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者弘毅》 潘维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

将近1/4个世纪以前，1982年春末，我21岁，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硕士生。管教务的老师通知我：派给你的导师是本系外聘的教授陈翰笙。

听说陈翰笙曾与李大钊和蔡元培共过事，85岁了，脾气倔，要学生去他家面试，面试后才决定收不收。天哪，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开学了，正式去陈翰笙家上课，他已迁居复兴门外24号楼——那时俗称“部长楼”，今天称为“高层板楼”。从此，陈翰笙成为我的启蒙恩师。两年里，我每周去他“106室”的家中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单兵教练。

“106室”的主人于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高壽107岁有余。20年后去他家吊唁，我所熟悉的“106室”全然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没有，均为旧物，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

先师去也，师情犹浓，遗像如生，教诲不敢忘。睹旧物，思故人，满心的惆怅，更有满怀的感动。兹忆当年师生事，纪念翰老，为自己余生鉴，亦为那精神薪火相传。

翰老的课堂

先师无子女，夫人在“文革”时去世，起居由其九妹照看。先师父母生九子，仅存首末两子女，长子先师，另一即九妹。

先生的小妹慈眉善目，迄今健在，高寿91岁了。每次去上课，到家落座，她便端来一杯清茶。谈历史时，她有时取椅坐于先生身旁，偶尔取笑先生眼疾，拍着他的手，说他瞎眼不辨人。她给师生关系带来一份轻松，带来了家一般的气氛和爱意。

陈翰笙对指导研究生是非常认真的。师生就是师生，每周必定要上课的，唯“课堂气氛”轻松愉快。陈翰笙上课按部就班，1小时教授英文，1小时谈历史、社会、时政和硕士论文。先生有高朋来访，亦不得逃课，命我移座去听他们的高论。

翰老还教我写文章。要点大多忘记了，但有一条是一辈子不会忘的，就是通俗易懂，写短句，不用生涩的词。他告诉我：没学问的人，才用怪词。凡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词，要么是想吓唬读者，要么就是没读懂外文原文。

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写博士论文，导师认为我的英文句子太长，让我去读韩丁写的《翻身》，说那是最好的英文。老师解释说，社会科学作品与自然科学不同，是要给大众读的。大众读得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大众读着明白顺畅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

老师告诉我：博士论文，应当让你没念过政治学的老妈也能流利地阅读。我这才恍然大悟，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没有一个长句，没用一个“大词”，所以是文笔最好的书。

踢顾维钧的椅子

先师是学历史出身。他要我认真读历史，什么历史都读，古今中外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非常幸运，老师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部丰富的历史书。他的历史感如此之强，经历如此有趣，那时的我虽无法理解，却留下深刻印象。

翰老讲他当年在美国做学生，当过激进学生的代表。顾维钧去美国谈判，陈翰笙代表学生闯入会议室闹事，踢着顾维钧坐的椅子，警告他不许卖国。先师告我，顾虽西学出身，老婆却一大堆。我那时在读《顾维钧回忆录》，津津有味，正在做外交家的梦。翰老三言两语，把我对顾的向往和对外交的神秘感一扫而空。

与先师谈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经济史。他写过关于巴黎和会的博士论文，不讲，却讲了他去德国的缘由。从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先师去哈佛学习，一年多以后就没钱继续了，于是带着仅余的一点钱同夫人顾淑型去了德国。战后的德国经济已经彻底崩溃，那点美国钱值了许多，够坐火车的豪华包厢，还够雇个德国佣人。

我在美国也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史，学到什么，全然忘记了。若干年后，苏联垮台，中国人那点可怜的工资却能在俄罗斯过上神仙日子。这就让我想起了翰老去德国的故事，对什么是“经济崩溃”理解得非常鲜活。当“民主派”们说，不管怎么样，俄罗斯到底是民主了，每到此，我就会想起翰老讲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是怎么垮台的、蒋介石的统治是怎么垮台的。经济崩溃，不是民主的福音，是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地下工作与学术生涯

当时北大有一美国来的华裔学生，请我帮忙查她爷爷的历史，说她爷爷好像很出色，做过中国的大官。我查不到，就去问陈翰笙。

翰老不仅知道，还与那人有过交往。那人做过“司法部长”，不过是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病死于监狱，先是国民党管的监狱，后是共产党管的监狱。

我当时在学日文，翰老提示我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我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华裔女孩得知我的“研究结果”后，一脸的落寞，让我很不忍心。

查那本名人录时，我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我震惊的是，书里写道：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

我问过翰老，他只告诉我，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与学术生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陈翰笙是中国第一人。

翰老讲中国经济史，特别是农村经济史。他讲的英美烟草公司历史特别有趣。该公司被中国本地官僚介绍给农民，先给中国农民发放优惠的小额贷款，让他们由粮食作物改种烟草，而收获的时候却以垄断性的低价收购烟叶。种过烟草的地不适合种庄稼了，农民命运只能由外国资本家左右。当烟草市场崩盘，农民还得向地主照交地租。

由此，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得出结论：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盘剥，还受外国资本的压榨，也受本地官僚买办的压榨。除了造反，没有出路。这个项目是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做的情报研究。依赖贫苦农民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路线，是这样被翰老提出，在学界传播开来，而且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毕业数年后，我要去美国读博士，翰老为我写推荐信。到了才知道，他在美国的名气比在中国大，他的推荐信是关键性的。又过了好多年，我才懂得，有这样一位出色的学者领着入学术之门，是多幸运。可惜当时年幼无知，偶得的先生遗墨，均已荡然无存。

（本文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