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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细胞减灭术加腹腔热灌注化疗围手术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危险因素及防治技术

2019-05-07李鑫宝姬忠贺张彦斌刘刚李兵安松林于洋张凯林育林李雁

肿瘤防治研究 2019年2期
关键词:双下肢腹膜静脉

李鑫宝,姬忠贺,张彦斌,刘刚,李兵,安松林,于洋,张凯,林育林,李雁

Key words:Cytoreductive surgery;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Venous thromboembolism;Integrated VTE prevention strategy

0 引言

腹膜癌(peritoneal carcinoma, PC)是指在腹膜上发生和(或)发展的一类恶性肿瘤,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类[1]。以肿瘤细胞减灭术(cytoreductive surgery, CRS)加腹腔热灌注化疗(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HIPEC)为主的综合诊疗策略已获得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支持[2-5],成为治疗阑尾黏液癌PC、结直肠癌PC、腹膜恶性间皮瘤的标准治疗方案,以及卵巢癌PC、胃癌PC的推荐治疗方案[6]。

腹膜癌患者因肿瘤负荷大、既往手术史、放化疗史、CRS+HIPEC手术时间长、切除范围广、出血风险高、血制品输注量大、留置中心静脉导管和腹腔化疗联合热疗,导致围手术期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包括深静脉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和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 PE)的风险较高。评估腹膜癌患者的VTE风险,探索针对性的防治技术,是CRS+HIPEC治疗策略的重要内容。

本研究旨在分析我院820例腹膜癌患者围手术期VTE风险,评估以物理预防为主的VTE综合防治技术。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我院自2003年,开展以CRS+HIPEC为核心的腹膜癌综合治疗,并建立完善的数据库,至2018年4月1日,共收入820例腹膜癌患者完整信息。纳入标准:(1)KPS评分>50分;(2)外周血白细胞≥3.5×109/L、血小板≥80×109/L;(3)适宜肝功能:总胆红素、AST、ALT<2×ULN(upper limit of normal);(4)适宜肾功能:血肌酐<133 μmol/L;(5)心、肺功能及其他主要脏器能耐受大手术。排除标准:(1)术前检查发现肺、脑、骨、肝等多处转移;(2)总胆红素、AST、ALT≥2×ULN;(3)血肌酐≥133 μmol/L;(4)影像学诊断明显肠系膜挛缩;(5)机体状态、重要脏器功能难以耐受大手术[3,7]。研究方案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CRS+HIPEC基本操作 由腹膜癌专科治疗团队实施CRS+HIPEC。全麻后,患者摆平卧“大”字位,取剑突至耻骨联合的腹正中切口,开腹后从膈肌腹膜至盆腔腹膜探查肿瘤侵犯程度,详细记录腹水性质及量、原发瘤和(或)PC的部位、大小,评估腹膜癌指数(peritoneal cancer index,PCI)[8]。根据CRS标准操作[9],按区域顺序、规范切除原发瘤、腹膜肿瘤、受累器官或组织、清扫淋巴结,凡能完全缩瘤者行根治性切除,不能完全缩瘤者行最大程度CRS,并评估肿瘤减灭程度(completeness of cytoreduction, CC)[10]。

CRS完成后行开放式HIPEC。每种化疗药物溶入3 000 ml 0.9%氯化钠溶液中,加热至(43±0.5)℃,以400 ml/min的流速循环灌注,持续30 min。HIPEC化疗药物方案主要为:顺铂120 mg+丝裂霉素C 30 mg或顺铂120 mg+多西他赛120 mg。

HIPEC完成后,进行消化道、泌尿道等重建或肠道造口,减张缝合关腹,返回病房,监护治疗。

1.2.2 VTE事件筛查 依据Caprini血栓风险模型[11]评估VTE风险,0~1分为低危组、2分为中危组、3~4分为高危组、≥5分为极高危组。患者术前行双下肢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明确有无VTE事件。凡出现呼吸困难、胸痛、低氧血症、下肢肿胀、周径增粗、疼痛或压痛等VTE可疑症状者,立即行血浆D-二聚体、动脉血气分析、心肌酶谱、心电图、胸片、超声心动图、双下肢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胸部CT检查,鉴别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肺炎、动脉夹层、胸腔积液等,超声或CT提示肺动脉或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最终明确(临床症状型)PE或DVT诊断。

