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悦

大舅妈不是那种很抢眼的女人，与我妈、姨妈、小舅妈坐在一起，应该是家长里短，头头是道的，可很难听到她说一句话，她习惯了倾听，与静。别人说话，她从不插嘴，她说这是抬举别人。她这是养成。

大舅妈刚嫁给大舅父的时候，大舅父就是大队支书，又是民兵连长了，在当地是个人物。当然，大舅妈从邻村嫁过来，不是攀附，是应了媒妁之言。结婚后，她接二连三，生的全是女孩子。于是，相当长的岁月里，她的目光是怯弱的，躲避的，生怕与别人的目光相遇了。在村里走起路来，她总是把脚步放得很轻，也很缓，像一只猫。

可她心里盛着一个愿望，就是给大舅父生个儿子，延续香火。她期待着，等待着，没有气馁。大舅妈就认一个理：庄稼地能是麦田，也能是棉田。不就是一个季节问题嘛。于是，她坚持不懈，终于有了一个儿子。至此，村上的人都看到她开始抬着头走路了。

那时候，大队征兵、招工、招生的指标，全由大舅父掌管。张三李四，谁都有个梦，就是跳出“农门”。大舅父帮了这个，又帮那个，不知帮多少农家子弟离开了村庄，可就是亏了自家的儿女。要说根正苗红，应该首推大队支书的子女啊。大舅父是不想亏别人的孩子，也不亏自己的心。大舅父的心思，大舅妈懂，她没说半句的埋怨话，悄悄地陪着大舅父过日子。她一生说的最多的话是：“我丈夫做什么都是对的。”

大舅妈就是这样老的。她的牙齿脱落了，头发也花白了，目光从来没越过村头的麦垛。她生活在大舅父的身影下，自娱，也自乐。有一回，我去看望她，她斜身依在一张凳子上，想努力站起身来迎接我，可半天站不起来，她说她一身都是病。那一刻，我突然想把她接到武汉，带着她看一看武汉的模样。她的眼睛突然一亮，充满了向往，可没一会儿，她的目光黯淡下来，说她不想去武汉。我急了，问她有什么理由拒绝一个外甥的请求。大舅妈犹豫了一下，对我说：“我这么土气，又是病人，去了，会给我的外甥丢脸。”我说：“你没把我当你的外甥。外甥不是外人。”她说：“正因为你是我的外甥，也算是我生养的，我才不去的。你在武汉要做人的。”她有她的哲理，我还说服不了她。

前两年，有个房地产商圈地，把大舅父家的房屋、土地也圈进去了，给出的条件是，在城区还建一套大房子。住了大半辈子的乡间平房，再去住高楼，是大舅妈后半生最大的一个梦，她当然兴奋：城里的月光会不会浮在荷叶上，或卧在湖水中？大舅妈的心中，有许多的疑问、企盼，与紧张。

还建房竣工的时候，大舅妈的病却更加复杂了。大舅父、舅表弟把她送到城区去住院，路过那片正在拆除脚手架的工地，特意指画了半天，叫她安心治病，等康复了，一家人就搬进去住。就在大舅妈住院之际，大舅父、舅表弟还在加紧装修新房子，想早一天把大舅妈接到城里住，接到新房子里来住。

突然间，大舅妈走了。

我听到了大舅妈逝世的噩耗，连忙回去奔丧。大舅妈的灵位设在一间临时的过渡房里，很破旧，可她很安详，像睡着了。我给她点燃了三炷香，磕了三个头，这是当地的习俗。我这样做，不完全是因为习俗，更多的是听从了内心的召唤。我还戴了孝，给大舅妈的灵车拉纤。在当地，唯有孝子才会这样。

我以这样的方式，送别大舅妈，向她表达着敬重，与悲痛。

再过一段时间，大舅妈家就要搬进城区的新房子里去住了。新房子早已装修好了，舅表弟就想多敞几天，让甲醛之类的多挥发一些。大舅妈有病，禁不住甲醛之类的侵蚀。

可大舅妈早就有了打算：她的时间不多了，要死也要赶在搬进城里的新房子之前，让丈夫与孩子图个吉利，图个干净。所以，在住院期间，她就把医生给她开的安眠药积攒起來，还向病友索要。她的大脑没有一丝的紊乱，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她强烈要求出院，回到了拆迁过渡房。

这一天，大舅妈没有任何的异样，舅表弟照常上班去了，大舅父出去给她买吃的喝的了。就这样，大舅妈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