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永红

买好票，远远地跟着母亲过了安检，苏伶径直去了卫生间。候车室里虽说人多，但也保不定母亲不会因无聊东张西望而发现自己，为防万一，还是卫生间更保险些。放下马桶盖，又铺上几张纸巾，坐上去甚至比候车厅硬邦邦的座椅还要舒服些。

一

苏伶读高二，在母亲打工所在的南方小城的一所职业高中里。母亲上班是早中晚三班倒，无暇照顾苏伶，所以干脆让她住在学校的学生宿舍里，周末回家两天。那一天恰巧赶上会考，作为考点之一，学校临时调休让学生回家。苏伶回到离学校不远的出租屋时，母亲并不在家，也许还没下班，她边想边拿出钥匙开门。进门是一张简易小餐桌，拎起防灰尘蝇虫的塑料罩子，一只青花碗在筷子的陪伴下静静地立在白瓷盘里。苏伶颇为失望，放下罩子往里间走。所谓里间，就是用两个简易衣橱把一间房隔成两个区域，外面靠门的地方用来吃饭待客，里面放一张床，床的对面叠着几个整理箱和一张学生课桌，桌子上是一台款式老旧的21寸电视。搜了一圈，没找到任何可以打牙祭的东西。苏伶用耳机把耳朵塞上，然后重重地把自己扔到床上，闭着眼睛任流淌的音乐漫过自己。

睁开眼睛时屋子里一片漆黑，摸起手机看看时间，已经晚上10点了，母亲还没回来。苏伶一骨碌坐了起来，给母亲打电话。

“妈，你在哪里啊？”

“在家呢，你下课了吗？”

“这周有大考要用考场，学校放假让我们回家，我下午就到家了你不在家，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呀？”

“啊？”母亲顿了一下，“我今天上晚班，五点半就到厂里了，小伶啊，明天你陈阿姨有事，又跟我调了一个早班，我明早还要接着上，就不回家了，你自己做点饭吃啊。我现在正忙，没时间说太多，就这样，挂了啊。”

听着“嘟嘟嘟”的忙音，苏伶无奈地放下电话。母亲总是这样，无论打电话还是接电话，从来不管人家要说什么，自己把话说完就完了，干脆利落地挂掉电话，好像多等一秒都是浪费她的如金光阴。

肚子饿得咕咕叫，这个点超市都打烊了，还是睡觉吧，一睡解千愁，何况小小的饥饿！

再次睁眼，已是日上三竿，得赶紧起床去抚慰一下委屈了一夜的胃。苏伶买了两份早点，一边吃，一边往母亲上班的厂子走去，袋子明了苏伶雀跃的心情般，在晨风中“哗哗”作响。母亲累了一夜，早上又要连轴转，肯定没时间出来吃早点。找到车间，四处张望了一下，并没有看见母亲的身影。要跟母亲调班的陈阿姨在专注地看着机器，苏伶上前：“阿姨，我妈呢，她不是跟你调班的吗？”

“哦……你妈说她要去敬老院帮人洗衣服，我又回来了。”

“那我找找她去，阿姨再见！”

一路小跑出了厂子，苏伶不知道要往哪里走。她记得有一次小姨来照顾她时说过，因为父亲出国打工长期不回家，家里生活拮据，母亲便在敬老院做兼职补贴家用。当她问小姨是哪家敬老院时，小姨漫不经心地说她只要念好自己的书就行，其他的事情不用管。原本也只是随口一问，并未放在心上。直到去年寒假结束，她拎着大包、小包从爷爷奶奶家回来，家里、厂里都不见母亲，想起小姨说的敬老院兼职的事，跑遍了附近仅有的三家敬老院，然而，一打听都说没来过兼职的人。

左思右想，还是先回家再说。急慌慌走到家，门是锁着的，打开，屋里还是自己出门前的模样。隔壁的邻居刚搬来不久，苏伶不愿意拿自家的事向他们打听，何况问了也未必知道。拿出電话打给母亲，听筒里反复唱着“今天是个好日子，吉祥的事儿都能成……”，就是听不到母亲的声音，再拨，还是如此……

二

自从8年前因为给弟弟治病欠下一大笔债务之后，父亲就出国打工了。父亲出国不久，母亲把苏伶和弟弟留在家里给爷爷奶奶照看，也离乡背井地独自到南方来打工。直到去年，苏伶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母亲不放心她赋闲在家，打工年龄又不够，于是把她接到身边，在南方的小城里找所职业高中让她读着。好在费用不多，又有参加高考的机会，退一步讲，即使考不上大学，也能学点技术，比在社会上散混不知强多少倍。

