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ah Moroz

易感之眼

1965年纽约现代美术馆的展览“Responsive Eye”（易感之眼），摒弃了以往观画时的感性或理性判断，排除人的情感，改用眼睛的感应来探索画作，给观者带来运动、隐藏、震抖、膨胀及扭曲的视觉幻象和感受。利用精确及严谨的几何图形，创造实际上静止不动、观者却知觉画面移动等错视的作品，这便是欧普艺术;1965也被称作欧普艺术元年。欧普艺术追求的是观者与作品直接产生互动，而视点的移动、形状大小与距离、色彩融合等，都是很重要的表现方式。

布里奇特·路易斯·赖利（Bridget Louise Riley，1931-）被誉为对欧普艺术的视觉形式语言把握得最娴熟的一位艺术家。要理解赖利的艺术并不难，只用眼睛便足够。

赖利早年在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进行艺术研习，深受古典油画、印象派画风和点描法笔触的影响，因此她的职业生涯中也始终贯穿着乔治·修拉 （Georges Seurat） 色彩灵光的影响。毕业后，赖利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此时她的创作便大多和图形、纹理有关。1960年夏天，她与导师一起去意大利参观了威尼斯双年展，展览中大量的未来主义作品的连续动感和错觉激发了赖利的灵感，此后她投入到光效应艺术中，创作出一批极富动势的抽象作品。她擅长用色块和曲线组成波纹的图案，流动起伏的动感使观众眼花缭乱，甚至无法在画前逗留。這批别具一格的创作很快为她赢得了画廊的赏识，于1962年在伦敦第一画廊举办首次个展，继而声名鹊起。

然而与其他欧普艺术纯粹以色彩理论，数学或科学制造“视幻”的方式不同，赖利的工作更多依靠其主观的视觉经验。她深受自然、光线和视觉方面的影响，例如阳光照在水波之上或者阳光穿过树叶反射过来的光。对赖利而言，自然间的联系是她作品的核心。

在以黑白打开局面之后，赖利开始尝试在平衡的“黑白灰”中加入色彩。她说：“在我开始考虑颜色的可能性之前，我必须完成黑白画作。没有捷径。我必须一步一步地测试，然后才采取行动。”1967年赖利第一次这样做了，但结果并不那么令她满意，因为她发现“颜色的基础是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颜色永远不会完全“纯粹”，却会变奏——色彩彼此间的侵犯、渗透和衍变。

步入70年代，由于颜色的使用增添了些许混乱，赖利也在不断的观看和旅游中寻找新的视觉刺激。埃及之行时，赖利受到色彩缤纷的象形文字装饰的启发，开始探索色彩和对比，并开创了她口中的“埃及调色板”，包含了百余种色彩的色谱。一方面，她用更强烈的色线运用于创建闪烁视觉效果，而在其他作品中，画布则充满了不规则菱形或流线型色彩。

至今，赖利的色彩实验一直在继续，期间她还完成过一些大型委托项目，以往的手绘也已经由工作室的其他人来代劳，而她自己则完全专注于形式的设计。

制造一场眼花缭乱

对艺术家而言，作品遵从于自我内心与赢得外界认可，到底哪个更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艺术评论家们也热衷于给出自己的建议。然而任何同艺术有关的话题，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也很难用一种妥当的方式给到万无一失的答案。因为艺术本就皆可为也皆可不为。随着时间、经历、周围环境的更迭，艺术作品究竟该直指何处？答案也会在经年累月中产生微妙的变化。

布里奇特·赖利多年来一直被动地被这一问题困扰着。之所以说是被动，是因为赖利本人似乎并不在意这一话题，她将整个艺术生涯都全情投入到自己创作的那些线条、波纹、几何形状里，心无旁骛。然而人们却总是对这位善于制造“眼花缭乱的图形”的艺术家兴趣有加：有人欣赏她的独特，也有人对此不置可否，更有人甚至用“危险”一词形容她的作品。

客观来看，赖利的工作令人神往：她研究颜色、线条和形状的极端可能性;她的作品充满沉浸感。艺术评论家Robert Melville因此这样说道：“从来没有一位艺术家，不管在世的还是已故的，曾像布里奇特·赖利那样在意我们的眼睛。”

“我发现‘观看具有治愈力。” 2014年赖利接受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谈及自己的一场展览时如此说道。她说起自己的母亲为了排除烦心事，总是“乐观迎接每一天，努力发掘并呈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的回忆。赖利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视觉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我知道自己迫切地想要去追寻它。”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父亲应征入伍，赖利和其他家人为逃离战火移居到英国西南方的康瓦尔郡（Cornwall）。在那里，赖利度过了非常自由的童年时光，风光明媚的乡村美景也在时刻唤醒她的观感。赖利喜欢观察光线的变化、自然的颜色、云的构成，然后存放在记忆里。

