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校│张淼洁 王志刚 翟新验（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在过去的70年里，受牛瘟影响的各国兽医机构齐心协力，在国际组织的帮助下，从塞内加尔到中国，从俄罗斯到南非，已经将一度令人胆战心惊的牛瘟病毒消灭殆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预见全球宣布消除牛瘟，这将会是首次实现全球根除的一种动物疫病。牛瘟所造成的危害促使许多国家创办兽医院校，为兽医行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过去的20年里，牛瘟控制项目取得的成果包括疫苗研发、应用型流行病学以及监测工具的发展。此外，根除牛瘟不仅增强了对畜牧业发展和食品安全的信心，保障了农民生计，精进了兽医机构技术，打开了各国进入利润丰厚的中东市场的贸易大门，同时还保护了非洲野生动物资源免受数量锐减的严重威胁。由于缺乏对于牛瘟根除的经济利益方面的相关研究，所以描述有限。事实上，牛瘟根除项目涵盖的很多问题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本文主要总结了全球根除牛瘟的经验教训，并探讨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

一、牛瘟的起源、特性和消亡

牛瘟（Rinderpest，或cattle plague），是一种在欧洲和亚洲流行的古老疾病。二十世纪初，澳洲和南美洲曾在数年里遭受了来自亚洲的牛瘟侵袭，但两地的疫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十九世纪末，该病传入东非后迅速传播，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

牛瘟的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亚洲对牛的驯化，发生的地点很可能位于1万多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其宿主包括家养的反刍动物和猪，以及许多偶蹄类野生动物（最重要的是牛科动物、鹿、羚羊、长颈鹿和野猪）。牛瘟在近年来的非洲（柯克，2006年）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东南亚（哈德森 1960年），都严重威胁着农场牲畜和野生动物。

牛瘟与人类的麻疹病毒相关，很有可能是其前身。近年来，普遍认为牛瘟的发生与一种麻疹病毒密切相关。目前，已知的麻疹病毒包括牛瘟病毒、小反刍兽疫病毒、麻疹病毒、犬瘟热病毒、海豹瘟热病毒和鲸类动物麻疹病毒（巴纳德等人，2006年）。

牛瘟是一种接触性传染病，特征是整个消化道坏死、糜烂，最严重时能造成95%以上的感染牲畜死亡。感染动物高烧，眼鼻流出分泌物，从口腔至肛门黏膜糜烂、腹泻、痢疾，甚至死亡。肠道病变会导致蛋白质迅速流失、体重下降、脱水。在致死性病例中，通常在发病10～12天后死亡。治愈的牲畜比较虚弱，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康复。另一方面，病畜不持续带毒。接触过野生毒株和减毒活疫苗病毒的幸存者能够获得持续存在的抗体，对该病毒终身免疫。当病毒传入此前从未感染过的区域时，完全易感的畜群临床表现最为典型。1994年，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山谷中暴发的一次经典牛瘟，死亡率很高，短短几个月就造成了5万头牛和牦牛死亡。在地方性疾病持续流行区（动物频繁遭受传染病侵袭，形成传染池），许多动物由于过早暴露或因接种疫苗得到了保护，发病率和死亡率可能会比较低。在地方性流行病区，其典型特征是畜牧业发展粗放，环境中存在弱毒株，并且在牛的临床上难以检测到。但是，弱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毒力可能会周期性地在宿主中增强。当传入亲缘关系较远的易感宿主时，病毒的传播速度很可能会增加。野生动物通常临床发病较急，死亡率高。

斯科特和普罗沃斯特（1992年）将牛瘟描述为“已知的最可怕的牛科动物瘟疫，是一种改变了历史进程的臭名昭著的传染性疾病。”他们继而表示，“从里海盆地周边地区开始，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牛瘟像一支打劫的军队，席卷了欧亚大陆。所带来的灾祸、死亡和破坏远高于罗马帝国衰亡、查理曼大帝征服欧洲、法国大革命”，这种破坏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过去大部分居民依赖于反刍家畜提供的牛奶、肉、皮毛和粪肥（目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如此），可以想象该病造成的影响。不过，遭殃的不仅仅是家畜和依赖这些家畜生存的人们。当非洲首次暴发牛瘟时，牛瘟对非洲野生动物的打击就非常大，以至于即便在今天，也影响着反刍动物种类和采采蝇的分布。死亡的野生有蹄类动物（水牛、长颈鹿、野猪和羚羊）数不胜数。整个二十世纪，牛瘟导致野生动物损失严重，角马幼崽的“春季疾病”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种病抑制了塞伦盖蒂平原和马赛马拉的角马数量（泰勒和沃森，1967年），导致成千上万的非洲水牛死亡（占总数的60%），以及1994年至1995年肯尼亚察沃国家公园内及附近的大羚羊、捻角羚和长颈鹿大量死亡（柯克等人，1999年）。

当翻阅二十世纪初兽医机构工作记录时，对于牛瘟控制的专注令人印象深刻。许多国家建立兽医机构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控制牛瘟。比如1761年的法国里昂，以及之后在其他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这也是1924年成立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和1945年成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推动力。

