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如果要弥合2018年的“大撕裂”，世界就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合作框架。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走到一起，共同设计了一套促进合作、共享未来的体制架构。如今，这一幕需要重现。

然而，这一次的挑战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在个体同社会之间的关联上，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变革。通过对这一变革的理解，我们可以对结果施加积极的影响。

第四次工业革命

首先要认识到的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正经历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企业、经济、社会和政治都在经历根本性的转型。自从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首次明确这一概念以来，我就清楚地认识到：对现有的流程和机构的修修补补根本无法起到任何作用。相反，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设计，以便充分把握将要到来的各种新机遇，同时避免如今所发生的撕裂继续加剧。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或者想通过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修复这套过时体系的缺陷，变革的力量将自然而然地越过这些体系，形成它们独有的势力和规则。

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们的经济体系。首先，数字化、互联化、集成化、虚拟化以及循环共享经济，已经让物理意义上的世界扁平化。制造业变革也在发生，正日益自动化、本土化和个性化。在这种背景下，传统供应链已经过时，竞争力越来越不靠压低成本，而是靠功能性和创新力。规模经济很快将失去其曾拥有过的优势，人才将取代传统资本，成为最宝贵的资源。

第四次工业革命还将前所未有的力量和资源集中到少数几家企业手中。如今那些具有领导地位的数字化企业正在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以彻底区别于传统企业的方式打破着传统社会形态。从现在开始，掌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以及通过智能系统的引导来运行大型平台的能力，将决定企业和国家的力量。

全球合作已时不我待

与此同时，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的广泛应用，将改变就业和收入模式。在创新型生态系统中，工作机会将越来越与自我创造力挂钩，创造性劳动、风险投资和先发优势将决定收入，而非传统劳动。

全球经济联系已经不再被划分为商品和服务贸易、金融交易、投资等几大项，所有经济流动都被整合進了一个跨境实物和非实物综合交易系统。除了对劳动者征税外，政府必须更多地开始对能创造价值的“云端”垄断平台和机制征税。

未来几年，国家预算将越来越多地流向硬软两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以搭建出一个利于创新和劳动力再培训、技能提升的生态系统。同时，用以帮助劳动者度过正处于进行时的经济转型过程的社会项目，也将是重点扶持对象。一个关键的优先事项是我们要让教育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需求，为此必须去着重培养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数字化素养以及同理心、敏感性和协作能力。所有这些，都是确保科技始终为你我所用的必要条件，而非相反。此外，不论是通过数字化技术，还是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去推动个性定制式的人才培养，教育体系都需要朝着更加适合于终身学习的方向发展。

标题克劳斯·施瓦布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除教育外，总体的政策制定也必须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变革速度。政府的政策要想避免陷入被前沿技术远远落在后面的境地，就得开发出能够快速反应的协作式治理模型。

而各国对所有这些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将决定其未来增长轨迹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即便不提及公民生活质量的话题。作为无边界互连互通的一个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要求将国家政策纳入到全球体系中去。当前全球化的定义是扩大多边和双边贸易，但在未来，这将是指各国数字化系统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相关的思想、服务流动。

尽管许多国家仍在努力追赶上一次工业革命，但他们应该认识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为面向最前沿创新的跨越提供独特机遇。在收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后，英国成为19世纪的全球主导力量，之后的美国则比任何国家都更多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获益。这三次革命将世界分化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则丢失掉历史上曾持续多个世纪的全球领导地位。

如今全球力量平衡重新进行洗牌，并且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进行。就算是一个个体，也有渠道带来巨大的破坏性。而我们，也就不能任由世界以有产和无产为界限分割下去。因此，全球合作已经时不我待，并且需要在更本质的层面重新思考：一个自由、公平和包容性的经济关系会如何呈现在当下的世界中。

世界经济论坛将在2019年1月的达沃斯年度会议上就此展开对话。作为最重要的多元利益群体对话平台，论坛也有能力和责任去推动这方面的对话，并通过我们的科学和学术网络，起到新理念催化剂的作用。面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准备需要持续的投入，并围绕可行的解决方案达成广泛共识。为此，论坛希望能在未来几年为这项工作提供一套“操作系统”，因为我们认定，如果要取得实效，这些对话必须涵盖所有利益攸关方——企业、政府、民间社会和青年人。对话还必须注重追求社会凝聚力，在当今的碎片化环境下，以协调而非只是合作作为指导原则，才是最行之有效的。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对话不能由全球和国家身份之间的错误二分法驱动。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接受自己身上同时存在的个人、爱国者和全球主义者身份。

二战后，国际社会已经为持续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在最近的70年中，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时候采取新的策略了。只有共同应对这一挑战，我们才能塑造一个可以让全球所有人获益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