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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的鲁迅

2019-04-30张守涛

同舟共进 2019年4期
关键词:许寿裳章士钊教育部

张守涛

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五四对于鲁迅其实也非常重要。这一时期,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参与了女师大学潮并遇到爱情,和弟弟周作人等《新青年》同仁并肩作战又分道扬镳。可以说,这一时期奠定了鲁迅的文学成就和地位,鲁迅年龄也正逢三四十岁,可谓是他的“黄金时代”。

在教育部任职

一百多年前的1916年,还叫周树人的鲁迅时年35岁,任教育部佥事。

鲁迅到教育部任职,推荐人是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的许寿裳。许寿裳和鲁迅乃同乡同学,是鲁迅一生最好的朋友。1902年秋,许寿裳考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同年4月来此学习的鲁迅相识并成为好友。两人在东京同吃同住,一起听章太炎先生的课,一起逛旧书店,一起剪辫子,甚至一起学德语。许寿裳吃面包不喜欢吃皮,常将皮撕掉。鲁迅见了觉得浪费,便说自己喜欢吃皮。于是,许寿裳后来总是将面包皮撕给鲁迅吃。

1909年4月,许寿裳从日本回国,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务长,并邀请同年6月回国的鲁迅来校任教。两人一起倡导科学,团结师生,与顽固的监督夏震武等人坚决斗争。民国成立后,许寿裳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筹建教育部,并推荐了鲁迅来教育部任职。

初到北京,鲁迅干劲十足,也希望在体制内有所作为,积极参加临时教育会议,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并和钱稻孙、许寿裳等同事一起设计国徽……很快,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科长,但须总统钦定(当年鲁迅还晋谒过袁世凯),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鲁迅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等,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很是辛苦,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第二年社會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忙了一天,不禁“头脑涔涔然”。

鲁迅在教育部的收入还可以,刚开始是220元,1925年8月月薪已达360元。因《日记》残缺,1922年忽略不计,在离京前鲁迅所领官俸累计约有3.3万元,主要是银元,占了他当时收入的大头。若以一块银元折合现在的40元人民币来算,鲁迅的平均年薪约计11万元人民币。而那时,每斤大米价格才相当于人民币一元。

但鲁迅也并非在体制内如鱼得水。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则为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教育总长汤化龙又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无视督办,很快他这个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

当时虽然共和了,人人“咸与维新”了,可旧思想、旧传统仍在一波波地袭来。社会如此,反抗也是无力,鲁迅能做的也只有逃避,逃到他的古籍里去。读佛经,抄古碑,玩古董……沉闷之余,鲁迅便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摇蒲扇。天空看不见几颗星星,唯有冰冷的槐蚕不时地掉下来。夜正长,路也正长,这样绝望的黑夜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心中深埋的“立人”梦想究竟还能否实现?鲁迅在“麻痹”,在“装死”,在沉默。这应该是鲁迅一生最寂寞无望的时期,已过而立之年的鲁迅仍然业未兴,爱无踪,家残缺。

鲁迅与《新青年》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鲁迅的爆发始于《新青年》杂志。

1916年8月,鲁迅的同窗好友钱玄同来访。同在东京听章太炎课时,钱玄同的话最多,而且爱在席上爬来爬去,故被鲁迅称之为“爬翁”。这位“爬翁”今非昔比,现是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的教授,兼《新青年》杂志编辑。

看到鲁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钱玄同很不屑地问:“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又问。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坚定地回答。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鲁迅后来在《呐喊》的自序中如此解释自己为何答应钱玄同。

重新提笔还是因为鲁迅心中的梦想在燃烧,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铁屋唤醒国民从而“立人”。从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加入了新文化运动阵营,从周树人“更名”为鲁迅,开始了自己一生的战斗生涯。“鲁”是母亲的姓,“迅”原是他幼时乳名,又含迅捷进取之意,表示鲁迅还是要迅捷地反抗、要挑战、要救国民。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发表了一些杂文,并于1919年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五四之前,鲁迅在《新青年》上共发表文章31篇,“其中论文一篇、诗六篇、小说三篇、随感二十一篇。这些文字都是内容十分饱满,文笔十分精炼,革命性十分强烈,每一篇都在青年思想上发生影响的。”

五四运动爆发时,鲁迅没有亲身参与,但当天他仔细询问了参加示威游行的孙伏园,“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虽然鲁迅没有亲身参与运动,但无疑鲁迅文章对当时的青年学生很有影响,如孙伏园所言:在五四运动前后,用唐俟和鲁迅两个笔名所发表的几十篇文字,在青年思想界所起的影响是深远而广大的。”

其后,鲁迅又在《新青年》发表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白话小说,使得白话文创作得以真正立足,并深刻揭露了国民性和社会的诸多问题。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阿Q正传》,擅长“精神胜利法”的阿Q从此成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国民的典型。到1921年8月1日,鲁迅在《新青年》共发表小说、诗歌、杂文、译文、通讯等50余篇。《新青年》成为鲁迅冲锋陷阵的第一个思想阵地,鲁迅在新文化战线上不断战斗,逐渐从“奉命”敲敲边鼓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五四后的收获

