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兵

（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200237）

一、引言

肇始于公共财政领域在公共部门存在的粘蝇纸效应，在涉及私人部门决策的公司金融和家庭金融领域也被广泛发现。传统主流的新古典范式将地方政府转移支付中的粘蝇纸效应归因于激励错配，力图通过“做对激励”降低其社会福利损失，而行为经济学分析范式立足中间选民①政治学中的中间选民定理推断直接选举制度下，政府会迎合和反映中间选民的诉求，仁慈的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体现为中间选民的偏好。本文沿用现有文献中间选民的习惯表述，但仅用其指代辖区居民，并无特定的政治身份含义，因而其行为选择与选举制或代议制的政治制度无关。（辖区居民）的“非理性”选择模型将普遍存在的粘蝇纸效应归结为“认知偏差”。显然，单一的新古典范式或行为经济学分析范式难以为粘蝇纸效应的生成和测度提供全面的理论解释。现有研究粘蝇纸效应的国内外主流文献主要关注公共部门的粘蝇纸效应，而且主要利用包括断点回归、双重差分模型等计量手段测度粘蝇纸效应规模，对粘蝇纸效应生成机理及政策应对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国内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对粘蝇纸的研究明显欠缺。中国作为事实上的财政联邦制，政府转移支付中广泛存在粘蝇纸效应（范子英和张军，2010；毛捷，2015；刘畅，2015；李丹，2015；薛凤珍，2018）[1][2][3][4][5]。从地方政府辖区居民行为分析的角度探究粘蝇纸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