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馨宇

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经二十年，秦国大出，一统天下。

1978年，改革开放，近四十载，中国崛起，中华复兴。

鉴古观今，商鞅变法与今之改革开放有相似之处，从变法的情势、必要性、艰难性及变法之内容等方面，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变法之必要：顺势而为

秦国始弱，历经四代动乱。据《史记·秦本纪》载：“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父悼子，是为简公。简公，昭子之弟而怀公子也。十六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彊，夺秦河西地。” 国土沦丧，府库无存，列国卑秦，不与会盟。而当时，经李悝变法，魏国率先称霸；吴起变法，后来居上，楚也雄踞一方，列国对秦国虎视眈眈。秦国外强中干，若不变革，必将亡国灭种。

近代百年，国土沦丧。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积贫、社会不安、经济混乱、人民苦难。当时仿苏联建国，计划经济体高度集中，经济发展僵化迟缓，而美苏争霸，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内忧外患，起伏動荡。情势所逼，人心思变，邓公审时度势，明确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新法必须依时而制，顺势而为。商君曾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总结就是，时代变化，情势亦随之而变，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却能称王天下，春秋五霸法制不同，却先后能称霸诸候。变法当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治国不唯有一种办法，只有利国利民便是正道。故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军功奖耕战，尽皆千古之变。今中国改革开放，搁置姓社还是姓资，以“三个有利于”为衡量标准，全力推动改革开放。而今看来，与商君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异曲同工。

二、变法之前奏：解放思想

革新之初，必先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变法难成功。历代变法无不先经历一波思想的震荡，为变法凝势聚力。

《史记》、《商君书》记载，孝公变法之前，秦献公也曾实行过“献公新政”，但政令反复，乱民之心。孝公变法，先召开朝野大会，讨论变法。以甘龙、杜挚为首的老士族与以商鞅为代表的革新派就要不要变法、如何实行变法、变法之利害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深刻讨论，极大地解放了秦国臣民的思想。商鞅变法之初，徙木立信，以立国府之威，昭示变法之决心。

改革开放40年来，解放思想也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揭开了中国思想解放新的一页，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变法之关键在于破除陈旧落后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制度。不解放思想，便不能凝心聚力，变法必然会走向失败。

三、变法之进程：千难万险

历代变法，无不是利益再分配、再调整的过程。变法越深入，触及矛盾的层次越深，触动既得利益者越多，变法的阻力就越大。故变法之路，无不是一条千难万险、混满血泪的荆棘之路。

秦孝公决意变法，商君对变田、赋税、农爵、军功、郡县、连坐、度量、官制等等方面都实行了彻底的改革，桩桩件件都是震荡当时社会的大事，法令条款皆受到了来自旧士族的猛烈冲击。当时秦国朝野上下私斗成风，郿县爆发了严重的私斗案件，商鞅一下刑杀七百人。后来，太子犯法，商鞅劓太子太傅，埋下患根。后孝公去世，商君即为众矢之的，惠文王为平息复辟势力，车裂商鞅以求暂时妥协。

新中国改革之路也极不平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有极大提高，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升，世人皆有目共睹。当前，中国的“双转”（社会转型和体制转型）在快速推进，但也积聚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资源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分配制度不合理，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反腐斗争任重道远，由此造成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有增无减。孔子曾言“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为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继续深化改革。

马克思说过，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13年，习总书记指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深化改革开放，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更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学习历史，以古鉴今。在改革如此迫切的当代，商鞅变法也许会给我们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撰.《史记130卷》卷五《秦本纪》[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07页.

[2] （春秋战国）商鞅撰.《商子5卷》卷一《更法》[M].四部丛刊三编景明本，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