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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牛瘟根除—牛瘟的历史

2019-05-05译校王志刚张淼洁张倩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畜牧业 2019年8期
关键词:二十世纪病毒疫情

译校│王志刚 张淼洁 张倩(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一、欧洲牛瘟根除的早期历史

世界上暴发牛瘟的文字记载相对较少,以至于很难从过去记载的事件中找出牛瘟的流行方式。由于牛瘟大流行、零散感染长期存在,病毒持续感染的总体情况往往被忽视。一般而言,我们只会报告异常情况,现在尤其如此。由于牛瘟对国际牲畜贸易的影响,报告牛瘟疫情变成了一个敏感问题。不过,将记载的历史结合对“灰色文献”的理解,可以洞察病毒持续感染的总体背景下的流行方式。读者如欲更详细地了解牛瘟的流行情况及其控制历史,可以参考托马斯·巴雷特、保罗-皮埃尔·帕斯托雷和威廉·泰勒(2006年)编写的牛瘟和小反刍兽疫专著,以及斯皮尼基(2003年)出版的详细记述。

欧洲、亚洲和中东范围内及其之间发动战争导致了牛瘟的传播。在劫掠军队货车里的大批牛群,主要用作士兵的食物,为辎重车队提供畜力或者作为士兵凯旋的战利品。从早期的四世纪到二十世纪,牛瘟曾多次因军事战争传播开来。匈奴和蒙古侵略者将牛瘟从东亚国土上带到了欧洲。亚洲灰色草原牛对牛瘟的抵抗力非常强,大部分牛在数月的时间里能摆脱牛瘟病毒,但有时也引发新的流行,摧毁被侵入国家的牛群和水牛群(斯科特,2000年)。一种名叫巴格达迪里斯(Baghdadlis)的牛(二十世纪初从伊拉克大量贩运到埃及)带入了严重的牛瘟,其自身却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利特尔伍德,1905年)。

直到二十世纪末,战争和内乱仍导致牛瘟不断传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色列和叙利亚军队撤离黎巴嫩,在将掠夺到的牛带到自己国家的同时也将牛瘟带回了国;1978年,印度维和部队疏忽大意,将患有牛瘟的山羊转运到三十年来从未暴发过该种疾病的斯里兰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海湾战争所引发的内乱,导致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发生了大规模的感染。

不只是战争和社会动荡会引起牛瘟传播,牛贸易也会引起牛瘟传播。十七至十九世纪,主要来自俄罗斯的有组织的牛贸易,屡次将牛瘟带入欧洲和其他地方。原本旨在为新兴城市人口提供食物的牲畜贸易逐渐成为牛瘟的传播渠道。“俄罗斯牛瘟”的传播不仅源于牛贸易直接传播,也源于牛车贩运玉米造成间接传播(斯皮尼基,2003年)。十九世纪蒸汽机的发展,使得铁路和海运大批量运输活牛,导致了牛瘟的发生。1857—1866年,由于牛瘟,欧洲牛只几乎死亡殆尽。几个世纪以来,牛瘟席卷了整个欧洲,从南边的地中海和黎凡特到北边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从西边的爱尔兰到东边的莫斯科。几个世纪里,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彻底摆脱牛瘟。十八世纪初期的几年里,欧洲暴发了极其严重的牛瘟,从西欧蔓延到了莫斯科,并且向南蔓延到了意大利,很有可能通过牛贸易从匈牙利传播到达尔马提亚。斯皮尼基(2003年)认为,“关于受影响国家的牛瘟来源众说纷纭,但几个世纪以来,威尼斯和伦巴第的牛群遭受的牛瘟侵袭均源于亚得里亚海的牛贸易。”而且“1709年暴发的这场瘟疫给人类带来的恐惧远远大于黑死病,而当时欧洲人刚刚从黑死病中缓过神来……”可以与这场大灾难相提并论的是自1745年起持续十年之久的另一种流行病牛瘟,这种流行病“横扫了整个欧洲几乎所有种类的有角牛。”直到十九世纪,欧洲一直笼罩在这些传染病的阴影之下。

