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主义散文”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界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在场主义散文”由周闻道、周伦佑等人于2008年3月正式发起，发起者称之为“中国当代第一个自觉的散文写作流派”，并郑重其事地发布《散文：在场主义宣言》。该宣言明确提出以“在场性”和“散文性”作为建立一个全新文类体系的两大指标，其中宣称：“‘在场就是去蔽，就是敞亮，就是本真;在场主义散文就是无遮蔽的散文，就是敞亮的散文，就是本真的散文。”①值得注意的是，该宣言的最后还颇具仪式感地署上了全体共18位“在场主义同仁”的姓名，分别为：周闻道、马叙、风吹阑叶、朴素、李云、米奇诺娃、杨沐、宋奔、张生全、张利文、沈荣均、周强、郑小琼、赵瑜、唐朝晖、黄海、傅菲、周伦佑。这些同仁中，有知名作家，更多的是不知名的作者，是共同的创作理念让他们走到一起，构成某种话语同盟关系。而出版于2008年的《从天空打开缺口》一书，被命名为“在场主义散文”的“开端卷”，收录了《散文：在场主义宣言》、各位同仁的散文作品以及周伦佑的长篇论文《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等文。2010年，一年一度的“在场主义散文奖”设立，迄今为止已举办了6届评奖活动，推出了一批数量颇为可观的获奖作品。通过获奖作品的结集出版、评论以及媒体报道等相关活动，“在场主义散文奖”为张扬“在场主义散文”写作理念和彰显话语影响力，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

散文作为一个独立的文类，和小说、诗歌、戏剧等文类相提并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在现代西方文学史的叙述体系中，散文往往很难获得小说、诗歌、戏剧等文类地位。1930年代中期，赵家璧主编的旨在盘点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理论和创作实绩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①，其中第六卷和第七卷为散文作品集，分别由周作人和郁达夫编选。在该大系收录的各种文类作品中，散文作品所占的比重仅次于小说作品（共三卷）。由此不难看出散文写作在当日的分量之重。不过，纵观五四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学庞杂版图，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类相比，散文尽管从一开始就得到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许地山、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冰心、梁实秋等文学大家的垂青，却在后来的历史行程中总是处于某种边缘化的位置，终究难免“妾身不明”的窘迫感和失落感，尤其是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演进，当其他文类都不断地在各种流派、运动中推出各自的代表性作家和优秀文本，现代汉语散文所遭遇的这种窘迫感和失落感就愈发突出，进而郁结成一种关于文类自身处境的深层焦虑。近年出现的“在场主义散文”的流派倡议及其相关活动，自然可以看作是这种文类焦虑在二十一世纪的最新表现。

“在场主义散文”倡导者们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强调散文作为一个文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们不无悲壮地宣告道：“我们还散文以自由，散文因我们而正名。通过我们，中国白话散文将第一次真正站起来，成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平行的，平等的，文脉谱系清楚的，本质特性鲜明的写作文体。”②现代汉语散文的文类独立性的寻求与确立、历史谱系的梳理与建构、文类内部特征的概括与凸显等议题，在这里被系统地提出来，成为“在场主义散文”倡导者们纾解文类焦虑的逻辑起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在场主义散文”倡导者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勘测、厘清散文的文类边界，并且以优秀的文本在这个边界内建立坚实的话语据点。

对于上述议题的思考，周作人早在1930年代中期就有所涉及。他曾以“新散文”一词来命名五四时期的白话散文，梳理了其复杂的历史渊源：“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③不同于胡适、陈独秀等人极力割裂中国古典文学和新文学之间的关联的论述方式，周作人认为现代汉语散文的动力来源既有横向的西方因素，也有纵向的古典元素，正是二者的化合推动了现代汉语散文写作的发展。周氏这里所谓的“新散文”，可以看作是与一般读者更为熟悉的“新诗”对举的一个命名，与此前他提出的“美文”一词也遥相呼应，都在为现代汉语散文寻求作为一个独立文类的合法性。这个命名一方面反映了周作人对于散文这一文类在新文学整体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对散文文类的现代内涵的某种独到理解。显然，由于受到历史语境的局限，周作人在当时还无法为现代汉语散文寻求文类独立性的相关议题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看，“在场主义散文”的倡导，可以说是对周作人未竟事业的一种对接。只不过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和文类实践的日益丰富多元的变化，这种对接具有一种超越性。