教育部、《新青年》之外,鲁迅也开始在讲台上“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从此直接成为青年学生的“导师”。先是于1920年8月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之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等北京八所学校讲课。

鲁迅主讲课程是中国小说史,很受学生欢迎。如在北大讲课时,教室总是人满为患,没有座位的学生甚至站在门边、走道、窗台上听。鲁迅上课即兴发挥很多,和学生亦师亦友,鼓励学生大胆思考,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冯至回忆听鲁迅课道:我们在听他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简介,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应时任女师大校长的好友许寿裳之邀,鲁迅1923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国文学系小说史科兼任教员,由此参加了女师大学潮,产生了与章士钊、陈源等人的论战,并结识了许广平,开始了人生新的面貌。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部分女师大学生由于受江浙战争影响未能按时返校,新任校长杨荫榆遂以此为由,勒令国文系3名平时对她有不满言论的学生退学。但哲学系预科也有两名学生同样未能按时返校,却未受到相同惩罚。因此,国文系学生提出抗议,女师大学潮由此爆发。

鲁迅一直坚定地站在学生这边,曾代女师大学生草拟了《呈教育部文》,历陈杨荫榆罪行,坚决提出“迅予撤换”要求。后鲁迅又与钱玄同、周作人等七人共同签署《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为许广平等被开除的六人打抱不平。女师大学潮后来愈演愈烈,教育总长章士钊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停办女师大的命令颁布后,引发社会巨大反对。鲁迅也于8月13日正式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准备与女师大共进退。

不料第二天,在教育部兢兢业业工作了14年的鲁迅忽然被章士钊罢了职。因为鲁迅身为教育部官员,却和女师大学生串联一起,反抗教育部当局,“是可忍孰不可忍”。被罢职后,鲁迅和章士钊撕破了脸,他一方面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免职令“程序违法”。因为贵为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太急于打击鲁迅,“乃竞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经过几轮答辩,平政院的裁决书下达,主文是“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

在打胜“科长告赢部长”这种千古罕见的官司的同时,鲁迅还在另一战线为被停办的女师大战斗。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的鲁迅在家中收留了几名被赶学生,并不顾自己肺病发作,和其他委员一起开辟新校址,设临时办事处,募捐经费……1925年11月28日,北京学生和市民数万人上街大游行,明确提出推翻段祺瑞政府,并抄了章士钊等人的家,被称为“首都革命”。受“首都革命”鼓舞,第二天,鲁迅率领女师大学生“复课闹革命”。师生们雄赳赳、气昂昂、喜洋洋地打着写有“女师大万岁!”“胜利归来”等字的小旗,将章士钊题写的“国立女子大学”校牌涂掉,重新挂上女师大校牌,随即闯进校门。次日,女师大举行复校招待会,鲁迅出席会议并讲话。

此外,鲁迅还打起了笔仗,除了与章士钊论战外,还与说“闲话”为杨荫榆辩护的“现代评论”派主将陈源展开持久的骂架。鲁迅的《华盖集》有一半的内容、华盖集续编》有三分之一的内容都“献”给了陳源。陈源可谓是鲁迅最为憎恨的一个人,因为陈源曾造谣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积极参与女师大学潮,还促成了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

五四之后的遗憾

但这期间,鲁迅也有不少遗憾,最大的一个遗憾应该是他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周氏兄弟的失和是20世纪文坛最大的憾事之一,也是最大的疑案之一。

两人都未透露失和的具体原因。“失和对鲁迅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这是鲁迅的一大块心病,不仅导致了他迁居后的一场大病,而且影响其终生。鲁迅最终死于肺病,而肺病最可怕的就是累和气。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生气是外在的,兄弟失和才是更要害、更根本的”。但失和对鲁迅也有好的一面,鲁迅开始重新选择生活,经济上也更加宽裕自主。而没有了引导、鞭策的周作人自顾自地“听谈鬼”学画蛇”“玩骨董”“吃苦茶”,选择了“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人生道路,最终从“老人”滑向了汉奸。

除了与周作人失和外,鲁迅与《新青年》同仁也逐渐分道扬镳。五四之后不久,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因为散发反政府的传单被捕入狱,《新青年》随之停刊。等陈独秀很快出狱后,《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迁到了上海,《新青年》杂志内容也随陈独秀一起越来越“色彩过于鲜明”,因此引发了与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等人的矛盾。胡适等人主张《新青年》杂志不谈政治,“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趋重哲学文学为是”,而陈独秀还是自行其是,鲁迅则主张“索性任他分裂”,于是《新青年》便不可避免地解体了。

从此,曾经并肩作战的《新青年》同仁们便有了各自的道路,如后来鲁迅所言:“五四运动的风暴已过,《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自己则继续前行、战斗,像他文章《过客》中的“过客”一样勇往直前,像他文章《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一样不断地举起投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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