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辉，匡建超

（成都理工大学 商学院，成都 610059）

发展绿色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平衡环境与发展的关键在于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有赖产业集聚的推进，[1-3]产业集聚利用汇聚区域各方资源要素扩大规模，形成城市产业基础和产业导向，促进经济发展。产业集聚使生产与人口便于政府集中管理，减缓了污染物过度排放和城市生态问题的加剧，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而一定程度的技术产业集聚能整合区域资源，规模化推进城市经济活动，符合实现绿色经济的要求，其通过技术而高效利用资源，做到生产过程能耗低，附加值大，兼顾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城市产业集聚的倾向类型，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目前探究技术产业集聚在城市层面影响的成果较多，具体分析其对不同类型城市影响程度的成果较少。本文使用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算 2008-2017年四川各城市区的绿色经济效率，通过 Tobit模型进一步检验说明绿色经济效率受到技术产业集聚和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力度，并具体分析技术产业对地级与县级城市的影响差异，以期为四川各城市制定技术产业政策、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一、文献综述

当前，各种技术层出不穷，而技术产业也应运而生。有条件的城市逐渐成为技术产业的集聚地，影响当地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经济与环境。那城市的绿色经济发展如何受到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的呢？首先，从产业集聚影响绿色经济的研究来看，由于污染物都是从不同产业的生产过程排放而来，因而产业集聚与环境变化之间具有一定联系，潜在地影响着地区的环境状况。[4]产业集聚能更好地促进城市发展，同时发挥协调城市经济与生态的作用。张治栋等分别测度了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与产业集聚度，发现不同产业的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差异，制造业集聚与城市绿色效率之间呈U型关系，而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5]黄建欢等以SDM模型和中国 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得出区域绿色发展会受到金融行业的显著影响。[6]还有大量研究加入政府规划、能耗强度、教育投入、贸易开放、产业转型等控制因素，分析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7-11]从技术对绿色发展影响来看，卢丽文等[12]利用 DEA测算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绿色效率，发现技术效率不高是长江经济带绿色效率的提升不显著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不少研究说明聚集发明创造活动的程度越高，在知识的大量汇聚下，集聚区内企业的能耗越低，生产率越高。[13-14]胡安军等使用Super SBM-DEA模型和系统广义矩方法（SGMM）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其他解释变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发现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多样化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5]而赵伟和隋月红研究发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可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16]

技术产业在城市绿色发展上的显著地位已逐渐得到认可，然而以上文献研究绿色经济的视角在空间尺度上较大，数据多源于基于省级层面；研究角度缺乏对不同城市类别在技术产业集聚下的差异性影响的对比研究。因而，文章在基于先前的成果上，以四川18个地级市、14个县级市2008-2017年为数据，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各城市绿色效率值，通过机理分析并实证检验技术产业集聚与不同类别城市绿色经济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作用机制分析

绿色经济效率的产生需要各类要素的投入。如图1所示，两个箭头表示城市得到各类生产要素资源的投入和技术产业的集聚，其中资源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各类能源，这些要素对城市的经济和生态带来正向或负向的影响。其次，技术产业集聚为城市带来的是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最后，资源投入和技术产业的集聚会给城市带来正向作用即提高效率的期望产出或起负向作用即降低效率的非期望产出，从而最终决定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文章从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影响的角度看，技术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企业刚进驻期间，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不高，随着城市对技术创造和产业重视度的提高以及各种鼓励政策的推出，各类技术企业会不断地进驻，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在集聚度提升下逐渐显示出作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技术企业通过合作与竞争提升自身的实力，从而带来技术效应。第一，技术企业以核心技术占据市场为导向不断地改进和创新技术。第二，集聚度的增加也促使着各类技术的流通，甚至技术企业间的强强联合，在相互学习中提高着集聚区的整体技术水平，最终使得在非期望产出确定或提高幅度较低下，期望产出的较大提升，从而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再者，产业的集聚都会使当地基础设施和资源得到较大化的共享，从而发挥着规模效应。聚集区的设施和资源的共享利用既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减少了城市重复建设，又在高效利用资源下减少了环境污染，因而使技术产业的期望产出大于其集聚造成的非期望产出，从而提升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

