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肖锋

今年两会，中央发布了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的承诺。除增加央企上缴利润以弥补减税“缺口”外，解决财政收支平衡问题，还是靠开源节流，要过紧日子。

这一史无前例的减负承诺背后的深层变革，是对政府自身尤其是对政府执政理念和行为的挑战，是进一步提高现代治理水平，从投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应对这些挑战决非一日之功。这需要转变思路，比如财政增收的惯性思维。

财政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维持国家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如果一味为增加财政收入而财政，其结果只能是一味扩大财政收入，并将之作为量化指标衡量地方政绩。其结果可能是，中央一边要求减税，地方一边增加企业负担（比如社保负担），只能是越减税负越重。

3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与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博鳌亚洲论坛就“减税的逻辑”展开讨论。吴晓求延续了去年央行的基调：经济下行时期，财政不能光想着如何最大限度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政策的核心应该是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贾康则澄清了几点：一是中国社保负担确实很高，单纯“减税”不行，还要强调“降负”;二是中国以流转税为主，负担最后还是落在消费者头上。他承认，要“跳出财政看财政，要服务全局”。

“贾吴之争”反映出中国税收的逻辑。其一，降税只是“降负”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要降低制度性的成本。其二是税收跟公共服务是否匹配的问题，纳税人最终关心的还是交税后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公共服务。这些问题都涉及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稳定现行征缴方式，各地在征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得采取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今年要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超过60%的贡献来自这些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

此外，為了防止减税后地方财政收支出现问题，财政部也早有准备，将较大幅度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提升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最后，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除了依靠增加中央转移支付外，是否可考虑转变惯有做法，考虑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比如提高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增加民办医院的发展空间，鼓励大量发展民办养老院等。如这些公共服务不再需要政府一手包办，加强市场化运作，也会更加高效精准。

总之，今年减税得向政策要效果。这需要我们改变财政增收惯性思维，也需要转变提供公共服务须政府一手包办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