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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广西空军勇士

2019-05-08韦英思

文史春秋 2019年2期
关键词:航校敌机中队

韦英思

广西空军成立于1930年代。这支并不算大的队伍,以吃苦耐劳的精神,遵守纪律,精诚团结,在全面抗战中不畏强敌,敢于搏杀,展示出了顽强的战斗力。

险恶环境中逼出来的新军

为了在军阀混战中争雄,不至于被蒋介石的中央军所吃掉,新桂系决定勒紧裤带,在广西打造自己的空军。筹办工作始于1931年夏,当局从广东聘来因派系排挤下台、留美归来的林伟成主持筹备工作。

广西当局规定,军政干部和学校教师按薪级认购股份,又由田赋加征作为股本。当时花去了钱币1000万元作开办费,每年还要支付500万元年费,等于广西当时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因多属民股集成,1931年底在省建设厅挂民用航空局的招牌,由林伟成任局长。

1932年春,首先从英国购来两架亚维安练习机。同年冬,广西将航空局组为航空处,处长林伟成,改隶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因林伟成在国外学的是民用航空,为加强军事化建设和管理,1933年,李宗仁、白崇禧调桂军最精锐的第七军的参谋长郭凤岗来当副处长,第四集团军警卫团团长冯璜接任学生队队长兼总务科长。后冯璜升副校长,又任白崇禧的外甥海竞强为学生队队长,侄儿白维义等为队附。

1934年,航校及航空处房舍先后建成。因航校设在柳州,校长遂由第七军军长廖磊兼任,副校长由林伟成兼任。两个机构并立,器材不够,而航校教育长未能把飞行员及学生领导起来,李、白又将航空处撤掉,并入航校。1936年“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中,林伟成出走投蒋,白崇禧亲自兼校长及新成立的空军司令,一直到年底蒋桂和解,才又把冯璜调回当航校校长。

创立之初,广西罗致的人才多是通过林伟成,向国内外聘来了空勤、地勤教官。

空军飞行员的培养要早一些,因当时还未有自己的航空学校,采取了选送的办法。1931年航空处尚未成立,即从陆军中挑选了29名下级干部为飞行见习员,到广东空军第六期学习飞行,1933年期满回广西,由于技术水平还很平凡不能参加战斗,又继续在柳州航校补训半年,经考试合格后编成一个飞机队,内分驱逐、侦察、轰炸3个组。

1932年5月,柳州航校招考第一期学员,其中飞行生29名,机械生32名。1933年,送5名到英国学习航空机械,两年后学成归来。因购买日本飞机,日方答应培训广西人才。1934年上半年,又选送4名尚未毕业的学员到日本明野空军联队学习空中战斗技术3个月。同年冬,又派8人前往培训,另派10人前去学习飞机维修和仪电知识。

1934年招第二期飞行生30名,机械生30名。南宁考区的口试由白崇禧亲自发问。因香港航校设备较好,又比到国外学习经济,这一期的机械生被送往香港学习一年,然后调回柳州飞机修理厂再实习一年,才结业分配工作。

1936年招收第三期30名飞行生。因这一期均系初中生以上,毕业后被以飞行士录用,又被称为第一期飞行学兵。

广西发展空军,不只為了对内,也有对日作战准备的一面。1936年,李宗仁为广西航校校刊作序写到:“吾国空防尚在极幼稚时期,而在淞沪之役,长城各口之役,察北之役,绥东之役,中国之空军竟未能一显身手于国际斗争之舞台,此不仅为我国民族之绝大危机,抑且为我空军历史上之奇耻大辱,现寇祸日趋紧张,国难日益严重,瞻念前途,实不能不令人深切痛省而亟图奋发者!”白崇禧在航校训话中,一再呼吁政府抗日,同时又就向日本购买飞机问题,以古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为依据,告诫说:“武器是用来杀敌的。广西财经不富裕,向英国买飞机价格高,东西又陈旧,买日本飞机价廉物美何乐不为。买他的飞机,我们学到了精深技术转回打他,又何尝不可。”

严学苦炼锤打

因广西贫穷,自始办航空到全面抗战爆发拨归国民党中央为止,只买了英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飞机。

