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书读，而现在最大的痛苦就是书太多读不过来。我总结出一条经验：当书越多的时候，实际上人读书的热情就越淡薄;当书越少或者找不到书读的时候，人渴望读书的热情就会越高。

我是1955年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农村，十几岁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辍学回家。当时能够找到的可读的书籍屈指可数。为了读到一本书，我常常要付出沉重的劳动来进行交换。

记得邻村同学家里有一本绘图版的《封神演义》，为了读到这本书，我常要去那个同学家中替他推磨。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小学老师，他收藏了十几本革命小说，比如《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这些书被我借到之后，都是用最快的时间读完。

现在回忆起来，它们的主要情节仍记忆犹新。那个时期记忆力特别强，读书的热情特别高，读过了也能够记得住。

后来我到了部队，当时我们一个战友的未婚妻在县城当图书管理员，每个星期我都会从她那里借古今中外的小说，比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朵夫》等。

1984年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个时候我开始写小说，这都归功于在保定几年打下的基础。简单回顾了一下我这几十年读书的过程，发现，阅读对我人生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在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的刊物。虽然我从事的是小说创作，但我的阅读范围反而更广，有一些小说之外的好读物也能给我带来极大的阅读快感，让我燃烧起当年有过的阅读乐趣。

假如让我重新走一遍我的人生道路，我宁愿不要作家这个头衔，因为通过自学成为作家的过程太艰苦，而且这种作家的知识结构是不完整、不系统的，尤其在外语方面，几乎等于空白。

假如我们能够打开另一种语言的窗口，用外文去阅读，我相信我们的写作会有很大的改观。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到中国，我们的作家眼界大开，看到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法国的新小说派等。

很多人都认为我的创作受了拉丁美洲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影响，对此我也坦然承认。不过直到去年10月份，我才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完。

当时读不完是因为刚翻开书看了几行，就有了创作的冲动。小说里的人拿着磁铁在大街上行走，把每家每户的铁盘、铁钉子都吸出来跟磁铁走。这么夸张的细节，我们生活中太多了。这种魔幻主义创作把我在农村这些年的积累给激活了，因此没等把这本书读完就放下来写小说。

对于年轻人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年轻人的阅读应该分为几种类型。一是精读;二是泛读。

有了精读和泛读的基础，要想进行小说创作的话就从模仿开始。对初学写作的人来说，模仿不是耻辱，而是捷径。

模仿是培养我们语感的最重要的方法。一个人的语言风格是跟个人对语言的感受相关的。初中阶段对培养一个人的语感至关重要。如果在初中阶段没有培养起对语言的感受，那么后来的努力可能会事倍功半。

掌握了一种很好的语感，就好像一个从事音乐的人很好地掌握了一种乐感一样。当时在农村有一些二胡演奏者，他们并不懂乐谱，但他们照样可以拉起琴来演奏一曲委婉动听的乐曲。

这种感觉我是亲身经历过的。

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爹说你什么本事都没有，家里有二胡，你练练二胡吧。刚开始拉的时候，只有“吱吱”的声音，这种声音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后来发现我已经能够演奏出《东方红》了，我的手、耳朵和《东方红》的旋律建立起一種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民间艺术家虽然不识乐谱却仍然可以拉出自己心中的旋律的原因。

我的创作也分为几个阶段。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部队里开始学习创作，一开始也是模仿，而且模仿得很拙劣。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发表作品，这时还停留在模仿阶段，比如《春夜雨霏霏》，这是模仿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模仿，但他们还是发表了，因为里面已经出现了自己的东西。第一，里面表现的都是中国内容;第二，语言有自己的特色。

真正摆脱模仿状态形成自己文风是在1984年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我想我的成名小说应该是《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作品。

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内容跟我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我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为一个铁匠师傅做过小工，所以我对打铁非常熟悉。当我描写深更半夜，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桥洞里边，一个铁匠炉边，一个赤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的孩子，拉着风箱，看着熊熊燃烧的炉火的时候，我们能想象那种很奇妙的感受。

所以，一个成熟作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自己的文风，只有他的风格在丰富语言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已经超出了一个小说家或小说匠的阶段，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文学家。

文学家与小说家是有区别的，小说家成群结队，文学家寥寥无几。

在艰苦的岁月里面，尽管前途渺茫，我们还是要努力奋斗。

（摘自“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