将牛瘟作为根除目标的主要技术原因是病毒的性质。牛瘟病毒全都属于一个单一的血清型，一种疫苗即可抵御现有的所有病毒，宿主没有病毒携带状态，并且在接触之后能实现终身免疫。疾病的严重程度对贸易和生计的影响十分大，从而催生强烈根除该种疾病的政治意愿，也促进了国际合作。二十世纪中叶，国际合作的意愿加上根除牛瘟的技术可行性，使得各国国内和国际上均出现了建立起公共基金控制牛瘟项目的呼声。本文叙述了牛瘟的历史，并且探索了如何实现牛瘟根除，为该疾病对全球的影响及其根除提供参考和借鉴。牛瘟根除的历史是一段漫长的死亡与毁灭、失败与成功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了政治阴谋、制度失灵和顽固的制度变迁。本文并未对其一一阐述。这也是一段科学、政治和制度创新的历史。尽管有过失败，但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改变了世界历史。

我们可以确定，2009年牛瘟病毒不再会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家养或者野生动物之间传播，牛瘟病毒已经在其天然宿主上实现根除。许多世纪以来，这种疾病广泛传播，让欧洲、亚洲和非洲农民的牲畜饱受摧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里，很少有农民见过这种疾病，见过这种疾病的兽医更是少之又少，有关这一疾病的记忆正在迅速消退。牛瘟根除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以与人类的天花根除相提并论，天花是惟一实现根除的传染性疾病。这一成就不仅仅是基于无该疾病的病例发生（2001年底在肯尼亚最后一次检测并确诊该疾病），也是基于重点国家建立的主动监测项目的结果。主动监测项目包括血清学研究，旨在检测显性和隐性病毒传播。虽然全球牛瘟免疫认证任务尚未完成，但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获得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认证。当发展中国家牛瘟根除的信心转化为对牛和水牛产品的信心时，就可以消除发生过牛瘟国家的贸易壁垒，促进其牲畜及其副产品贸易。但是，牛瘟根除的全部效益只有在认证过程完成后才能体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仅仅根除牛瘟并不能直接开放面向欧洲和俄罗斯联邦高价值市场的肉类贸易，因为其他疾病，诸如口蹄疫也会继续禁止贸易。当巴基斯坦临时宣布牛瘟根除时，因牛瘟而实施的禁令解除，从巴基斯坦出口到中东和海湾国家的牛数量急剧增加（联合国粮农组织，2003年）。埃塞俄比亚同样开始向埃及出口大量牛肉，直到暴发口蹄疫才停止贸易。

二、全球牛瘟根除的重要里程碑事件

以下记录了全球根除牛瘟的重大历史事件，详细说明了二十世纪牛瘟的发病地区和发病率降低的过程。

1.欧洲（包括欧陆俄罗斯）。从十八世纪逐步实现牛瘟根除，于1928年完成。通过严格立法，强制实施兽医卫生程序。例如，隔离和屠宰感染动物，检疫和移动监管，以及注射血清同时接种疫苗。

2.非洲南部。1896年，牛瘟跨越赞比西河，抵达南部非洲，发生了首次大规模感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各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寻求办法、控制感染，各种控制计划日益兴起。通过注射血清同时接种疫苗，结合采取的兽医卫生措施，到1905年时，迅速控制了牛瘟病毒向整个非洲南部蔓延。这一措施给畜牧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效益。毫无疑问，也成功促成了该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

3.俄罗斯乌拉尔山脉以东和苏联。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通过采取兽医卫生措施，结合最新的细胞培养生长技术和疫苗免疫，苏联逐渐根除了牛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南亚和中国暴发了数次疫情。边境围栏，加上苏联漫长的边境免疫缓冲带，有效地阻隔了病毒的入侵。早期牛瘟的根除还得到了中国的帮助。1989年，格鲁吉亚、基塔和图瓦边境区域以及阿穆尔地区发生的零星疫情与使用疫苗有关，而不是野生病毒感染。

4.东南亚和中国。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开展了一场激烈的牛瘟战争，联合国提供了国际援助。为支持中国控制牛瘟，印度北部积极控制感染，至1957年取得了胜利成果。研制出一种可以有效用于所有毒株的疫苗，是这次行动成功的关键。试制成功后，中国在全国各地开展集中免疫行动，到1956年消灭了牛瘟。这个结果让以大米为主食的人们极大收益，因为它推动了农业发展和生产集约化的进步。

5.非洲西部和中部。从国际行动来看，在西非和中非控制牛瘟要比东非控制牛瘟更加容易一些。非洲首个国际合作和资助行动联合项目迅速清除了西非和中非大部分地区的牛瘟，只剩下在马里和毛里塔尼亚之间迁徙的感染宿主。由于后续没有进行免疫，牛群免疫力下降，病毒重新在宿主中出现，并进入尼日利亚，牛瘟在东非持续感染的宿主中死灰复燃。1985年至1988年间，第二次非洲牛瘟大流行带来的破坏，促使大量国家建立牛瘟控制项目。这些项目使疾病很快得到了控制，仅剩下加纳和布基纳法索，以及受到持续关注的毛里塔尼亚和马里。PARC于1986年启动了一个新的大陆项目。这一次项目取得了成功，1988年之后，中非共和国西部再也没有出现过牛瘟。PARC的后续项目PACE于1999年至2006年实施，帮助各个国家提升流行病学能力，开展牛瘟监测，这对牛瘟根除认证至关重要。大多数西非和中非国家已经获得或者即将获得牛瘟根除认证。