作为关键词的“在场”和“介入”，都是借鉴西方现代哲学理论的概念，被“在场主义散文”写作者奉为一种重要的话语策略：“在场主义主张‘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认为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介入就是‘去蔽‘揭示和‘展现”，具体而言，“介入当下现实，就是消除散文写作与现实的隔膜，去除那些自称为真理的谎言对当下现实‘真实与‘真相的遮蔽，使散文之笔直接进入事物的内部，与世界的原初经验接触，并通过本真语言呈现出来。”①就散文创作理念而言，这些观点无疑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新提法，问题在于这种理念是不是散文文类所独有的，或者说散文写作在贯彻这种理念时具有自身独特的文类优势，这些问题本应细加辨析，可惜的是宣言作者在这里却语焉不详。

与“在场性”“介入”相呼应，“在场主义散文”倡导者还特意强调了“散文性”这一概念：“散文的唯一性或散文的纯粹性，是散文之所以是散文，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型的本质性特征。” ②这里所谓的“本质性特征”，在“在场主义散文”倡导者看来，具体包括“非主题性”“非完整性”“非结构性”“非体制性”四个方面，它们的意涵分别指向“随意性”“散漫性”“发散性”“自由表达意向”。彰显散文文类独立性的诉求在这里得到鲜明的表达，不过其有效性却值得商榷，首先，这四个特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显得混乱，缺乏必要的自洽性;其次，这些特征并非完全是散文文类特有的，因此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毋庸置疑，“在场主义散文”倡导者对于现代汉语散文的文类焦虑的认识是较为深刻和全面的，但他们为此提出的理念设计显得仓促、空疏，缺乏现实针对性。事实上，要真正消除这种文类的焦虑感，创作出一批艺术风格丰富多样、艺术水准高的散文作品才是最有效的方式。

二

在文本策略上，“在场主义散文”并不仅仅依靠同仁的写作来生产文本，而是试图通过“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评选这一平台来不断寻求更多优秀散文文本的支持。经过数年的运作之后，王鼎钧、齐邦媛、龙应台、张承志、阎连科、贾平凹、高尔泰、邵燕祥、舒婷、阿来、毕飞宇、刘醒龙、筱敏、章诒和、刘亮程、鲍尔吉·原野、冯秋子、周晓枫等一大批著名作家的散文作品，都被纳入“在场主义散文”的叙述大框架之内。此举的积极效应，是极大地扩大了“在场主义散文”的影响力，其消极方面的影响则是遮蔽、压抑了真正践行“在场主义散文”理念的作者的创作。尤其是当后面几届的评奖把各类文章都往“在场主义散文”这个框子里装时，“在场主义散文”当初一直强调的流派理念显然就被大大地淡化了。譬如，关于金雁获奖作品《倒转“红轮”》的不同看法，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反应。

南帆在谈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倒转“红轮”》一书时，曾颇为含蓄地表达了他的某种疑惑：“2013年举行了在场主义散文评奖，金雁《倒转‘红轮》一书成为终评的候选作品。我的心目中，这是一本思想史著作，学术质量是这本著作赢得各种评价的依据。因此，《倒转‘红轮》与诸多散文作品同台竞技是否合适？”基于这种疑惑，他进而提出一个问题：“表述思想的时候，散文与科学论文——当然包括各种学术著作——之间是否存在重大差异？”①南帆此问的潜台词，显然是他对于散文作为一种文类的独立性和艺术性的特别关注。换言之，南帆并不反对散文表述思想，他关心的是散文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表述思想，即如何划定它的文类边界以及怎样坚守它的文学性。曾担任“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委的丁帆对《倒转“红轮”》做了这样的评价：“虽然它的散文性可能弱了点，但它的历史价值、更高层次的文学价值，完全可以弥补所短。况且，那种春秋史笔的文字本身，就是充满着文学性的，人们在其中得到的阅读快感，远远大于精致的技术性美文，足以让我们进行灵魂的拷问！它对我们无视历史的文学价值观念进行了彻底的颠覆。”②显然，丁帆激赏的是《倒转“红轮”》的思想价值和当下启示意义，而非它的文学价值。从内在逻辑看，他的这个观点与上述南帆的观点并无太大分歧，只是二者处于不同的观察角度，而得出不同的观点。

