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创新行为差异与政府技术创新支出效应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苗文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何德旭；中国人民银行张掖市中心支行 周潮 本文节选自《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

由于技术创新密度不同，企业可分为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企业。技术创新型企业提高技术研发投资比重，虽然不一定能迅速实现经济产出的提高，却可以推动本国经济从传统的粗放投资型转化为高质量的技术创新型。

在一定时期内，政府技术创新支出是企业技术创新支出增加的主要外在推动力，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对宏观经济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正向作用，但具体效果还取决于企业创新投入情况。相比较而言，当创新企业技术投入率达到一定界值时，政府技术创新支出的效率会更高。

在保持经济平稳过渡的前提下，政府增加技术创新性投资支出、缩减经济建设性投资支出，不仅有助于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的目标，而且可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助推经济体系从粗放投资型转化为技术创新型。

为了进一步提升原创性技术创新的效果需结合企业的实际创新行为和创新密度，完善创新支出政策。概括而言，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根据企业创新技术水平和研发投资行为，有重点地增加对创新密度较大的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支出，缓解企业研发投资成本压力，提高创新速度和技术水平；二是根据企业创新行为、技术投资率水平和阶段性创新结果进行阶段性扶助，减少创新前期投入、加大创新项目质量验收力度和研发成功后的激励；三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提升和扩展财政能力的空间有限，对于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说，还需在战略战术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做出具体安排。

结构分化视域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梁波 本文节选自《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2期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是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政治结构分化是政治系统的深层次变迁，对于国家治理能力有着重要影响。国家治理能力体现为国家机制的运行情况和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政策，彰显了公权力的权威和效力，规范着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从结构分化的视角来看，当前发展形势下，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点是汲取能力、控制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汲取能力是指国家为了维持军事力量、官僚机构以及推行公共政策、组织防御力量等需要而从社会中获得财政支持和人力服务的能力。影响制度汲取能力的主要因素有国家的经济状况、政府的公信力、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公民利益相关性等。在实践中，汲取能力的制度化建设表现为：一是制度安排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高度契合；二是制约公权力的制度与提高政治绩效的制度相契合；三是发挥政府主体责任的制度与激发社会活力的制度相契合。

控制能力实质是国家影响能力的制度化。主要指国家应对挑战，化解危机，实现对领土的主权管理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划定控制能力的合理边界取决于以下因素：第一，公共性，即控制工具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水平；第二，灵活性，即控制方式因发展环境变化而变革的情况；第三，制度性，即国家是否建立了执行控制的原则、规范和程序等制度。

创新能力是指国家制度体系为了适应发展条件和周边环境的变化，在思想理念、发展战略、组织程序、治理模式、国际政策等方面做出及时变革以谋求增强国家竞争力、推进社会全面发展的能力。我国创新能力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实践探索主要有：第一，樹立全球意识，探索本国特色；第二，坚持领导核心，实现发展目标；第三，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创新发展。

修昔底德观点的意义

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 乔纳森·科什纳 本文节选自《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期，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徐舟翻译

从始至终，修昔底德都在不断提醒读者反思无政府状态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无政府状态下，也许行为可能受到约束，规范也会得到尊重，人们亦会文明行事，但是他们也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没有人能保证这种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

修昔底德，这位来自雅典帝国的军事将领，断不会对战争的可怕前景有所畏惧，也不会对战斗中接踵而至的血腥场面有所回避。但是当他面对战争中的无端暴力和恣意妄为之时，还是表露出了极端的厌恶之情—在他看来，此类事件常常就是这种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修昔底德还在关注力量变化的重要性（imperatives）和政治事务的紧迫性（exigencies）两个方面给予后世诸多启发，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仍未过时。在他看来，任何力量均衡都是最初决策的结果。试想那些曾经不大重要的冲突，它们往往成为战争最终爆发的直接原因。

关注权力变化动因是修昔底德对于当今国际关系理论最为显著的贡献之一，换句话说，修昔底德认为，势力均衡的打破比任何一刻的力量分配结果都更具决定性作用。

城邦之间互相倾轧，政治博弈似乎无穷无尽，修昔底德试图通过这些图景展示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本质。不同于那些可以有效解决的小分歧，政治冲突中包含着诸多利益纠葛，这些因素将决定冲突不可避免的结果：一场纷争的结束仅仅预示着其他冲突的开始。修昔底德认为，所有行为受到3个主要因素即恐惧、荣誉和利益的影响，这与当今学界的普遍做法有所不同。现今学者严格限定讨论范围，更加强调利益的驱动作用（并且特别强调对于个体利益的诉求，尤其是指排他性的物质利益）。但是修昔底德却不这么认为，他在描述斯巴达人大会前的佚名雅典人演说时谈到了这一问题，认为正是下列因素促成了外交政策的形成：“驱使我们的首先是恐惧，接着是荣誉，最后是利益。”

最后，修昔底德还不忘总结两条历史教训，他告诫后世不要忘记文明的脆弱性和人们的妄自尊大所带来的危险。接下来登场的是所有教训中最发人深省的一个，修昔底德曾在《战争》中清晰地解释，并非敌人利用权谋战胜雅典，而是雅典人的狂妄自大葬送了自己，这种自大表现为某种过度野心。雅典的陨落并非因为对手过于强大，而是因为认为自己足够强大。

作为一个毫不起眼并且与世无争的边陲之地，米洛斯的存在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如果只是为了说明无政府状态所可能导致的危害，那么修昔底德详述米洛斯人的遭遇的努力显得有些多此一举，在此之前他已列举为数众多的类似例子，这些弱小政体因为无力抵抗而被消灭，他们难逃被无情征服者蹂躏的命运，并且后世征服者们也会随之效仿。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更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对话将以何种方式呈现修昔底德遗留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中心论点：战争对于社会的影响，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教训—骄傲自大所能带来的致命危险。

假设真的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这个陷阱一定来自大国内部，并且势必对于大国的安全、内部凝聚力甚至文明延续产生重大威胁。雅典人的傲慢自大令其昔日盟友日益不满，并且最终成为充满敌意的附庸；两次关键时刻，雅典自恃略占上风的实力以及暂时的领先地位，铤而走险。雅典为了自身的安全，最终愚蠢而又不可自拔地踏上了自我毁灭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