作为欧普艺术代表人物的赖利也和别的艺术家一样，其个人成长史总是和各种展览连在一起。20世纪60年代初期，赖利任教于一所艺术学校，并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不过，当她那些摇摆起伏、令人眩晕的画作得到认可之后，她就放弃了这两份工作，转而参加了一些团体展，包括白教堂画廊（Whitechapel Gallery）的“新世代”（The New Generation）展览，以及泰特（Tate）美术馆的“绘画及雕塑十年展（1954-1964）”（Painting and Sculpture of a Decade （1954-1964））。赖利还参加过1965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的“易感之眼”（The Responsive Eye）展览，这场展览让欧普艺术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推广。1968年，她凭借为英国馆所创作的绘画作品，与英国雕塑家Phillip King 一起赢得了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国际绘画奖（International Painting Prize）。赖利是第一位赢得该奖项的英国画家，更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然而艺术家的生涯在很大层面上是由起起伏伏的状态构成的。70年代，赖利的作品商业需求飙升，但到了80年代却鲜有问津。一位执着光学的人却失去了自己在艺术层面的可见性，这似乎有些讽刺。但她坚持创作，并逐步通过展览进行缓慢的复苏。2000年，赖利重出纽约艺术圈，在迪亚艺术中心（Dia Art Center）和佩斯威尔斯滕画廊（PaceWildenstein）同时举办展览;2003年，在英国泰特美术馆（Tate Britain）举办了大型回顾展;2008年又来到巴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usé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2018年，布里奇特·赖利个展于日本DIC川村纪念美术馆（Kawamura Memorial DIC Museum of Art）开幕，展览命名为“Painting from the 1960s to the Present”，是赖利自1980年于东京國家美术馆的个展后，近38年来在日本的首次大型个展。展览呈献了超过30幅跨越她创作生涯各个时期的作品，包括她60年代创作的黑白作品、70年代的条纹油画、90年代的曲线绘画，以及她近期的璧画创作。她终于再次回归关注焦点。

赖利的作品具有视觉上的侵略性，迫使观众直接参与其中。可很多人并不喜欢这种侵略性，尤其是当它出自女性艺术家之手。2008年，英国小说家及记者Will Self 在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上发表了一篇充满讽刺的文章，嘲笑赖利所引起的“视网膜恶心”。“布里奇特·赖利的创作都是美好的，但它们真的可以算作艺术吗？或许只是带有画框的壁纸？”

不能否认，在某些情境下，赖利的作品确实营造了某种紧张感，具有迷失方向般的效果。“她的画作不只是挂在墙上，还会扭曲，会搏动，”艺术评论家Jonathan Jones 写道，“当她的脑中浮现出如此危险的画面时，她到底在想些什么？”Jones 甚至表示它们“对神经元进行重组”。盯着赖利的作品，观众必须重新适应周围的环境，因为这些画作让人心生惶惑。但这是莫大的财富，而非负担。你接受赞誉或引起争议，都是你向外界表达自我特质的方式。拥有特质，便是拥有创作的话语权。

赖利在视觉表达的一个（由线条、波纹、几何形状、色块构成的）狭窄领域里倾其一生。在这一范围内，她创造出了一些既激进又好玩，既摇摆又分裂的事物。她在意的是自己的作品能不能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呈现;她渴望的是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看到，是公众对艺术家最好的奖励。至于其它的，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颠覆艺术“神性”的她为何是当下的市场潜力股？

在今天的艺术史书写和市场语境中，赖利的创作生涯也被清晰地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重塑绘画的语言。该时期的作品不限定在一个框架内，反而无形地沿着画布的边缘游走——当时的美国评论家把这种风格叫做“满布绘画”，并将其看作对抽象语言极大的解放。而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赖利褪去锋利，捡起了欧洲传统绘画中的优雅， 并唤起了修拉之光，使人不禁想象她和马蒂斯在普罗旺斯午餐后交流的画面，更具装饰性和愉悦感。

也许是成名太早，不可避免地导致余生都在走下坡路，有许多评论家对赖利后期作品颇有微词，认为其失去了对变革绘画语言和艺术史的信仰。然而从其几次大型展览的观众反馈和媒体报道中，赖利的后期作品却往往更受普通观众欢迎。这或许与其转变艺术目标——旨在令艺术和观者更加平静有关。

赖利之所以今天不断被人回望，其影响力也能从艺术史的横向对比中突显。我们不妨将她与二战后改变艺术世界的美国抽象派画家相比较——波洛克和巴尼特·纽曼开阔的作品以一种宏大的方式与灵魂进行对话。赖利的作品则嘲笑了灵魂存在这一观点。与灵魂对话？这其实是光学原理。你对你的大脑做了什么。这不是浪漫的神秘故事，而是欺骗你眼睛的东西。赖利在她的生涯里，担负起了最重大、最具革命性的艺术重任，并颠覆了它的假设。她的作品声称，启示并不是只有灵性精英才会获得的稀有宝物，而是科学传递出来的民主权利。

赖利的艺术实践长达半个世纪，其间经历了诸多潮流更迭：她曾经因为欧普艺术充满运动的视错觉在1960-70年代初红极一时，也在其后近30年的时间里由于波普艺术、新表现主义等新风格的冲击而遇冷。但她的艺术就像湍急瀑布中央一块屹立不倒的岩石，纵然表面被水流打磨得愈发光亮，但其根基却牢固依旧，拒绝随波逐流，皆在于赖利看透视觉的幻象，眼睛的欺骗。这么看来与其说赖利是艺术家，倒不如说她完全具备了科学家的理性，表现出对世界不抱任何幻想的冷静态度。

而在最近十年中，随着抽象以及视觉艺术审美趣味的卷土重来，市场为这位88岁的老人补上了失去的时间。如今，她60至70年代的绘画最为抢手。在威尼斯双年展展示过的《吟唱2号（Chant 2）》（1967）2008年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卖到256.125万英镑。而在2014年，这个记录在佳士得再度被刷新，其1966年的《无题（对角曲线）》拍出433.8万英镑，赖利也成最贵的在世女艺术家之一。

在最近结束的2019年伦敦20世纪艺术周中，苏富比和佳士得均以大力度推荐了赖利的作品，延续了火热的市场走势。与此同时，许多博物馆也开始重新注意到赖利。如继日本DIC川村纪念美术馆（Kawamura Memorial DIC Museum of Art）个展后，伦敦海沃德美术馆（Hayward Gallery）和苏格兰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ies of Scotland）计划在2019年10月为她策划一场大型回顾展。市场和学术两端共同关注，正是赖利的艺术潜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