由于对病原学缺乏了解,最初减少牛瘟影响的方法非常有限,只能依赖似是而非的药剂。事实证明这些方法都不管用(马迈里克斯,1994年)。关于这个问题的客观认识很少,直到1712年,帕多瓦大学的首席医学教授伯纳蒂诺·拉马齐尼首次清楚地描述了牛瘟。由此教皇克莱蒙特十一世的医生乔瓦尼·朗西斯基于对该疾病接触传染性的了解,编写并发布了控制该疾病的技术建议(巴斯托雷等人,2006年)。其提出的对受到感染动物进行隔离、封闭、做标记以可追溯、隔离受感染养殖场,在受感染养殖场周围设立防线等原则,被逐步应用于整个欧洲。随后,在对贸易牛进行健康认证和检疫时,对疾病流行区选择性地禁止牲畜进出口。在英国工作的乔瓦尼·朗西斯和托马斯·贝茨同时提出,强制扑杀受到感染的牛并进行合理补偿,是控制牛瘟最有效的方式。1714年,英格兰首次采取了赔偿措施,最终安全地处理了动物尸体(布兰库,2006年)。将兽医卫生措施与强有力的法律实施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欧洲各地的牛瘟控制设立了模式,使欧洲于1908年实现了最终的根除。

二、东亚和俄罗斯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牛瘟死灰复燃。1957年,泰国呼吁国际粮食援助,原因是牛瘟导致可以用来耕作稻田的水牛数量减少,水稻产量骤降,造成了饥荒肆虐。

这种毁灭性疾病在中国由来已久。1938年至1941年战争时期,在中国西部(包括四川、青海、甘肃和西藏各省区),有超过一百万头牛死于牛瘟。1948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暴发了更大范围的牛瘟疫情。由于认识到牛瘟会造成严重的损失,使得农业发展不可持续,因此政府在1948年将根除牛瘟作为当务之急,很快取得了成功,自1955年之后,再也没有暴发过牛瘟疫情。1956年,停止了疫苗免疫。

蒙古官方记录的首次牛瘟疫情是在1910年,当时每年损失达约12万头牛和牦牛。根据记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疫情再次暴发,政府采取限制动物移动和免疫的方法进行了控制。库尔琴科(1995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做的研究认为,牛瘟频繁传入该国,主要原因是从中国边境地区迁徙而至的受感染黄羊瞪羚(蒙原羚)带入病原,这与现在出现的口蹄疫一样。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该国一直未发生过疫情。直到1992年至1993年,蒙古和俄罗斯边境两侧局部再次暴发疫情。

通过严格执法,对受感染动物直接扑杀,欧陆俄罗斯到1908年根除了牛瘟,但该病直到1928年仍存在于外高加索地区(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作者拉蒂奥诺夫,1967年)。

不过,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俄罗斯远东地区仍多次遭到来自中国和蒙古的牛瘟侵袭,最后一次源自1945年和1946年的中国东北地区。再往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中亚各国基本上维持着牛瘟无疫的状态。除此之外,土库曼斯坦1950年发生了严重的牛瘟疫情,塔吉克斯坦分别在1944年和1951年遭到了来自阿富汗和伊朗的疫情侵袭。由于长期处于牛瘟无疫状态,因此很难解释1991年靠近蒙古边境的俄罗斯地区的疫情,以及1998年靠近中国边境黑龙江地区,一个村庄的疫情是如何暴发的。再加上1989年格鲁吉亚发生的类似疫情,可能与弱毒疫苗毒力返强有关(诺埃德等人,2006年)。

根据记载,日本在十七世纪暴发了两次牛群集体死亡疫情,引发的原因最有可能就是牛瘟。两次疫情分别开始于1638年和1672年,每次持续了二到四年。不过,牛瘟病毒在日本并不常见,其发病史与中国、朝鲜密切相关。中国和朝鲜曾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时期,多次发生牛瘟(基希,1976年)。此外,中国上海地区在1869年暴发了牛瘟,同期朝鲜也出现了牛瘟肆虐。根据记载,朝鲜山口县(最靠近日本的地区)近5万头牛病死。到了1872年,牛瘟蔓延到了日本,导致了超过42000头牛死亡。从1872年到1911年,日本总共暴发了19次疫情,其中13次源自朝鲜,4次源自中国,2次来源不明。死亡率超过90%,表明朝鲜和日本的牛对牛瘟高度敏感。日本的牛瘟疫情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最后一次疫情暴发是在1924年,而朝鲜是在1931年。