一年多来，苏伶上学，母亲上班，如果母亲上白班的话会打电话让苏伶晚上回家吃饭。母女俩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在南方小城里过着相依为命而又略显疏离的生活。打工的母亲是个内向到近乎沉闷的人，没有交际，没有爱好，除了厂里的工友外基本上不与人打交道，连时下流行得轰轰烈烈的广场舞都没能引起她的兴趣。可现在，母亲到底去哪里了呢？联系不上母亲，独自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既无聊又忐忑不安，一时之间苏伶有种举目无亲的凄惶，隐隐有想哭的冲动。

发了一会儿呆，苏伶决定先回学校，走到路口，远远地看见公交站台上一个熟悉的身影——不是母亲是谁！一时由悲转喜，把手拢到嘴边，刚要喊，转而想起小姨的含糊其词、母亲的支支吾吾。苏伶下意识地觉得母亲并未对她讲真话，一时打消了喊住母亲的念头。不如悄悄跟着母亲，看看她究竟要去哪里。

10岁之后，苏伶就再也没有跟父亲母亲亲近过。从10岁到17岁，漫长的7年，由最初想他们想得每晚躲在黑暗里哭泣，到后来慢慢习惯，终于慢慢淡漠。在她成长最重要的时期里，父亲与母亲的位置几乎是空白的，这种位置的空白投射在心理上就形成了情感的真空地带，仿佛一条大裂谷纵贯于她17年的生命里。

到母亲身边后，她既渴望跨越这条裂谷与母亲亲近，却又彷徨无助，不知该如何是好。虽然跟母亲一起生活了近两年，但实际相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半年。有时候她想与母亲聊聊父亲，聊聊母亲所知的父亲在国外的生活，试图借助这个他们共同的最亲密的人来拉近一些彼此的距离。但是无论她怎么努力，母亲的思维永远都停留在8年前，停留在弟弟生病以前、父亲出国以前的时光里。偶尔不可避免地聊起近况，也总是被她轻而易举地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几次三番之后，苏伶渐渐意识到母亲在刻意地回避，这回避也许是不愿意提起父亲，也许是不愿意和她有什么共同话题。但母亲越是回避，苏伶越是好奇，有时候看新闻、看电视里中国的务工人员在非洲支援非洲建设的场面，苏伶会下意识地寻找父亲的身影——也许此刻父亲正在架桥，也许在铁路工地上挥汗如雨，也许正小心翼翼地站在某栋高楼的脚手架上……

苏伶慢慢失去与母亲亲近的欲望，不再提起父亲，不再主动寻找话题，甚至尽量避免与母亲交流。她们就这样奇怪地相处着，相依为命却又陌生而疏离，似乎达成了某种平衡、某种默契。可是今天的这个意外的插曲，突然打破了这一贯的平衡，使得苏伶在迷惑不解之余，燃起了对母亲这几年来的生活的好奇，也激起了她强烈的窥探之欲。

三

苏伶跟随母亲在长途汽车站下了公交车，跟着母亲径直走进售票厅。排队的时候苏伶没敢跟母亲排得太近，中间隔着几个人，竖着耳朵听母亲报出车次和终点站名，然后迅速到自动售票机上买好票。

“9点10分开往城阳的客车开始检票了，请各位旅客到第二检票口检票上车。”广播里传来检票员清脆的声音，苏伶站起来把纸巾揉成团扔到垃圾桶里，戴上口罩走出卫生间。检票口正排着长队，母亲专注地随着队伍向前挪动，她似乎感受到了背后的注视，回头朝身后扫视了一圈，苏伶赶紧背过身去，好在母亲的目光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停留，快速扫描之后就忙着检票上车了。

苏伶上车的时候，母亲正忙着朝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塞她的无纺布手提袋，她的座位在苏伶座位的正前方，中间隔着三四排。苏伶坐定，长长地松了口气。

车子缓缓驶出车站，向车窗外望去，路旁高大蓊郁的香樟树以百米加速度向后奔去。母亲这么长途跋涉，显然不是去敬老院那么简单。如果不是，那么她又是要到哪里呢？苏伶闭上眼睛，试图让纷繁杂乱的心平静下来。

她看见在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父亲把她扛在脖子上，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白砂糖一样的地面，带着她去离家1000米远的小商店里买棒棒糖。冬日早晨的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拽得很长很长的，年轻的父亲好高大、好俊朗啊，坐在他的脖子上，好像坐在一座移动着的山顶上一样。尽管父亲用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攥住了她的腿，但她必须用手紧紧地勒着父亲的下巴才行，否则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可真不是闹着玩的。走到村头的小河边时，忽然，父亲脚下一滑，接着一个趔趄，径直向前摔去，苏伶顿觉头晕目眩，即将落入万丈深渊，慌乱中试图用手紧紧地抓着父亲的衣服，却一把把衣服扯坏了，她想喊救命，然而一个字也喊不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往下坠、往下坠……