通过林伟成向香港远东航空公司购买英国的飞机,共62架,包括初级双座练习机、中级双座练习机、侦察机、轰炸机、驱逐机和旅行机。向日本购买的飞机,计有23架。其中,九一式战斗机和甲四式战斗机21架,九二式侦察机2架,稍好于英机。

此外,为节省成本,本省亦从英国购入发电机和基础材料,自己装备了10多架初级练习机和中级练习机。总工程师朱荣章是美国华侨,从小在美国长大,对航空工程很内行。他利用外购器材,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在1937年春研制出了一架双翼中级战斗机,成功后试飞,性能良好,命名为“广西”3号驱逐机。在旧中国,能设计制造飞机的人才寥寥无几。但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空军收归中央,朱荣章被调往成都机校搞一些工厂管理,用非所长,不久就辞职回美国继续做美飞机工业工程师。

广西航校的学员们每月伙食都是一样,飞行学员额外有牛奶、鸡蛋和面包。睡的是硬板床,而且很多人挤在一个寝室里。每人只得练实弹射击3次,每次30发子弹。师生们开展冬泳,冬天冷水沐浴,在学校期间没人请过病假。当时广西航校球队称霸广西。

1936年,两广发动“六一事变”,蒋介石派陆空军从东、北、西三面包围广西,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以收买广东空军的手段,先是把郑梓湘收买过去,继而有6人驾机4架投蒋。他们基本上是广东籍。在严峻形势下,广西员生严阵以待,整天腾空警戒,缺少战斗机就以练习机替代巡逻,身上带着冲锋枪以自卫,团结一致,没有出现意外,日后倍受李宗仁、白崇禧信赖。

艰恶的环境,加上技术不熟练,又多为英国淘汰的旧飞机,使广西空军初期事故多发,尤其是见习班成员,后来只有20多人。以致于机场旁边的乌鸦一叫,飞行员们就认为是不吉利的报信,称自己是“易碎的玻璃人”。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态度较坚决的新桂系把航校及枪炮厂上交国民政府中央。广西航校归并于中央航空委员会及中央航校。中央航校校长陈庆云1937年9月来柳州接收,不无感慨地讲道:“听说广西空军办得好,我初不相信。因为创办空军不是易事,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过去川、滇、湘各省都办过,结果徒有虚名,用了一大笔款,没有收到什么成绩,仅拥有几架烂机,训练出几个不能飞不会打仗的飞行员,与建设空军相去甚远,简直是连雏形都未具备。以广西这样贫苦的省份,我怕比川、滇都不如。今天看到广西空军虽不完备,但规模不小,官生精神焕发,严肃整齐,飞机虽然很旧,看上去好似新的一样,机身和摩打(马达)更是洁净异常,真是意料之外。苦干精神令人佩服。”

搏击苍穹洒热血

到全面抗战前夕,广西空军编为1个大队,分2个教导队,其中驱逐机中队3个、轰炸机中队1个。全面抗战爆发,广西把自己的空军无条件交与中央统一指挥。广西空军抵达武汉、西安后,编制、装备、薪饷、住地都没有落实。派人到南京向白崇禧反映后,白崇禧闹到蒋介石那里,广西空军才被编为中国空军第三大队,下辖驱逐机第七中队、第八中队、第三十二中队,轰炸机中队为第三十四中队。1937年冬,第匕、第八两个中队奉命赴兰州,接受苏联飞机的飞行训练。

本来,按当时的空军编制,每中队有飞行员有10至15人,配备飞机9架,以保障飞行员能够轮流警戒、休息。但是第七、第八中队求参战心切,不计个人得失,人人都要求单独领取一架飞机,被特许每人接收一架。为此,第七、八中队各有飞机11架。经过只有一周的熟习飞行后,即刻南旋。

但与日军最先开战的,是还留在广西的第三十二中队,驻在南宁,可供战斗的只有5架老旧的九一式日制飞机。1938年1月8日,敌在钦州湾的水上机母舰所载的14架水上侦察机,分两批空袭南宁。上午一批14架,中方各机都遭两架以上敌机围攻。首战告捷,我机以少胜多,击伤1架敌机并使其降落附近江面上,中方也有一名飞行员阵亡。下午敌机13架来侵,副队长韦一清再次率剩下的4架飞机拦击,韦一清与分队长韦鼎烈各击落一架敌机。9日,日机也是上、下午两次入侵,第一次11架,第二次8架,说明敌机已被我击落、击伤6架。这是卢沟桥事变以来,敌机滥炸我后方城市中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消息传出,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战后次日即来电祝捷嘉勉,并汇发全队奖金和牺牲飞行员慰问金。