对作品的“介入”力度和思想价值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在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资中筠的《不尽之思》、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林贤治的《旷代的忧伤》等作品的获奖上。评委会为《伶人往事》撰写的授奖词这样写道：“作品文字诗意辞达，在尖锐愤懑中，又不失优柔善意，展现了作者强大的历史洞察力、语言表现力和积极介入姿态。这是一部关于现代京剧史、社会人文史，以及思想政治史的切肤记忆，是在场批判的范例。”③在这里，评委会用了两个“在场主义散文”的关键词“在场”和“介入”来评价章诒和的作品，可见对该作品的高度肯定。而高尔泰的获奖答谢词则以一位美学家的口吻，阐述了他关于“在场主义”的思考：“‘在场而成为‘主义，是一种开放的美学，一种创造性的、拓展思维空间和精神维度的导航。这个‘在场之‘场，不仅是力学的、语义的，也是行动的。它把写作视为参与，视为从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④这些富有见地的觀点，显然值得“在场主义散文”倡导者们细加咀嚼和吸收。

此外，台湾作家王鼎钧的《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目送》等作品的获奖，带有某种“追认”的意味，因为这些作品的写作甚至出版，都在“在场主义散文”出现之前。这种“追认”，无疑有力地拓展了“在场主义散文”的文本视野和话语空间，体现了对于现代汉语散文写作的整体性观照。这种整体性，我们可以在王鼎钧的获奖答谢词里读到一种生动的描述：“我看到‘在场两个字很受震撼，我们都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当时是不幸在场，后来是幸而在场，文学把我们由不幸转为大幸。我们本是天南地北，两世为人，‘在场这个新鲜的名称，把我们的神经血管连接起来，彼此好像听见对方的呼吸。”①王鼎钧在这里对“在场”一词所作的巧妙回应，既道出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对其文学创作的滋养，也揭示了两岸文学发展的内在语言血脉的关联。尽管两岸分治多年，文学发展的路径也有分歧，但殊途同归，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大大消除了以往各种人为的区隔，当下汉语文学的一体化趋势也日益突出。“在场主义散文”的这一策略可谓顺势而为，取得了可观的效果。

当代实力作家频频获奖，自然也为“在场主义散文”提供了不少优秀文本。譬如，阎连科的散文集《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曾获得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的提名奖，他在获奖答谢词里这样写道：“《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写了失去的花草、树木、昆虫、动物、鸟雀、白云和水流，还写了作家‘在场时，面对现实和权力的软弱与逃避，及软弱与逃避中的无奈和无处之逃遁。”②这里不仅是作者关于自身散文写作的反思，也是对当下汉语散文写作问题的洞察，为“在场主义散文”的写作实践和理论思考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名作家的获奖作品乏善可陈，对于“在场主义散文”而言，可能造成某种负面效应。比如，笔者注意到，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单篇奖的获奖作品包括贾平凹的《〈老生〉后记》。事实上，该文的主要内容是叙述作者创作长篇小说《老生》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是小说创作的一个“副产品”，自然无法体现贾平凹散文写作的真实水准，也很难说呼应了“在场主义散文”的写作理念，因此，把奖项颁给该文的做法，难免让人产生某种“傍名人”的观感。这种做法显然需要引起必要的反思。

三

“在场主义散文”之所以自称为一个流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倡导者们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关于散文文类特征的理论主张。作为“在场主义散文”御用理论家的周伦佑发表了洋洋数万言长篇论文《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而《散文：在场主义宣言》的主体内容基本来自周伦佑的这篇论文，这些文字正显示了“在场主义散文”倡导者们的理论野心。

周伦佑的《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一文包括“散文的幼稚病”“中国散文知识谱系考察”“推倒‘先秦散文说”“推倒‘广义散文说”“散文性——发现与说出”“散文精神的自由向度”“审美现代性与当代散文的文体变构”共7个章节，作者先对散文的幼稚病、既有的中国散文知识谱系、“先秦散文”和“广义散文”概念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进而从“散文性”“散文精神的自由向度”“审美现代性”等角度切入，试图重建散文文类的话语边界和精神场域。作者在该文的结尾部分得出这样的结论：“‘散文性概念的提出，对散文这一独有文体本质特性的最终确认;以及以此为尺度，对中国散文历史所进行的价值清理：推倒‘先秦散文说，推倒‘古文即等于‘古代散文说，推倒‘广义散文说;一个全新的散文观念系统的建立——这一切，不尽将彻底改写中国散文史，也将彻底改写中国三千年文学史和文化史！”①这种不无夸饰色彩的论述语言虽多有值得商榷的逻辑漏洞，但其中体现的重申散文文类独立性的开阔视野和理论抱负，值得我们读者报以敬意。