三、南亚

令人惊讶的是,印度次大陆的牛瘟疫情报告在十八世纪末才日益增多,直到十九世纪。从那时起,牛瘟经常发生,屡次导致大批牛和水牛死亡,由此也影响了整个南亚、东南亚甚至是东亚的牛瘟发生态势。

尽管二十世纪数十年里大胆尝试进行大规模的免疫,并且在限制疾病影响和感染区域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牛瘟根除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牛瘟严重影响着当前巴基斯坦所在的区域。巴基斯坦通过免疫,对大规模的牛瘟疫情进行了控制。1994年,暴发了一次严重的疫情,来自旁遮普省的水牛将牛瘟带到了北部地区。据记载,1993年至1994年,源自信德省的牛瘟在旁遮普省横行肆虐。在疫情暴发的前几个月,经典牛瘟导致4万多头牛、牦牛、牛和牦牛杂交而生的牲畜以及水牛死亡(罗西特等人,1998年)。这次流行传播速度缓慢,但发生频次日益增多。直到1997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帮助和欧洲委员会的援助下,巴基斯坦政府开展集中免疫行动,牛瘟才得以消除。

从1999年起,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了一项援助计划,帮助巴基斯坦根除牛瘟。从2002年起,欧盟又增加了金融支持的力度,以加强疾病监测。研究表明,牛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普遍,最近发生的牛瘟疫情一般局限于信德省,印度河流域水牛栖息地的南部地区。通过在牛瘟暴发时实施免疫,压制住了疫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可能是牛瘟疫苗质量问题,信德省印度河流域暴发了牛瘟,并将病毒传播到其他区域。结果导致诸如巴基斯坦北部区域、阿富汗东部以及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这些相距甚远的区域暴发牛瘟流行。

[25]张力玮、吕伊雯:《“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下中越教育合作交流》,《世界教育信息》2017年10期。

卡拉奇附近的兰迪乳制品基地成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可饲养28000头牛和水牛,是成千上万的水牛和牛的家园之一。该基地因为多次感染牛瘟而声名狼藉,而1999年至2003年的研究表明,像兰迪这样的大型乳制品基地已经根除了牛瘟。不过,在信德省比较偏远的地区,一些小型的水牛群中仍有牛瘟传播。直到2000年10月,在卡拉奇附近的小养殖场里最后一次检测到牛瘟病例(侯赛因等人,2001年)。除常规和紧急疾病报告系统外,以信德省和旁遮普省为中心,利用参与式疾病调查方法(马里纳和诺埃德,2003年)在全国乡村主动开展牛瘟普查。调查表明,牛瘟在2000年以后已经停止了传播。2000年,疫苗免疫退出,血清学检测证明牛瘟已经根除。2007年,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授予巴基斯坦牛瘟无疫认证。

历史上记载,阿富汗1950年以来只暴发过五次疫情。这表明,周期性病毒潮引起的牛瘟疫情在巴基斯坦相对较少。不过,阿富汗的牛瘟具有重要区域意义,因为病毒曾好几次由此进入伊朗,引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近东地区牛瘟肆虐。1950年和1951年,牛瘟突破了苏联防线,进入了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和1944年时一样)。就牛瘟生态而言,阿富汗可视作巴基斯坦西部生态系统的一个延伸,因为两者是同一民族,牲畜接触频繁,存在季节性的迁移放牧和双向的牲畜贸易。

1958年,孟加拉国东北地区因牛瘟死亡近三百万头牛和水牛。此后,该国似乎未再发生牛瘟疫情。在该疫情发生之前,牛瘟只是偶尔从发生牛瘟疫情的邻国传入,并不是持久性的。1952年至1989年之间,牛瘟曾13次从印度传入尼泊尔,1989年也是尼泊尔受到影响的最后一年。1969年,在损失了25%的牛和牦牛之后,不丹一直处于牛瘟无疫的状态。因此,当印度北部根除了牛瘟后,不丹、尼泊尔和孟加拉国也摆脱了牛瘟困扰。