接下来是装备新飞机的两个中队出手。

在整个徐州会战,地面是新桂系巨头李宗仁和白崇禧指挥,空中支援的重任则落在广西训练出来的中国空军第三大队肩上。后来中国空军第四、第五大队也投入战斗。

1938年3月初,台儿庄战役进行到最惨烈时刻,为给守城将士打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要求空军进行战术支援。驻湖北孝感的第七中队和驻河南信阳的第八中队,在大队长吴汝鎏率领下,18日,9架飞机飞往山东滕县、邹县上空,要轰炸扫射敌人阵地。机队刚飞越陇海路不久,就与3架北飞的日军重型轰炸机相遇。我机队扑过去阵阵猛烈开火扫射,敌人3架轰炸机全部被击落。以前饱受日机凭借空中优势任意扫射我地面部队的前线战士见状,不禁在战壕里高呼“中国空军万岁!”

1938年3月25日早晨,中方14架飞机前往台儿庄前线,攻击枣庄小学的敌军司令部和滕县一带地面目标,然后升空巡逻警戒,掩护友军作战。任务完成后,返航途中,快到河南归德准备着陆加油时,突然与北归的18架日机相遇。双方旋即展开激烈的空战,在天空中翻滚追逐,隆隆机声与机枪射击声交织一起。在归德首次空战中,中国空军击落敌机7架,其中黄莺(原名黄廓)一人击落2架,并营救了两位战友脱险。牺牲3人。

4月3日,第五战区令台儿庄一带向日军发起总攻。4日,中国空军以27架飞机,分两批轰炸泥沟车站和台儿庄东北一带日军。4月6日,台儿庄战役结束,残敌向峰县、枣庄一线退却。10日,发生了第二次归德空战。

那天,第三、第四大队18架驱逐机从归德飞往枣庄,轰炸枣莊日军司令部及南面公路上的数十辆坦克,随之又飞往峄县敌军阵地轰炸。敌航空兵第十六联队第二大队长加藤大尉摸透飞机油料不够、须在归德机场加油的特点,不去徐州一带解围,而是率14架敌机埋伏在归德以东上空的云层中,企图趁油料不多而与之对战。哪知我机毫不畏惧,立即冲向敌机,猛烈开火。敌机不支,仓皇逃窜。加藤是日陆军航空队王牌飞行员,有“驱逐之王”称号,自称已击落中国8架飞机,并曾狂妄向中国飞行员下战书。黄莺在最高层,是最后一架。他发现战斗中我下层机队的一架被敌击落,另一架受到威胁,顿时跃下,用4挺机枪同时向敌机猛烈开火,立即将对威胁最大的敌机击落。缠斗中,黄莺又击落一架敌机。他击落的两架敌机中的一架,就是加藤。是役,共击落敌机5架。第八中队副中队长何信因受伤过重,自认必死,在油料也将用完的情况下,毅然扭转机头对准追来的敌机猛然撞去,与敌机同归于尽。分队长莫休在大队长和中队长被敌击中负伤离开之后,主动率余机与敌战斗,但座机不幸中弹,油箱起火,在跳伞下降中被敌机扫射击中殉国。第七中队中队长、广西籍华侨吕天龙在恶战中,右肩、右掌、左腿3处受伤,改用左手操纵飞机,飞回基地安全着陆,降落时他神志已近昏迷。

黄莺接收新飞机回襄樊集训时,他建议改进操纵设备和加装飞机坐舱防弹钢板,提高了飞机性能和空战安全。黄莺后来在南昌抗战中为营救苏联志愿机领队巴比洛夫上校牺牲。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为他题赠“求仁得仁”四字;蒋介石为他题赠的“黄莺烈士千古,碧血忠魂”碑刻,至今还存半截。

1938年4月29日,日军集中50多架轰炸机、战斗机侵袭武汉。中国空军提前获得情报,也派出60多架飞机迎战。在这次武汉空战中,广西空军也打得出色。朱嘉勋、莫大彦、周纯各击落每机乘员8人的敌九三重型轰炸机一架,另外两名飞行员合击伤1架。后来航委会公报称,是役,敌机被击落击伤飞机共29架。