当然也有不少论者对周伦佑的这篇文章持不同意见。最具代表性的是散文研究学者陈剑晖，他专门撰写了《巴比伦塔与散文的推倒重建——驳周伦佑的〈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一文，逐条驳斥周文的主要论点，最后得出的是一个否定性的结论：“他们的立足点并不是为了提振推动当代散文，而是为了在散文界搞一场‘地震。他们的论证看起来很‘学术，却没有学术的真诚和学理性;他们野心勃勃地想‘推倒后‘重建，但事实上他们没有推倒要推倒的，也没有建立所要建立的。”②在该文中，作者以一种学院立场来展开对周伦佑文章的批判，自然颇有斩获。对此，周伦佑的反应显得颇为激烈，他以《在混乱中重建散文价值尺度》③一文反驳陈剑晖的文章。而杜光霞的《散文的“身份焦虑”及文体界限》一文，则对陈、周二人的文章各打五十大板，认为应该警惕学术之外的意气之争，“回到散文的问题，回到这一争议真正涉及的思考那里去展开我们自己的思索，寻找我们自己的方向”。④就整体而言，这场争论话语尽管不乏尖锐的措辞和犀利的观点，但基本上还控制在学理范围之内。因此，这样的争论话语的效应主要还是正面的。

与上述争论相呼应，一些学者对“在场主义散文”提供了某种正面的理论支持。这种支持既丰富了“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话语，也为“在场主义散文”的写作提供了某种参照。著名理论家孙绍振也曾担任“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评委，对“在场主义散文”是充满期待的，他甚至把“在场主义散文”的出现，称为“二十一世纪开端散文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散文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沉寂、对撞生成和嬗变的结果”。在他看来，“在场主义散文”在“流派觉醒”、“散文性确立”和“呈现式表达”三个方面为现代汉语散文话语空间的扩张开辟了新路径，因而“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审美、审‘丑和审智的融合”⑤。孙氏在这里的论述一方面对接了他近年关于现代汉语散文相关问题的学术思考，另一方面又把“在场主义散文”置于现代汉语散文百年发展史的最前端，既体现了一种宏阔的历史视野，也深刻揭示了散文文类的内部问题。这样的论述无疑丰富了“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内涵。

同样担任“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委的学者范培松曾结合他对历届获奖作品的观察，从一个专业研究者的角度向“在场主义散文”的倡导者们发出了这样的警告：“虽然在场主义散文有明确的理论主张，但是实际的评奖结果对其理论是体现得不够鲜明;没有理论的自觉和‘在场主义的标尺限制，当年有影响有特色的散文作品都在其列，在场主义散文的印记不鲜明，和其他散文难以区别开来，在场主义散文评奖就可能渐渐蜕变成了一般意义的散文评奖……在我看来，一种文学创作流派的形成必须有三个条件和因素：一是要有鲜明的理论主张，二是要有领衔的作家，三是要有優秀的代表作品。以这三个条件来衡量，在场主义散文的流派形成还有很艰巨的工作要做。”①这样的警告是切中肯綮的，应该引起“在场主义散文”倡导者们的重视。

总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场主义散文”从写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两个方面为现代汉语散文寻求文类独立性和自觉性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成果和不小的动力，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自身的一些问题，譬如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之间的脱节、具有鲜明流派特征的代表性文本付诸阙如、培养年轻作者的力度不够等。我们期待着这些问题能够在“在场主义散文”的未来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大而言之，现代汉语散文作为一个独立文类的发展，还有不少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需要梳理和审视，甚至可能还需要几代作者为之付出巨大的心力，自然远非单凭“在场主义散文”一方力量能够完成。不过，“在场主义散文”的话语实践，已然为现代汉语散文未来寻求更大的文类发展空间和更多的艺术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样本。

作者简介：

伍明春，福建上杭人，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文化产业系主任，文学院硕士生导师。已出版诗集二部，专著三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著有《隐秘的水仙》《早期新诗的合法性研究》《现代汉诗沉思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