三、变量的择取

（一）绿色经济效率

为避免随机误差所导致的估计值偏差并提高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识别度，文章采用由托尼（Tone）改进DEA得出的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17]计算城市投入产出有效性，以全面测算绿色经济效率。其中 DEA可以通过所收集的数据建立非参数的最优化模型，这种方法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认可。[18-19]因而，文章也同样使用该方法测算四川各级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1.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文章以四川18个地级市、14个县级市为决策单元，择取的指标分为投入指标、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指标。其中投入指标：人力、物质资本和社会能源；期望产出：地区生产总值；非期望产出：工业废水、二氧化硫、烟尘排放量；人力资本以年末就业人数表示；物质资本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并以对数化处理；社会能源参考刘耀彬等的研究以全社会用电总量表示。[20]以上指标数据均来至《2008-2017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2017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8-2017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另外，由于县级市存在于地级市之中，因而在进行实证研究时会将县级市数据独立出来，从而保证准确度。

（二）技术产业集聚（核心解释变量）

图1 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

当前，测度产业集聚的方法有区位空间基尼系数、熵指数、赫芬达尔指数和行业集中度等，但综合考虑后，为了真实呈现技术产业的在四川城市的空间分布，尽可能降低区域间规模差异，文章使用熵指数来测度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公式为：

公式中，atehi,t表示i地区t年的技术产业集聚水平，ei,t表示i地区j行业就业人数，ei为i地区总就业人数，ek,j为全国j行业就业人数，ek为全国总就业人数。本文中技术行业人数为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开发的人数。

（三）其他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程度（gdp）：经济发展是城市治理与维护生态环境的物质基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生态环境的状况也有了更高需求，公众的呼声会迫使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因而本文参考岳书敬[21]的研究成果，采用地区人均 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城镇化程度（urb）：城市规模效应的形成离不开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城镇化是城市高速发展的标志，其水平的提高不仅可更好地集聚城市资源要素，而且有利于社会公共资源利用率的提升，从而显著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文章以城镇人口占年末人口比重表示。

能源使用强度（egy）：能源的消耗直接关系生态环境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大量能源的使用，然而，能源使用效率不高会带来大量的浪费与污染，从而简单地绿色经济效率。已有研究说明能源使用强度会抑制环境效率。[22-23]因而，文章采用单位GDP能耗来表示。

对外开放程度（tra）：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来企业和资金在政策的鼓励下不断进入各个城市中。然而，外资的涌入虽然带来了就业和生产总值的增加，但外资带来的污染密集型产品对当地的环境质量也逐渐形成了威胁，进而使我们的城市成为了它们所谓的“污染天堂”。文章以外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

四、变量测度

（一）四川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与技术产业集聚的分布特征

运用Matlab2016软件计算了2008-2017年四川18个地级市、14个县级市的面板数据，并通过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公式，测得四川各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和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各城市10年间均值特征如下（见图 2）：首先从绿色经济效率来看，四川城市绿色效率表现出跌宕起伏状态，整体绿色经济效率值不高，但各城市间差距不大。图中所示毫无疑问，成都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最高为0.975 8，遂宁市、南充市、眉山市，达州市、巴中市跟随其后，然而只有成都处于绿色经济效率的前沿面，城市总体均值为0.414 1。另外，大部分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处于在0.2-0.5中，部分城市如西昌、泸州、什那低于0.2。再者，以技术产业集聚来看，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最高是成都4.432 3。其次，除了什那市、西昌市外其余城市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均超过了 1，处于有一定程度的技术产业。最后结合两方面来看，各城市在两者分布状态基本保持一致，这原因可能是技术产业推动有关，第一，高效使用能源，循环利用废弃物或降低污染物都与技术提高息息相关，技术产业集聚度越高，对各种能耗高、排排放大的生产方式依赖越低，减轻了城市的环境压力，从而提升了城市的环境质量。第二，技术产业的集聚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与生产效率，伴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环境质量的改善，城市的经济效益和绿色效益得到了提高。因而，两方面走势较为一致，即城市技术产业集聚度较大的，绿色经济水平也会较高。