四、西亚

牛瘟曾多次从邻国传入,横扫伊朗,造成重大损失。此前并不是总能确定来源,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确证牛瘟病毒主要来源于东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1969年到1973年,近东地区发生的一次特别严重的牛瘟,从阿富汗经由伊朗传播到地中海沿海地区,进入了阿拉伯半岛,横扫了几乎所有国家。自1985年起,从巴士拉港口(也可能经由科威特)引进的600头印度泌乳水牛引起了又一波牛瘟疫情,席卷了整个伊朗。这批水牛运送到伊拉克各地,引发了首次全国性的牛瘟感染。仅在巴格达的埃尔费德里亚乳制品村就有3万头水牛死亡,占当地水牛总数的近一半。

最后一次从南亚传播到伊朗的牛瘟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牛瘟病毒活动的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伊朗1987年和1989年发生的疫情,源自其西方邻国伊拉克的北部。土耳其发生的疫情也是来自该地区。1991年,牛瘟侵袭土耳其,给欧洲敲响了警钟。联合国粮农组织采取了控制措施进行应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对1993年到1994年发生的“库尔德三角”(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牛瘟潮非常关注,制定了一个覆盖这三个国家的区域性项目以解决牛瘟问题。伊拉克中部和南部行政区一直存在牛瘟,直到1994年9月组织了一次全国行动,多次对水牛和牛进行集中免疫,才最终将其根除。但是,北部行政区仍有牛瘟存留,直到1996年在达霍克附近的饲养场最后一次检测到牛瘟病毒。其引起的综合症状非常轻微,死亡率不到5%。1994年至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利用联合国石油换粮食计划的资金开展了集中免疫行动,根除了这里的牛瘟。这些行动结束了牛瘟从伊拉克向伊朗和土耳其传播的模式。

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从印度和巴基斯坦周期性多次传入的牛瘟,进一步加重了阿拉伯半岛小块地区的疫情。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沙特阿拉伯就已经确定了牛瘟的存在(哈菲兹等人,1985年)。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阿尔卡西姆和阿尔胡富夫的小块地区仍一直存在牛瘟。这两个地方饲养着传统的本地牛、奶牛、经过改良的小牛。通过对新生的禁食初乳的小牛进行免疫,最终打破了这一传播链。牛瘟最后一次传入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是在1996年,很有可能是经由阿联酋传入的。同年,随巴基斯坦斗牛一起,牛瘟最后一次传入到了阿曼。

1971年,牛瘟再次传入也门,波动式引发了持续多年的疾病流行。尤其是沿海的蒂哈马地区,发病率很高。奶牛从该地区调运到高原市场和乡村,导致牛瘟逐渐在高原地区蔓延。偶尔有几年发病率很异常,如1987年到1989年,有记载的疫情就超过200次。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后一次记载的疫情发生在1994年和1995年交替之际,该国最北端和南端广泛分布的乡村均暴发了牛瘟。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项目支持下,随后开展的疫病调查和血清学监测表明,1997年以后该病毒已经停止了传播。

1994年也门北部的病毒归属于亚洲谱系,和其他来自阿拉伯半岛(伊拉克、也门、科威特、阿曼和沙特阿拉伯)的五种病毒一样。事实上,所有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病毒类型都是亚洲谱系。这表明,尽管与索马里存在牛贸易,但是中东的牛瘟来源并不是非洲之角。不过,由于缺乏可供用于研究的病毒,这个结论并不可靠。显然,1995年印度牛瘟的根除,以及1995年之后巴基斯坦的感染比重逐步减少,是降低牛瘟随牲畜贸易传播到中东的风险的重要因素。1994年到1996年,伊拉克清除了带毒宿主,因而消除了“库尔德三角”内牛瘟死灰复燃的风险。

五、北非

除了利比亚之外,北非其他地区都没有牛瘟记载。1966年,利比亚曾暴发过一次短暂的疫情,传播途径并不清楚,但辛格和阿塔(1967年)分离到了病毒。

六、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十九世纪末,牛瘟传入东非,引发了首次大规模的非洲牛瘟感染。这次牛瘟从印度一直蔓延到了大西洋。病毒迅速沿着非洲东部的沿海地区蔓延,家养的和野生的动物都不能幸免。1896年,病毒抵达非洲南部。直到1905年,采取强制执行的兽医卫生程序,同时注射血清免疫才将该病毒根除。