6.南亚。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利用自身的资源，全面使用免疫制剂，进行了一场对抗牛瘟的长期战斗，且力度不断加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NPRE加快了降低北方各国感染程度的进程，帮助邻近国家如尼泊尔和孟加拉国，以及邻近的缅甸，控制自身疫情。流行病学使得控制工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而且取得了进步，但是直到欧洲委员会通过项目资助的形式为国家项目提供援助，印度半岛才实现了最终目标，根除了感染宿主的传染源。自1995年起，印度一直保持着牛瘟无疫的状态。分区之后，牛瘟在巴基斯坦仍是流行传染病。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巴基斯坦都是阿富汗和阿拉伯半岛的牛瘟传染来源。大约从1999年起，巴基斯坦集中精力了解牛瘟持续流行的状况。只要确定信德省一带的印度河水牛是持续感染的宿主，就可以实施以科学防控为基础的集中根除项目。农民意识的提高以及优质疫苗的有效供应，确保了牛瘟根除的迅速推进。自2000年检测到最后一例病例之后，巴基斯坦一直稳定地保持着牛瘟无疫的状态。同时，这种情况的转变也降低了牛瘟向阿拉伯半岛传播的风险。

7.苏丹和非洲东部。在牛瘟根除方面，东非比较滞后，主要原因是一开始没有充分处置，偏远和边境地区牧民饲养的牛群中持续存在的感染宿主。JP15项目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病毒宿主问题。尽管PARC项目在埃塞俄比亚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效，极大地减少了牛瘟带来的影响，但是苏丹南部和索马里农牧生态系统中仍持续存在病毒感染（不限于索马里、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地区）。PACE项目促进了牛瘟防控能力提升，而由非政府组织运作的索马里辅助项目为牛瘟监测和控制做出了极大贡献。在苏丹生命线行动的支持下，苏丹南部通过各个非政府组织实施社区化动物健康项目，实现了对牛瘟的逐步控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到1999年，仅在两个部落的牛群中出现了牛瘟。到2000年，苏丹生命线行动与PACE“防控非洲谱系1牛瘟病毒”项目和GREP秘书处密切合作，开展集中免疫，实现了牛瘟根除。

实际上，理想的索马里生态系统状况并不存在。根据PACE建立的一个项目最终解决了2001年之后的病毒持续感染问题。该项目终止之后，运作该项目的索马里生态系统牛瘟根除协调单位仍在继续运行。到2008年，与非政府组织特拉诺瓦和GREP秘书处合作开展的集中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牛瘟在几年前就已经不再传播。尽管现在索马里政治动乱，但索马里当前的情况十分适合申请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根除认证。2001年10月，牛瘟在肯尼亚梅鲁国家公园附近最后一次被检出。

8.中东和阿拉伯半岛。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些国家牛瘟疫情仍然频发，如也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和卡塔尔。基于分子流行病学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主要的问题在于从南亚购买的牛反复带入该疾病，使当地的牛瘟断断续续感染了数年之久。只要控制南亚疫源地（主要是巴基斯坦），阿拉伯半岛的国家就能根除该种疾病。阿曼的最后一次疫情发生在1995年，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的最后一次疫情发生在1996年。伊朗和土耳其的牛瘟源自伊拉克，直到1996年，这三个国家才根除了该疾病。

三、评述

牛瘟根除既不是单一计划或者项目实施的结果，也不是单一机构付出努力就能实现的，它建立在许多受影响国家实施的一系列周期性、协定性、协同性国际合作项目基础上。如果从山羊化减毒疫苗可稳定性获取的时间算起，这个过程已经花费了将近七十年时间。

评价牛瘟根除带来的经济效益严重受限，因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少，而且牛瘟控制的国际资助被分配到许多其他项目上，包括兽医机构的民营化、常规监测，其他疾病如牛传染性胸膜肺炎的控制等。牛瘟得到控制的因素目前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因此，牛瘟控制支出很容易被高估。

尽管让世界摆脱这种毁灭性的疾病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研究上仍然存在两个重要的缺口。首先，从牛瘟控制中获得的大量技术和协调经验的综合分析太少。由于还存在和出现其他烈性动物疫病（例如小反刍兽疫、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猪高热疾病和非洲猪瘟)，清晰地阐明和分享从牛瘟根除历史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是非常关键的。其次，牛瘟控制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方面可用的信息更少。虽然对特定的项目进行了一些技术分析，但是都没有验证过采取的这些控制措施对扶贫的宏观影响。本文选择了几个案例，尝试阐明对宏观经济和家庭福利方面的潜在收益，但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便深入地探究对具体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