1.2.3 VTE综合防治技术 参考中国及国际肿瘤相关VTE预防与治疗专家指南[12-13],本单位建立了一套以物理预防为主的VTE综合防治技术[14],要点包括:(1)CRS+HIPEC术中,患者双下肢安装间断充气加压装置(intermittent pneumatic compression device, IPC),促进双下肢血液循环,直至手术结束;(2)CRS+HIPEC术后早期,指导患者主动性踝关节背屈/趾屈,以发挥双下肢“肌肉泵”作用,并联合应用IPC,预防DVT;(3)指导患者主动性扩胸运动,双上肢抬举、内收、外展,以发挥“胸泵”作用,预防PE,见表1。

对于临床症状型VTE患者,患肢制动,根据体重皮下注射低分子量肝素(Low-molecular-weight heparin, LMWH),2次/日,连续7~10天,动态监测凝血功能、D-二聚体、FDP,观察皮肤黏膜出血体征及腹腔引流液颜色变化,防止继发性出血。

表1 VTE综合防治技术Table1 Integrated VTE prevention strategy

1.2.4 研究指标 主要研究指标为CRS+HIPEC围手术期VTE危险因素,次要研究指标为围手术期VTE综合防治技术。围手术期定义为手术当日至术后30天。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中位值或(±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卡方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临床病理特征

820例腹膜癌患者接受CRS+HIPEC治疗,胃癌患者占16.9%、结直肠癌患者占22.0%、腹膜假黏液瘤患者占20.5%、卵巢癌患者占13.8%、腹膜恶性间皮瘤患者占4.9%、原发性腹膜癌患者占4.5%、脂肪肉瘤患者占4.6%、平滑肌肉瘤患者占1.3%、子宫内膜癌患者占1.2%,其他肿瘤患者占10.2%,见表2。有VTE既往史者39例(4.8%),VTE药物预防史者16例(2.0%),术前下肢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发现VTE者33例(4.0%);Caprini评分中位11分(9~17分),均属于VTE极高危组。

表2 820例腹膜癌患者基本临床病理特征Table2 Major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820 peritoneal carcinoma(PC) patients

2.2 CRS+HIPEC相关信息

CRS+HIPEC中位手术时间10 h,PCI中位20分(0~39分),59.0%患者达到彻底肿瘤减灭(CC=0~1)。器官(部分)切除0~2个者占58.2%、3~5个者36.4%、6~9个者5.4%。腹膜区域切除0~3处者占39.4%、4~6处者31.9%、7~10处者28.7%。术中输红细胞0~20 U,血浆0~2 000 ml,血小板0~2治疗量;术中输液量570~17 000 ml,出血量0~6 100 ml,尿量200~6 500 ml。行顺铂120mg+丝裂霉素C 30 mg HIPEC者占28.3%、顺铂120 mg+多西他赛120 mg HIPEC者占71.7%,见表3。

2.3 VTE发生情况及转归

820例患者围手术期发生VTE者14例(1.7%),其中6例(0.7%)为无临床症状型VTE,均为下肢肌间静脉血栓;8例(1.0%)发生9个临床症状型VTE事件,包括8个(1.0%)DVT和1个(0.1%)PE,其中3例仅接受物理治疗,5例同时接受LWMH治疗,均临床恢复,未发生VTE相关死亡。

2.4 VTE事件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2.4.1 VTE事件单因素分析 将患者基本临床病理特征、CRS+HIPEC手术相关信息等数据进行统计,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P=0.043)、BMI(P=0.023)、VTE既往史(P=0.001)、术前VTE(P=0.008)、脉管瘤栓(P=0.036)5个参数与VTE事件的相关性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见表4,提示这些是发生VTE事件的高风险因素。

2.4.2 VTE事件多因素分析 为确证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与VTE事件的相关性,我们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显示有VTE既往史、脉管瘤栓是CRS+HIPEC围手术期VTE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5。

3 讨论

VTE是肿瘤患者相关并发症之一,发生率约为1.6%[15],且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16],是肿瘤患者第二大死因[17]。Rottenstreich等[18]发现,尽管CRS+HIPEC患者围手术期接受IPC及皮下注射依诺肝素预防,仍有13.5%患者出现VTE,其中门静脉-脾-肠系膜静脉血栓形成占5.7%、PE占5.2%、DVT占2.6%。 Lanuke等[19]研究表明,CRS+HIPEC治疗腹膜癌患者,VTE事件发生率约10.0%。Vukadinovic等[20]研究562例接受CRS+HIPEC治疗的腹膜癌患者,4.4%出现急性PE。Sparks等[21]报道,CRS+HIPEC治疗阑尾黏液腺癌腹膜癌患者,术后VTE相关死亡达3.3%。