当这次疫病流行逐渐消失后,非洲的一些小块地区仍残留了病毒感染源,常引发周期性流行和大流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到了1918年,西非所有殖民地牛瘟猖獗,导致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牛死亡,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1918年,牛瘟再次向南蔓延到了如今的赞比亚,使南非再度遭受感染,引发了巨大了恐慌。从那时起,这种情况曾重复出现多次。1939年,病毒一直到距离坦噶尼喀和北罗得西亚(现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边境仅60千米处才停止蔓延(斯旺,1973年)。尼亚萨兰(马拉维的旧称)、北罗得西亚(赞比亚的旧称)和坦噶尼喀(坦桑尼亚)的兽医人员综合采取检疫、免疫和智能化疫病监测措施,控制住了这次牛瘟流行。1940年年底之后,牛瘟很少再向坦桑尼亚中央铁路线的南方传播(布拉纳根和哈蒙德,1965年)。从大约1966年到1982年,坦桑尼亚有很多年没有出现过牛瘟,直到1982年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水牛身上确诊了牛瘟。该病经由肯尼亚马赛牛传播而来。随后,坦桑尼亚发现该病毒实际上广泛分布在该国北部。一开始存在于野生动物身上,后来出现在了牛身上。198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采取紧急免疫行动,才恢复了坦桑尼亚的无疫状态。此后,从1985年到1987年,欧共体支持了三个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免疫行动,目的是建立高强度免疫的牛群体,以清除该病毒。注射的疫苗数量总共达2300万剂。无疫的状态一直持续,直到1997年又一次遭到相似的病毒侵袭,这次发病与1994年肯尼亚的牛瘟再现相关。联合国粮农组织和非洲联盟国际动物资源局(AUIBAR)动用资源,通过集中紧急免疫,再次击退了病毒。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之际,阿比西尼亚(现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仍然存在牛瘟。由于恢复了跨境贸易,苏丹公共安全问题重返,牛瘟对苏丹的牲畜构成了真正的威胁。1904年,苏丹与埃及建立了牲畜贸易关系。1918年,经由陆运和海运运输的牛达37000头。但这一贸易不断因为牛瘟疫情而中断。虽然间歇性地消除了苏丹某些区域的牛瘟,但该病在1961年依旧流行(杰克,1961年),一直持续到2000年(诺埃德等人,2006年)。

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苏丹不断受到牛瘟影响,并周而复始地将牛瘟病毒传播到乌干达、坦桑尼亚和现在的卢旺达、布隆迪。1920年,在肯尼亚与乌干达接壤的边境地区,暴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疫情,一直持续到1926年。乌干达卡拉马扬部落的牛群中最后存在的牛瘟宿主一直存续到1994年。

1928年,索马里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牛瘟疫情。到1930年,牛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此后牛瘟仍不断从阿比西尼亚反复传入。从1939年到1953年,牛瘟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人们认为当时的疫病已广泛传播(佩克,1973年)。索马里的牛瘟记载非常有限。但据麦克法兰(1970年)记载,1969年至1970年间,贝迪纳尔地区(摩加迪休附近)暴发了25次疫情。最后一次古典牛瘟病例发生在1974年。那一年,南部暴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疫情。不过,有证据表明(马里纳和诺埃德,2003年),索马里南部一直存在毒性减弱的病毒。而朱巴河以西强毒株会定期发作,在1981年、1987年、1991至1993年间和1996年发病率达到顶峰(马里纳和诺埃德,2003年)。

七、非洲牛瘟第二次大流行

毛里塔尼亚和马里塞内加尔河流域以及大非洲之角残余的牛瘟病毒宿主,是引起整个萨赫勒南部地区牛瘟再现的源头。这次疫情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最终汇集到了尼日利亚。尼日利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对牛肉的大量需求。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贩牛商从东边的苏丹、埃塞俄比亚以及西边的毛里塔尼亚、马里进口牛,牛瘟也随之而来。薄弱的疫病报告系统严重低估了牛瘟疫情,直到牛瘟已经广泛传播,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牧民的生计毁于一旦,面对牛群的损失和贫困,许多富拉尼族(Fulani)牧民选择了自杀。1986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援助的紧急控制计划,再次控制住了牛瘟。这也引发了在全非洲范围内开展非洲牛瘟运动(PARC),并且最终形成了全球牛瘟根除计划(G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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