图2 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与技术产业集聚水平

五、具体影响分析

（一）构建计量模型

根据测算出的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值与产业集聚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剖析城市绿色经效率受到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采用 Tobit模型并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经济发展程度、城镇化程度、能源使用强度、对外开放程度，4个控制变量来综合考察影响期刊。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模型中，解释变量为：技术产业集聚程度（ateh）、经济发展程度（gdp）、城镇化程度（urb）、能源使用程度（egy）、对外开放程度（tra），其中产业集聚程度是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gee），值越大表明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越高，i表示四川各城市，t表示年份；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实证检验分析

1. 四川城市技术产业集聚影响回归结果

鉴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值都小于 1，因而运用 Tobit回归模型（受限变量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E），通过Stata 15.1软件根据上述模型设计对数据进行估计分析。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四川城市样本回归结果

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1），模型1中，ateh来表示技术产业的集聚水平，目的在于研究四川城市在技术产业集聚下，绿色经济所受到的影响，再者，建立 ateh2表示技术产业集聚二次项以探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在模型1中引入4个控制变量，由此得到模型2。先从模型1的结果看，技术产业集聚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均在 1%下显著且为正，表明了技术产业集聚确实为城市绿色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同时表明技术产业集聚与城市绿色经济发展具有U型关系。通过对U型曲线最低点的分析，目前四川城市大部分的技术产业集聚到达拐点之后，技术产业集聚正促进着城市绿色经济的发展。技术产业集聚水平高，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延申了产业链，进而不断扩大就业容量，发挥了集聚效应，刺激了经济增长；再者，由于技术产业集聚是各种技术得以流通和转让，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的矛盾。另外，技术产业集聚不断使大量的人才和技术涌入城市，进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技术企业进驻，扩大了集聚规模，发挥了规模效益。然而，并不是所有城市都具有较高的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西昌、华蓥、阆中、万源、江油以及什那等地由于城市条件难以吸引技术人才和企业，因而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因而也影响了他们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说明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在城市间的差异也是城市间绿色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

从模型2即加入4个控制变量看，其变量系数分别为0.087 5、0.022 3、-0.029 7、-0.015 1且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总体说明加入的控制变量同样影响到城市的绿色经济水平。其中，人均 GDP所表示的经济发展程度的系数显著且为正，经济发展程度通过了 5%的水平检验，这说明绿色经济效率需要经济发展的推动，反映了人均收入提高，人们对良好环境质量的需求也会提高，迫使政府对维护和提高环境质量做出政策支持和投入。同时，说明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并不是选择题，是相辅相成，环境质量的提高和污染治理在强有力的日益富裕的财政收入支撑下得到了可持续进展；城镇化影响系数为0.0223且通过5%水平，城镇化有利于人力资源与物资资源的集聚，在这种优势下，城市生产要素、公共社会资源都得到集聚与高效利用，实现社会资源集约化使用，减少城市在基础设施上的重复建设并降低了企业的使用成本；对外开放程度影响系数为负，表示对外开放给四川城市绿色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主要在于贸易优势顺差、不合理贸易结构的问题长期存在于四川的贸易发展中。另外，某些外资所引入的产品技术含量低、污染较大、经济附加值较低，同时不断损耗当地资源，进而破坏了当地的环境，阻碍了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能源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显著为负。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消耗，从四川城市单位GDP能耗来看，虽然呈现除逐年下降的趋势，但下降幅度不高，且如眉山、巴中、广汉、什那等城市依旧以消耗化石能源为主，煤炭消费比重过大引起的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使得提高城市经济实力的同时而付出较大的环境治理成本，严重阻碍城市绿色经济发展之路。

2. 技术产业对地级与县级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差异

由于地级市与县级市在资源禀赋、城市规模、城市规划、政策导向具有差异，为了检验先前结果的稳健性以及了解四川地级市与县级市在发展绿色经济下受到技术产业集聚影响的差异，对18个地级市、14个县级市分别进行最大似然估计，所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地级市与县级市分类回归结果