表3 820例腹膜癌患者CRS+HIPEC相关信息*Table3 Parameters of CRS+HIPEC on 820 PC patients*

本研究中820例腹膜癌患者接受CRS+HIPEC治疗,围手术期发生VTE者14例,发生率1.7%,未发生VTE相关死亡,其中6例(0.7%)无临床症状型VTE、8例(1.0%)临床症状型VTE。围手术期VTE发生率明显低于上述相关研究,提示以物理预防为主的VTE综合防治技术有效。上述相关研究依据国际肿瘤相关VTE预防与治疗专家指南[13,22],多采用IPC和皮下注射LMWH预防VTE;本研究采用术后早期主动四肢运动和IPC预防VTE,而皮下注射LMWH仅用于VTE新发患者;说明在VTE预防中术后早期主动四肢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表4 CRS+HIPEC围手术期VTE事件相关危险因素分析*Table4 Risk factor for perioperative VTE after CRS+HIPEC*

表5 CRS+HIPEC术后VTE事件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Table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postoperative VTE after CRS+HIPEC

依据Virchow血栓形成理论,血流瘀滞、血液高凝状态、血管内皮损伤是血栓形成的三大因素。四肢主动运动主要通过影响其中两个因素达到预防的目的:(1)四肢主动运动通过发挥“肌肉泵”、“胸泵”作用,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血液瘀滞。Stein等[23]研究踝关节运动与下肢深静脉血流速度的相关性发现,坐位和卧位踝关节运动均能增加双下肢深静脉血流速度,有助于预防血液瘀滞引起的VTE。Caldwell等[24]研究发现,双上肢间歇式运动同样可以增加双下肢深静脉血流速度,预防DVT;(2)有氧运动可以减轻血液高凝状态。Jahangard等[25]研究表明,短期有氧运动可延长凝血酶原时间(PT)、部分凝血酶原时间(APTT),增加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活性,促进纤溶。

本研究中单因素分析发现,高龄、超重、VTE既往史、术前VTE、脉管瘤栓是CRS+HIPEC围手术期发生VTE事件的高危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VTE既往史、脉管瘤栓是独立危险因素。这些结果与文献报道有一定可比性。Gainsbury等[26]对肿瘤手术患者围手术期VTE事件统计分析,年龄每增加5岁,风险比增加1.24(95%CI:1.09~1.42)。Arai等[27]研究表明,对于进展期胃癌,BMI≥25 kg/m2是围手术期VTE独立危险因素(HR=3.38, 95%CI: 1.72~6.65),超重使机体处于低炎性反应状态,促凝血物质水平增高,增加腹压、双下肢深静脉回流缓慢、血液瘀滞,VTE发生率增高。Osaki等[28]对胃癌围手术期VTE危险因素分析表明,肿瘤浸润深度(T1vs. T2-4)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是VTE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HR=11.6, 95%CI: 1.072~125.6)。Rottenstreich等[18]对CRS+HIPEC围手术期VTE事件多因素分析显示,PCI、术中输血、手术失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出院后无抗凝治疗与围手术期VTE显著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仅出院后无抗凝治疗为VTE独立危险因素。

上述研究表明,腹膜癌患者CRS+HIPEC围手术期VTE发生风险较大,应动态进行危险因素评估,尤其是高龄、超重、有VTE既往史、术前VTE、有脉管瘤栓的患者,应严格筛查;围手术期积极应用以物理预防为主的VTE综合防治技术预防VTE,同时密切观察呼吸、循环、下肢静脉症状体征变化,警惕VTE发生,使腹膜癌患者安全度过围手术期。

本研究尚有不足之处:(1)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非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2)确诊VTE数量较少,分析可能存在偏差;(3)仅统计分析围手术期VTE事件,未研究术后辅助治疗期间VTE情况。

综上所述,腹膜癌患者CRS+HIPEC围手术期VTE风险较大,VTE既往史、脉管瘤栓是独立危险因素。以物理预防为主的VTE综合防治技术可预防CRS+HIPEC围手术期VTE,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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