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荒田

从抗战时期援华美国飞虎队老兵及其亲属的回忆录中，读到一篇朱先生的女儿对父亲的追述。朱先生1925年出生于旧金山，祖先来自广东台山，是第三代移民，早年就读于柏克莱加州大学。1943年朱先生从军，加入飞虎队属下的407航空服务队，驻扎中国。退伍后，他回到旧金山，在屠宰公司工作至退休。他娶的妻子，也是在旧金山土生土长的台山人。早在上幼儿园时，他们就认识了。朱先生夫妇养育了六个儿女，最小的女儿在父亲去世以后，回忆童年往事，举出两桩：

一是吃晚饭。每天傍晚，在母亲监督下，孩子们都坐在饭桌旁。下了班的父亲进门，大家必同声说：“爸爸回来了！”爸爸把外衣脱下，挂好，走向母亲，亲吻她的脸颊，轻声说：“甜心辛苦了！”然后，在柔和的灯光下，一家子动筷子。家人多，菜式难免简陋，气氛的和乐却弥补了物质上的缺陷。这样的仪式，一直延续到孩子长大，离家自立。

二是睡前。六个孩子在两个相连的卧室就寝。临睡前，爸爸必进来检查，看每一个睡下没有。然后，爸爸站在卧室之间的门前，把所有电灯按熄，只留下门上的小灯。爸爸轻声说：“祈祷。”领着孩子们，用他祖先所来自的县份的方言——台山话，念出祷辞：“多谢耶稣，有衫着（有衣服穿），有嘢吃（有饭吃），有屋企（有屋子住），爱妈妈，爱爸爸。”

孩子的嗓音，从婴儿时代的奶声奶气，到少年的变声期，爸爸的引领从来不曾缺席。这场面之所以教我震撼，是因为朱先生把一代代传递的乡愁，渗透于家庭生活的宗教情怀和对儿女的深深爱意之中。借此可知，大半个世纪前的唐人街，即便是不大会说中国话的“香蕉”型同胞，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

想起另外一个场面。六年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全美最热门的访谈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由大卫·雷特曼主持的“深夜脱口秀”，谈到独生女的出嫁：露天婚礼上，结婚进行曲快要奏响，披雪白婚纱的女儿，挽着老爸微微颤抖的手，即将走上草地之间的小道，女儿对老爸来个“约法三章”：一，不要踩在草地上。二，不要打踉跄。三，不要哭。克林顿对主持人骄傲地说：我全做到了！他又说，把女儿交给新郎那一刻，想起女儿学步的第一步，仿佛是昨天……我借此断定，这位品行不无瑕疵的政治家，给予女儿的总体印象是正面的，为父者于其从小到大所示的爱意与文明，永远在女儿的心里延伸。

此刻，仿佛听到朱先生家中的晚祷和克林顿陪女儿踏在红毯上的脚步，我沉思：作为父亲，在儿女的记忆中，留下什么呢？作为祖父、外祖父，将被长大后的孙辈描绘为怎样的形象呢？也许，比诸给后代留下多少遗产，比诸为儿女所作的或隐或显的“牺牲”，美好的记忆更为紧要。

何为“美好”？我们这“倒霉的一代”所留下的童年记忆，是不多的撒野之趣，加上大量的“反證”，如：放学回家，灶膛和父母的脸都是冰冷的，父母从来不会说：“宝贝，我爱你。”“孩子，你好棒！”饭桌上，喂不饱小小的胃，却常常因为“不听话”被拧耳朵。家里总是入不敷出，总是叹息和咒骂。但是，能责怪忍辱负重的双亲吗？他们单为了把一群饿鬼托生的孩子养大，已耗尽全部心力。今天，这些不幸已离我们远去。但是，为何还有那么多家庭，毫无理性祥和可言——家庭成员似乎都是情绪的俘虏，相互怨恨，整天吵架？

为了孩子，记住一句话吧：要后代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先做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