依据表2中地级市与县级市的对比结果：首先，地级市集聚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均通过1%的显著检验且为正，而县级市的集聚度一次项为负但二次项为正，与其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总的来说地级市处于U型曲线的右侧而县级市处于左侧。原因可能是，县级市由于在资源、人才、政策方面不足以吸引大量的技术类企业进驻。较低的集聚度，难以形成创新创业的氛围和规模，进而生产技术难以得到提高。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依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采用落后技术为主，进而抑制了城市绿色效率的提升，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相反，地级市拥有较大的城市规模，地区教育资源相对丰富从而产生较大的技术人才集聚和城市吸引力，提高技术企业进驻积极性。此外，低能耗、低污染的技术产业优化地级市生产结构，减缓对能源的需求强度，并不断通过延伸产业链来深化劳动分工与合作，从而实现在低损害环境情况下的经济增长。再者，从控制变量方面来看，地级市在对外开放程度这一指标上影响系数显著且为正而在县级市上显著但为负，原因是由于地级市在引入外来资金与产业时与县级市相比，加强了对外资产业的考察与管理，并且采取一定的手段法规约束其生产的欠环保方式，因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护了环境。然而，县级市可能为了尽快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以降低环保标准和政策的方式吸引外资，从而使不少以生产具有污染物质产品或生产过程没达到环保要求的企业进驻，并且成为了他们污染转移的理想地区，严重危害了县级市的生态环境，对当地提升环境质量带来极大的难度，进而影响了它们绿色经济的进程。另外，从能源使用程度来看，虽然地级和县级市都受到负面影响但县级市绿色经济效率受到的影响大于地级市，原因在于地级市的新能源推广与普及力度和政府的宣传力度大于县级城市，因而新能源如天然气、太阳能等使用率高于县级市。其次，县级市目前仍然多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且处于发展经济的奋力推进阶段因而各种能源使用量大，所以带来了双方受到能源使用强度影响各异。其余控制变量，经济发展程度、城镇化与全部城市数据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均显示出促进当地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十九大再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与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性，绿色经济效率反映的是绿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一致性，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新时代的今天，技术已不仅仅作为第一生产力，同时也是兼顾提升经济和维护环境必不可少的手段。技术产业作为技术转化为社会成果的载体，发挥着降能减排、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功能，不得不引起城市建设者关注。

本文通过四川 18个地级市、14个县级市2008-2017年的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以SBM-DEA模型、最大似然估计、Tobit模型，测算和检验技术产业对四川城市的影响结果，并作出地级与县级市的影响对比，结论如下：

第一，四川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和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技术产业集聚也随之升高，但部分城市处于低的绿色经济状态。

第二，技术产业集聚确实促进了城市绿色经济的发展且一、二次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大部分城市处于U型曲线最低点的拐点右侧，即技术产业对绿色经济效率是促进关系。

第三，从四个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程度促进城市绿色经济发展；城镇化显著促进绿色经济效率；能源使用强度显著阻碍绿色经济的推进；而缺乏严格监管的对外开放水平威胁了当地绿色经济的发展。

第四，从地级与县级市的差异来看，地级市在技术产业集聚中受益最多，其次外资投入程度对县级市产生了消极影响，地级市由于并未放松对外资引入的监管而获得积极影响；在能源使用程度中，地级市通过普及使用绿色能源而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从而受到低于县级市的污染影响。其余变量城镇化、经济发展程度均促进地级与县级的绿色经济发展。

依据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从总体样本与地县级样本对比发现四川城市的绿色经济发展受到能源使用强度的阻碍，因而各城市政府应该大力普及清洁能源，积极走入社区推广清洁能源使用的好处来提升居民的使用积极性，从而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比重，调整能源使用结构，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第二，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是推动绿色经济的双引擎，城市借助技术产业延申价值链的作用扩大就业规模，提高产品附加值与生产效率，不断深化城市分工与合作，以此带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另外，地级市与县级市可以不断完善政策消除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壁垒，从而适当扩大城镇规模，进而发挥城镇化集聚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

第三，无论是地级市还是县级市不能放松对外资企业的产品与生产过程的管理与监督，不能为发展经济而降低环保标准盲目引进外资来提高经济水平。各城市可以设定一定门槛，合理引起外资，尽量避免成为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外资的“污染天堂”。

第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各城市可以加大政策力度鼓励当地企业进行技术改进和引进。另外，可用增加建立技术开发区的形式尽可能集聚技术企业，引导其做大做强，充分发挥集聚技术产业推动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