同志说：“文件上有错别字不是小事，它会影响别人对内容的理解，甚至会贻误工作，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水平和作风。大学所发出的文件在文字上应该是准确无误的。”

制订学校长远发展规划是一件非常细致而烦琐的事。傅种孙事必躬亲，他根据学校发展总目标和各系提出的每年增长计划，编制出一个总表。为此，他常常伏案数日才竟其事，然后再提交会议讨论，为学校的发展鞠躬尽瘁。

傅种孙患胃溃疡病数十年。他要应付学校、各系的各种事务，日不暇给，常常在办公室里，几片饼干就着茶水权当一餐。由于超负荷的工作，他的身体严重透支。1956年在一次会议上，他突发脑溢血，幸亏抢救及时，性命无虞。

1957年，傅种孙病体初见平复，还没有恢复工作，国内发起“鸣放”运动。6月末，《人民日报》记者到他家采访，他对知识分子问题口述了一些意见，记者笔录并写成文稿，带回报社后，还没发表，有人又从报社把文稿要回来还给他。不日，“七一”社论出来了，整风运动转为反右。他被定为“右派”，被剥夺一切行政及学术职务，并被下派到数学系资料室工作。他曾在家里说：“不得捧书上讲台，但得不离母校，为人民效劳，我还是安心的。”1961年年底，他被摘去“右派”帽子，1979年北京市委重审“右派”案件，认为22年前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给予彻底改正。

桃李芬芳

20世纪50年代，国家面临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培养大批人才，多出快出人才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选派青年教师留学苏联。傅种孙积极响应号召，认真组织学校青年教师参加选派，甚至让系里所有符合年龄条件的青年教师都去检查身体，结果先后派出了刘绍学、孙永生、袁兆鼎、赵桢、丁尔陞等人赴苏联留学。在他的努力下，北师大数学系留苏攻读副博士学位的人数在各高校数学系中位居第一。由于其他条件不够而未能派出者，如严士健，他就安排数学教授闵嗣鹤进行指导，后来又请华罗庚加以关照。他规定所有年轻教师都要进修近世代数、实变数函数论、几何基础，以提高专业水平。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北师大数学系，乃至一部分师范院校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都有积极作用。1981年11月，王世强、孙永生、严士健、刘绍学等人被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占全国首批数学博士生导师的5.6%，占北师大首批博士生导师的22.2%。客观地说，这个结果与傅种孙在50年代的远见卓识是紧密相关的。

傅种孙非常珍爱人才，并且敢于用才。著名数学家闵嗣鹤就是他发现和培养的。闵嗣鹤于1935年大学毕业后，被傅种孙推荐到北师大附中任教，后被推荐到清华大学任教。傅种孙以实习讲师名义破格聘请本科毕业生王世强留校任教。王世强原在西北师院读书，1946年来北平师院，1948年毕业于数学系，当时傅种孙是系主任，发现王世强有培养前途，遂立即提拔王世强为实习讲师，破格用人。30年后，王世强在数理逻辑上的成就，充分说明傅种孙有知人之明且果毅过人。审阅了自学成才、仅具有初中学历的数学爱好者梁绍鸿的一篇论文后，傅种孙毫不迟疑地邀请梁绍鸿到北师大任教。梁绍鸿主编的《初等平面几何复习与研究》于1958年出版，发行100多万册，至今还是中学教师离不开的参考书，梁绍鸿的贡献也与傅种孙的果断决策有關。

1962年1月14日，傅种孙脑溢血复发，于18日上午10时在北京去世，享年64岁。1998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了傅种孙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座谈会，缅怀这位中国数学教育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