“到服务区了，下车休息15分钟，都下车了，都下车了啊……”苏伶打了个激灵，睁开眼睛，是场梦。安全带被攥在手心的地方显现出被冷汗打湿的痕迹。抬头看看前面，母亲已经下车了。

“我头疼，不太舒服，可以不下车，就在车上休息一会儿吗？”

“好吧，那你别乱动，前面可是有摄像头的。”乘务员带着明显的不信任叮嘱道。

“嗯，放心吧，我就待在座位上。”

乘务员揣着苏伶的保证下车了，而苏伶却还沉浸在刚才的梦里。梦里的父亲就是她小时候的父亲，小时候的父亲就是梦里的父亲——高大、挺拔、温情。

他们本是其乐融融、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父亲开朗、母亲柔顺、苏伶和弟弟活泼可爱，一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谁料平地起惊雷、晴空传霹雳，8年前，4岁的弟弟在一次持续高烧不退之后，被确诊患有脑膜炎，从镇卫生院到县医院、从县医院到市医院，住院费一天催一次，钱像开了闸的流水一样往医院淌，家里微薄的积蓄很快花完，借了叔叔伯伯、借了舅舅小姨、借了乡亲邻里……面对医院接二连三的账单无不是杯水车薪。母亲的眼泪、父亲的叹息、统统换不来医药费。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不知怎么就来了媒体记者，然后来了爱心人士的捐款，再然后，在弟弟还没痊愈出院的时候，父亲却出国打工了。

父亲，那个对她宠不够、爱不够的父亲，究竟在哪里打工的呢？外国真的有那么远吗？远到七八年了，都不能回来团聚一下吗？

……

正午的阳光透过车窗的玻璃，大大咧咧地洒在身上，烤得人脸上直冒火苗，硬生生地逼着皮肤将这寒气逼人的初冬指为阳春。苏伶用力摇了摇头，仿佛这样一摇，就能把这滚烫的阳光摆脱掉，把那些杂乱无章的思绪给干净利落地甩掉。

车子缓缓进站了，母亲慢慢站起来，伸手到上面的行李架上去拿她的手提袋。苏伶赶紧把头抵在前排座椅的后背上，再次抬起头时，车已经停稳了。

下车，跟随母亲。

出了车站，母亲轻车熟路地走向公交车站台。待母亲站定了，苏伶才裹在赶车的人群中走过到站台的角落里。母亲专注地等着车，不时伸头向左边张望。来了一辆，母亲没动弹;又来了一辆，还是没动弹;再来一辆，依然不是……母亲依旧专注地等着，依旧不时地张望。

一辆脱了漆的蓝色公交车慢悠悠地晃了过来，车身上穿着艾莱依羽绒服的美女脸上被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伤口一直拖到肩膀上，白色的羽绒服斑驳陆离，好似菜市场里一块被踩踏过的白菜帮子。母亲抖擞着精神，在推推搡搡中上了车。苏伶混在挤挤挨挨的人群里，偷眼去寻找母亲，母亲站在车后门的立柱旁边，神情一如既往地专注，专注地看着车窗外。窗外的高楼慢慢后退，直到完全退出了视野，田野涌进来了，麦苗涌进来了，扛着农具的农人也涌进来了。

苏伶来不及疑惑，公交车已经驶入了一个小镇——到终点站了。

下车，跟随母亲。

母亲径直走向一辆红色三轮摩托车，跟开车的人三言两语后，又上了车。苏伶赶紧跳上另外一辆车，来不及讨价还价，“师傅，麻烦你跟上前面那辆车。”师傅“噗”地一下发动了车子，于是两辆车一前一后奔跑在乡间的公路上。路旁的杨树已经叶落归根，在冬日午后的阳光下显得分外清冷与萧条。走了大约20分钟，车子突然颠簸起来，苏伶伸头往车棚外打量一遭，车子已经走上了一条山间土路，黄色山土铺就的路面，不时有不甘屈服的石头倔强地仰起头来，硌得三轮摩托车一蹦一跳，仿佛被烫了脚。又行驶了约半小时，车子突然停下来，師傅转头说：“姑娘，到了。”苏伶不敢立刻下车，透过车棚前面开的方形小窗，看见母亲站在一扇大铁门前面，却是不敲门也不动，就那样定定地看着大门。

“师傅，这就到了呀？”苏伶强作镇定地问。

“姑娘你不是来探监的吗？”

“啊……我……嗯……”

苏伶毫无思想准备，只觉头脑“嗡”的一下，支支吾吾地应付着三轮车司机。正准备掏钱付车费时，只听“吱”一声，抬眼一看，大门开了。

母亲依然不动，依然定定地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