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琳

【摘 要】 周文作为我国大众化事业发展的积极倡导者，不断在实践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传播。本文主要从创建《边区群众报》、进行公文改革两方面论述其对大众化事业的贡献。

【关键词】 周文;边区群众报;公文改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周文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1907年6月，周文出生在四川省荥经县。后在安徽省教育厅工作期间接触到一些左翼作家，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1940年初，周文从成都来到延安，在毛泽东的建议和支持下，创办了第一张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边区群众报》，提出并实施公文改革，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的推进作出重大贡献。

一、创办边区群众报

随着“抗战”呼声的高涨，中国共产党急需向外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1]因此，当周文到达延安后，毛主席提出让周文负责筹建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一份适合群众需要的通俗化报纸，同时提议报纸就叫做《边区群众报》，周文接受了这一安排。

1940年3月初，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周文为社长，杜桴生为副社长。经过十几天的筹备，3月12日，大众读物社成立大会隆重召开，周文主持会议并阐述办社方针：大力发展边区的文化教育，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版大众读物。3月25日，由毛泽东亲自题写报头、大众读物社创办的第一张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边区群众报》面世。《边区群众报》的定位是一份面向陕甘宁边区各县、区、乡文化不高的基层干部和识字不多的普通农民群众的报纸。[2]该报的办报原则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歌颂英雄模范人物，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坚持实事求是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以适应广大群众阅读为标准，把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是一份活跃于基层的通俗化、大众化、普及化的党报”。[3]

大众化作为《边区群众报》最显著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新闻来源大众化

边区群众报社有一条规定：“采访要到群众中去，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稿子写起后要经过当地群众的认可，发表后要听取群众的反映”。[4]为使报纸更加贴近老百姓生活，《边区群众报》记者、编辑深入基层，与普通群众同住同吃同劳动，了解他们的生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在群众中发现优秀报道或文艺创作素材。同时周文鼓励报社中的成员要学习陕北方言，坚持用群众语言办报，文章在发刊前必须请报社人员和普通群众一同审稿，每期稿子写好以后周文把“读物社的本地干部，包括炊事员、動务员召集起来，要一篇篇地读给他们听，听不懂就改，有什么好的陕北话就用。不只是文字上改，常常是整段整段地改写，整篇整篇地重寫”，[5]使群众读后感到既熟悉又亲切。

2、采用大众化的内容

一方面，《边区群众报》重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党委的宣传意图与群众的文化水平相结合，采用“不照登、不照抄、不照转”的方法，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语言文字，对一些文章进行大胆改编。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原文有7500多字，经过改编只刊登论文2300多字。[6]这种方式反而比原文照登带来的宣传效果更好。另一方面，《边区群众报》密切关注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紧跟季节变化，不间断地跟踪报道边区群众农业生产状况，提醒群众合理制定各项农事安排。如第188期的《怎样订农户计划？》一文，就指导群众要制定合理、科学、切合实际的生产计划。同时《边区群众报》积极传播生活小技巧、小常识，注重在细节上提高边区群众生活水平，帮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3、大众化的传播渠道

为使报纸真正成为人民的报纸，真正达到深入人心的效果，周文利用读报组、冬学、识字组等途径展开宣传。《边区群众报》以每一个通讯员为基点，积极建立读报组，由读报员按照报纸宣读或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讲解报纸上的内容，其余人共同讨论发表意见。与此同时，《边区群众报》也因其内容通俗易懂而被列为冬学和识字组的学习教材。在《边区政府关于今年冬学的指示信》中更是提出“将来要做到每村一处冬学，达到全边区公民除年老至五十以上而又确实不愿意学习的人除外，每人识一千字，都能读《群众报》的目的。”[7]通过这一系列的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当前的局势以及一些文化生活、生产生活等都及时传递出来，普通群众通过报纸提高了文化水平、增长了知识，开拓了视野，《边区群众报》也因此扩大了影响力和传播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报”。

二、推进公文改革

1941年5月，周文从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社长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各种公文，而当时边区政府所使用的公文大多沿袭了旧公文的程式，其中存在诸多问题。10月30日、31日周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谈谈公文改革》，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旧式公文的弊端：首先，旧式公文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尤其在称呼上尊卑有序、等级分明，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色彩;其次，它是反人民大众的。旧式公文中不能使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体系，而所使用的文言文、官话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晦涩难懂;最后，它是形式主义的。官员在处理问题时存在收受贿赂行为，或相互推卸责任，发布的公文总是搪塞敷衍，做做表面文章，而不是真正的解决人民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周文建议：“对于那种公文，就有彻底加以改革的必要”，将政府工作人员从公文中解放出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民主的，尤其在称呼上不应有尊卑贵贱之分，废除旧式称呼，使用新式称呼;应是大众的，公文要符合人民利益，为大众服务，新式公文一律使用白话文，用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来反映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要让人们能一看就懂;还应是科学的，公文的形式应简洁明了，清楚易懂，工作人员在处理问题时要实事求是，对公文负责，对人民负责。这些建议完全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所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周文关于对公文改革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的重视并付诸实施。1941年11月，已调整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周文，在边区政府的支持下领导了公文改革。1942年1月15日、16日，《解放日报》连续刊登了周文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草稿》，其中共涉及15类、18种形式、5项注意，从公文的文章构造、字体、编号到纸张、标点符号等都做了一系列详细的规定。该草案于1942年1月5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次政务会议上讨论修订并正式通过，20日公布施行。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战字第130号文件正式命令执行新式公文程式，停止使用所有旧公文。

新公文程式简洁扼要、规范严谨、高效务实，一改旧公文佶屈聱牙、随意散漫、脱离实际的风气，反映出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宗旨和原则，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并在边区顺利推行。直到今天，我国各级政府机关部门所使用的公文大体上仍是沿用延安时期改革后的这种公文程式。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8]周文始终牢记“为边区群众服务”的宗旨，编辑出版《边区群众报》、进行公文改革，同时创办大众读物社、《大众习作》、“大众文库”“大众画库”等出版物，坚持大众化的导向作用，不断拓宽群众与党的沟通交流平台，在实践层面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普及与传播，并把它转化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思想武器，为我们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活力。

【注 释】

[1]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新华出版社，1983.40.

[2][3] 李文.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50、453.

[4] 李迢.思绪如思——写在《陕西日报》前身《边区群众报》创刊五十周年之际，五十年华[m].陕西日报社，1990.93.

[5] 情钟大众——周文纪念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99.

[6] 方汉奇 . 新闻春秋——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论文集[M].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7]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册[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85.

[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1.

【作者简介】

袁 琳（1994.9—）女，汉族，陕西安康人，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