5月,广西空军主动出击,轰炸永城、蒙城一带日军,并扫射渡过黄河、在山东噗县董口登陆的敌军,掩护参加徐州会战的60多万大军安全转移。其后,与也北上参战的第三十二中队一起,3个中队参加了武汉会战中的多次空战,屡有斩获。8月30日,为保卫粤汉铁路,第三大队驻在粤北南雄机场的8架英制格机与敌两批24架驱逐机激战近2个小时,击落7架敌机,但己主也牺牲了一大队长、一分队长,多人受伤。

同年9月初,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奉命全部回国,将停放南昌机场的17架伊-15型战斗机,交由第三大队接收,加上第三大队驻在南昌机场的5架完好的伊-15型机,共22架机,奉令于8日移驻衡阳机场。然而在9月6日,敌一个轰炸机大队已袭击衡阳机场,这是抗战以来衡阳机场第一次被炸。被炸原因是否由于第三大队机群移防衡阳为日方侦悉不得而知。但一个大队的敌机却没有炸坏衡阳机场,使第三大队战机仍能按原部署在9月8日那天安全降落,可谓是个奇迹。他们抵衡阳后才详知,这个奇迹的出现归功于第七中队副队长黄吕琳。他在8月28日由孝感机场将修复好的一架E-15机飞来衡阳,当敌机来袭时,为保护衡阳机场的安全,率7架战机起飞迎击,面对敌拥有27架九六式轰炸机的大机群,毫无惧色。并以高位优势毅然从敌机群上方对准敌领队机迅猛攻击。敌机不得不集中注意力和火力来对付中方冲杀进来的猛将,手忙脚乱,来不及瞄准,就乱扔炸弹,因而甩下的近百个炸弹,都没有命中机场的要害地区。因敌众我寡,力量过于悬殊,在激烈的空战中,黄昌琳的下腭中弹后即昏过去,飞机螺旋下坠,在下坠离地面只有几百米时,他从昏迷中惊醒,意识到自己飞机正在下坠,又强提精神,不顾伤痛,将飞机驶平,对准一草坡迫降。送医院医治时,才知道下腭牙齿全部被打掉,子弹由右口角进去,从左耳下方穿出,离喉咙仅有1毫米左右,因伤势过重,衡阳没有这方面的治疗专家,即转送往香港医治。

此后,广西空军的部分战机,为保卫云南到越南的滇越铁路,驻防越南河内。为保护中国汽油主要来源,到缅甸驻防,并配合远征军作战。还参加了昆仑关战役、兰州空战等。

其间,他们一度与苏联援华志愿队协同。

1943年中国空军开始改用美制飞机,中国空军第一、三、五大队编为中美混合团,归“飞虎队”陈纳德将军指挥。在空中,也随之取得优势。

蒋介石排挤打击杂牌军也体现在空军领域。广西第三期飞行班的学员拨给中央航空学校后,教官、机械教官及技术人员调入航空委员会或所属各厂,有的用违所长,去管枪械油库,个别飞行员被派到飞机场站服务。广西空军没有一个领导人物参加航空委员会。在官阶铨叙上,他们总比“正统派”低一或二级。飞轰炸机的第三十四中队,自编入“中央”以来,从未装备过一机一弹,起初留在广西自生自灭,甚至连粮饷都被克扣。1939年调入四川遂宁轰炸总队,名为整训,实则不给飞行员作战飞机,最后一个个被改调地面丁作。中队的领航员、投弹员、机枪手等后座战斗员被分化瓦解,借故改调其他轰炸机中队,他们中有7人在参加轰炸任务中壮烈牺牲。航空侦察班毕业生,还有人后来被派到陆军部队。

1940年,周至柔以第三大队死伤多、需要补充为由,委派嫡系刘志汉为大队长,同时调出一些人。对调动的人也采取明升暗降方式,有的从空勤转入地勤,有的调去坐冷板凳。第八中队副队长陈业新被调到新疆伊宁去当教官,又无学生可教,因报国无门,竟愤而开枪自杀。

