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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媛的繁华人生因顾维钧落败

2016-07-07

家人 2016年6期
关键词:顾维钧蕙兰婚姻

钱与权的结合

“有钱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大概说的就是黄蕙兰。

黄蕙兰1893年出生,是南洋“糖王”、瓜哇国华侨首富黄仲涵之女。家里富得流油,从小养尊处优,一人吃饭有6名仆人伺候,3岁就拥有一条母亲送的80克拉钻石的金项链。

除此之外,她还精通音乐、美术、舞蹈和法、英、荷等六国语言。如此优秀的阔小姐,却因嫁给了“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这个表面绅士体贴、私下却有精神洁癖的男人,让她在情感上败得一塌糊涂。

1920年,二人在伦敦举行了婚礼。彼时,黄蕙兰27岁,顾维钧32岁。

关于两人的结合,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一个版本是:顾维钧因在黄琮兰(黄蕙兰的姐姐)家中看到黄蕙兰的玉照,一见钟情。但游历欧洲、游走情场,身边不乏富家子弟、王公贵族的黄蕙兰,对众人口中优秀的外交官顾维钧不屑一顾。因为在她看来,顾维钧没有家世背景,衣着普通、留着老式的平头,生活又缺乏品位,“他不会骑马、不会跳舞,甚至不会开车。”

后来,黄蕙兰爱上顾维钧,是因他的外交官身份。顾维钧没钱,但有权,受到众多国际上身份显赫的人的尊重,这让什么不都缺的黄蕙兰有了异样的感觉。

另一个版本是:黄蕙兰早在19岁时,就对风度翩翩的顾维钧种下了相思。直到1918年,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唐宝玥不幸病逝,黄蕙兰才开始猛追顾维钧。可顾维钧瞧不上她的容貌,认为她虽衣着华丽,但长相普通。

无奈,黄蕙兰直接赤裸裸地表白:“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开始合作吧。”那时,顾维钧只是国联理事(一战后成立的一个类似于联合国的组织)。据说,顾维钧后来花了一个英镑,请来一位英伦有名的星卜家为他占卜这门婚姻是:佳偶天成、大吉大利。他这才与黄蕙兰结了婚。时人调侃这段婚姻为“一镑缘”。

两个版本无论孰真孰假,都逃不过“钱权结合”的嫌疑,充满一股子阴谋味道。

表面风光的婚姻

溺爱黄蕙兰的黄仲涵,对这个女婿很不满,尽管当时顾维钧在中国很出名,受到很多人的尊敬。他曾在女儿婚前,派人调查过顾维钧,发现他32岁,便已结婚两次,并育有一儿一女。“这个男人很花心,你不会成为他的正室。”黄仲涵这样下结论,尽管他自己妻妾成群。

但黄蕙兰出嫁时,他仍然不惜千金,意图用钱稳固女儿在婚姻中的地位。婚礼十分隆重,排场很大,众多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及富商都来了。这位父亲所给予的嫁妆令世人瞠目:纯金刀叉、纯金碗碟、用钻石镶嵌的枕头套、一辆配有司机的高级轿车。除此之外,还有500万英镑的现金。

黄蕙兰对这段婚姻是满意的。她以顾维钧为荣,并深爱着他。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时拒绝在辱国条约上签字,创造了“弱国也有外交”的奇迹。后来,他先后任驻英、驻法、驻美大使。

黄蕙兰很喜欢“大使夫人”这个头衔,处处以“中国橱窗”来定位自己。利用父亲的财富以及自己的社交才能,她将顾维钧的事业推向了高峰,令他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也让自己成为社交界的奇女子。

她的外交形象深入人心,常着装独特精致,引领时尚潮流,是当时女子穿衣打扮的时尚标杆。在一次《Vogue》杂志评选的“最美着装中国女性”中,她还艳压宋美龄获得了第一。并且,她精通六国语言,深谙社交心理,连顾维钧都自叹不如。

顾维钧晚年回忆黄蕙兰:“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喜欢和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常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招待他们。”

这对夫妻,在外人看来,无疑是黄金搭档。但黄蕙兰的婚姻,正如张爱玲所言:“人生是一件华丽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

修养极好的她,被逼成了泼妇

顾维钧缘何娶自己,黄蕙兰再清楚不过。他最需要的,不是她的爱,而是她的钱,她无疑令他得到了满足。生活与事业上的开销,几乎都是黄蕙兰在埋单。对此,她没有怨言,顾维钧倒不满意了。

顾维钧痛快地花着她的钱,却又以鄙视她的奢华,来“正当防卫”自己奇异的自尊心。似乎,他每多花她一分钱,便对她多一份排斥与苛刻。黄蕙兰曾说:“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边。”

他曾要求黄蕙兰:“除了我给你买的首饰外,其他的你什么也不许佩戴。”“你外出用车,必须先请示我。”其实,顾维钧是希望以此来“打压”黄蕙兰,希望她能稍稍收敛,给他一些做丈夫的脸面。但黄蕙兰没明白,还总是一副理所当然“又没有花你的钱”的态度,令顾维钧颇为不满,对她日生嫌隙。

无法在黄蕙兰那儿得到情感上的尊重,顾维钧将其转移到了其他女人身上。

那时,顾维钧与杨光泩夫人严幼韵的暧昧关系,是社交界公开的秘密。当丈夫开始整夜整夜不回家后,黄蕙兰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耻辱。有一次,她实在忍无可忍,便去“捉奸”了。

当时顾维钧与张学良私交甚好,他们正在一起打牌。张学良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次一起打麻将,顾太太来了,拽着顾走,顾坐那儿就不走,她便拿着茶水,给顾的头上哗哗哗地浇下去。顾呢,还是不动弹。顾太太还当我们面骂严幼韵,骂的那个话,不好听得很吶……”

养尊处优、修养极好的黄蕙兰,却被逼成了狼狈的泼妇,可见其凄凉的心境。

而这次事件后,她也死心了。1956年,63岁的黄蕙兰向68岁的顾维钧提出离婚,两人和平分手。36年的相携扶持,终究逃不过黯然收场。

我一辈子都是顾太太

顾维钧带给黄蕙兰的,是伤痛的记忆。与她离婚不久,顾维钧便和严幼韵结婚了。

黄惠兰经历了繁华人生中最大的低潮:战火连绵的硝烟、双亲过世的打击、婚姻的背叛与破碎。离婚后的黄蕙兰远走纽约,带着父亲留下的50万美元遗产,独居在曼哈顿的高级公寓中。她养狗为伴,终身未再婚。

当别人问及往事时,黄蕙兰仍以“顾太太”自居:“我才是顾太太,虽然我们已经分居了。我们家里人也不承认的,我的小孩在新年只给我磕头。”她对顾维钧怨而不懑:“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要的丈夫。”

晚年时,她在回忆录《没有不散的筵席》写道:

或许在外人看来,这种好生活令人向往,求之不得。可是,我体验到的不幸太多了。在我年事已高、阅历丰富的今天,我足以意识到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世上无人不遭受折磨,或是这方面,或是那方面,正因如此,才使我们相识、相怜。

1993年12月,在她百岁寿辰的那天,黄蕙兰安然离世了。百年的热闹繁华成就了一位风华绝代的佳人,在世人眼里开成景、又落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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