广西空军中的抗日英雄,有曾到日本学习的朱嘉勋、曾达池、何信等人。在日期间,何信在学校一次高空射击考试中,射中率为95%以上,打破日本最高记录。在归德空战中,多架日机围攻何信战机,他胸中3弹穿体而过,仍坚持与敌作战,在弹尽油绝的情况下,放弃跳伞求生的机会,驾机猛然撞向敌机,最后机坠人亡,时25岁。这场激战约半个小时,日军参战飞机14架中,8架在归德及附近被击坠,其他下落不明。后来在山西某地的空战中,被击落的日军陆军航空队一名少佐大队长尸体上有一本日记,其中记载:“三月二十五日,于归德附近与支那强队遭遇,空战之烈,前所罕见。”

朱嘉勋北上后,在第七中队副队长任内,参战不到3个月,就击落敌轰炸机2架、驱逐机1架。因功升第三十二中队中队长后,亦仅在3个月的时间,又先后击落敌驱逐机3架。根据空军总部汇编的《空军抗日战史》对1938年空军各大队的战绩统计资料,第三大队计击落敌机22架。朱嘉勋个人击落6架,为当年全军之冠。

广西空军建设只有6年时间,培养出来能参战的飞行员不过为七八十人。在全面抗战期间,他们先后有包括大队长吴汝鎏在内的15人在空战中为国献身,17人因为迫降等原因牺牲,另有24人在空战中负伤,牺牲和负伤者总计达56人。在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吴汝鎏、何信、黄莺3人名列榜中。赖崇达是个独子,由于第一期飞行失事多,所以后来招收飞行学生时内定独生子不收,亲自面试的白崇禧问明他情况后,两次将他拉下榜,他也两次到白崇禧办公室禀明家况,终于如愿,北上后多次参战,后因防空情报失误,于衡阳机场被敌机轰炸殉职。

泾渭分明的结局

解放前夕,广西空军的大部分飞行员去了台湾。但吕天龙、陆光球、江秀辉、唐信光、韦善谋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空军,由民航起义的有易空、吕辑人。

吕天龙是爱国华侨,飞行班第一期学员,是到日本学习中的一员,毕业后即为驱逐机队的主任教官,后为队长。吕天龙参加了第三大队的多次空战,1944年被重庆航空委派到英国“英帝国中央飞行学院”学习。回国后,他不再驾机上天。解放战争后期,他不听李宗仁、白崇禧的3次电召,离桂赴港。后经地下党同意,回东江游击区。广州解放后在军管会航空处工作,海南岛解放前夕,奉叶剑英手令,到三灶岛开回蒋军迫降的一架B-25重型轰炸机。后调中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志愿军冲击机指挥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1955年转业。

陆光球,由广西大学预科班入飞行见习员班学员。驱逐机飞行员,第八中队中队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有参与国共内战。1949年,担当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第一处(飞行安全处)副处长的他拒绝撤往台湾,通过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带领4名空军在广州市起义,参加了解放军空军。1950年北上东北,到空军第三航空学校任飞行教员,后任飞行副大队长等职,为培养人民空军第一批飞行员做贡献。

江秀辉是广西藤县人,生于1909年,航校第二期飞行班。他入校仅一年半就被破格任命为助教,授少尉军衔和副连长级别。后历任广西航校飞行教官,上尉飞行队长,少校军事代表,陆空联络组长。曾在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川渝地区进行防务战斗。1940年冬,江秀輝驾机辗转越南、缅甸等地驻防,在腊戌机场与当时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有了直接接触。江秀辉等4人还担负起该师与国内的紧急通讯工作,驾机频繁穿行在昆明与腊戌之间。1943年,第三大队编入了中美空军的混合团,江秀辉任混合团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中队长,并到美国受训。7个月后,飞行员们驾驶美式最新的战斗机,回到湖南芷江机场,在抗战后期主要负责轰炸京汉铁路沿线日军的军事要点。在历次战斗中,他多次负伤,直接击落日本敌机两架,在武汉保卫战中带伤升空,与战友协同共击落日机29架。江秀辉没有驾机参加过一天的内战。1945年3月,广西所有的飞行员中,只剩下江秀辉一人仍留在中美飞行团继续战斗,但到4月,他也即调航空委员会参谋处参谋,兼在陆军讲授防空学和陆空军联合作战战术。1949年,江秀辉拒绝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抗日有功爱国人士,被分配到空军昆明机械厂任副厂长兼技术顾问,按少将级别发薪俸,还发给技术津贴。2003年去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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