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蕴

摘  要：《尔雅》作为古汉语训诂学的集大成之作，在我国学术史上有极大研究价值。对21世纪初期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对把握《尔雅》现阶段研究重点及方向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通过对各大语料库检索的文献进行分析，把21世纪国内《尔雅》研究分为六个方面，同时还简略概述了日本和欧美《尔雅》的研究状况，并对《尔雅》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指出了今后《尔雅》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尔雅》;21世纪;综述

一、研究背景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尔雅》研究，在历史上有三个高峰期。第一个时期是汉代至魏晋。这个时期对《尔雅》的研究，主要是用《尔雅》来解释古语，在疏通古今异语方面发挥作用。第二个时期是清代。清人研究《尔雅》涵盖多种方面：考释名物、校勘辑佚、引注作疏等。此时期《尔雅》研究成为小学研究的主流，使《尔雅》的内容得到比较全面的阐释。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总论和汇释《尔雅》的文献，成为20世纪研究成就最大和最具特色的著作。例如：黄侃《尔雅略说》、周祖谟《续雅学考拟目》和朱祖延的《尔雅诂林》。这一时期，虽然部分学者仍以清人的考据方法研究《尔雅》，但朝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像考释名物、校勘辑录、音训补释等，研究范围更加深广。此外，还出现了用现代科学知识解释《尔雅》的论著，而且开始用训诂学、词汇学、考释学、文化学理论阐释《尔雅》，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上世纪近百年发表的《尔雅》专著及相关论文，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关于《尔雅》的综述类文章也悉数可见。但自21世纪以来，《尔雅》综述类文章寥寥无几，本文借此机会对新世纪近20年来的《尔雅》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梳理，以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二、国内《尔雅》研究

21世纪的《尔雅》研究，总体来说是对上世纪研究的继承和发展。本文借助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中国知网、读秀知识库、亚马逊网上书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等来源，尽量穷尽式地检索了与《尔雅》相关的研究文献。结果显示，自2000年至2018年，研究《尔雅》的相关文献共有370篇（部），其中专著79部，期刊189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85篇，会议及报纸14篇，相关社科项目为3项。本时期的研究，继承了20世纪《尔雅》的研究，同时研究有所深入，继续使用现代科学知识来解释《尔雅》，承接上世纪末所形成的理论，用训诂学、词汇学、考释学、文化学理论来阐释《尔雅》。下面，本文将对21世纪《尔雅》研究进行分类述评。

（一）训诂学研究

在传统的小学领域中，《尔雅》可以说是训诂学的始祖，所以《尔雅》的研究很多是在训诂学范畴内进行的。21世纪以来，仍有不少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词义训释

词义训释主要包括：对于词条的新解与考证，或者以具体某篇为对象，来研究词义系统和语义场结构。对词条的新解和考证方面的论文较多。代表性论文有《〈尔雅·释言〉“骓”字考》（李凤兰，2012），作者认为，传统注疏多将“菼，骓也”释读为用实体特征解释实体本身，即以“白色”义训释菼类植物，这种释读过于牵强。通过推断“骓、鵻、萑、蓷”这些字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个词条应为“菼，鵻也”。再如《〈尔雅〉病症名词“籧篨”、“戚施”考释》（赵鸿君，2010），从医学角度出发，考释了《尔雅》的部分病症名词。李凤兰（2012）《〈尔雅·释言〉“是”义辨析》和王建莉（2003）的《〈尔雅〉“权舆”新诂》都对《尔雅》中的部分词条义进行了新的解释。

以具体某篇为对象，研究词义系统和语义场结构的论文，主要有包陈焕良、曹艳芝（2003）的《〈尔雅·释器〉义类分析》，此文运用语义场理论，对《尔雅·释器》的语义分析做了一个初步的尝试，以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古词语的意义。此外，还有张笛、高奎峰（2007），钱宗武、朱九香（2007），孙欣、李敬巍（2009）等相关研究。

除了词义新解和词义系统的研究外，很多学者也开展了《尔雅》词源方面的研究。方环海（2001）的《论〈尔雅〉的语源训释条例及其方法论价值》最具代表性，此文对《尔雅》一书所收语词条目中的语源训释语例作了系统的梳理与统计，展示了各种语源训释条例在《尔雅》19个大类中的完整分布，反映了《尔雅》一书出现的早期语源思想，并对《尔雅》语源学研究的方法论价值及其历史地位作出评价。

2.训诂方式

训诂方式的研究主要包括二义同条、同训、义训、展转相训等方面。赵伯义（2001）深入探讨了《尔雅》义训的内涵，将其义训按性质归纳为解释到义丛、解释到义项、解释到义素，并说明了各种类型在全书的分布情况，把《尔雅》义训的研究引向深入。王建莉（2007）统计了《尔雅》中的37个二义同条，以科学的方法对二义同条进行分析。此外，还有学者把词源研究和训诂方式研究相结合，分析了词源义与“同义为训”的词义关系，如王建莉（2004）的《论〈尔雅〉词源义与“同义为训”词义的关系》，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分析了词源义与同义为训词义的关系，并提出了实践的具体方法，对为《尔雅》同义词典性质的判断排除错误的认识、指明正确的研究方向及方法，有借鉴意义。

相较于20世纪，21世纪《尔雅》在训诂学领域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很多《尔雅》的词条义有了新的证解;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具细化;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学界开始引入西方理论来解释古籍。

（二）詞汇学研究

从词汇学角度研究《尔雅》，是从20世纪才开始的。近年来学者在词汇学领域对《尔雅》的研究主要包括《尔雅》通用词研究和专用词研究两个方面。

《尔雅》的通用词收录在《释诂》《释言》《释训》三篇中，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因此，研究《尔雅》的通用词便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作是李冬英（2010）的专著《〈尔雅〉普通语词研究》，该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尔雅》概说、《尔雅》普通语词的义训、《尔雅》普通语词的用字现象、《尔雅》普通语词的释义条例、《尔雅》普通语词的结构层次等，对《尔雅》的通用词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

《尔雅》的后十六篇收录的则是专用词，专用词包括社会生活专名与自然万物专名。对于专用词的研究，一般是从名物的角度进行解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如谢美英（2012）的《〈尔雅〉名物性初探》、王三格（2009）的《析〈尔雅·释畜〉名物词的理据》、吴振兴（2011）的《〈爾雅〉名物词语释义之系统分析》等相关论文。此外，也有一些学位论文，如孟迎俊（2011）的硕士学位论文《〈尔雅·释草〉名物词研究》、杨清臣（2012）的博士学位论文《〈尔雅〉名物词用字的历时考察与研究》等，均从名物词角度来研究《尔雅》。

现代语言学中的词汇学理论是在20世纪末才开始形成的，在21世纪，用词汇学的理论阐释《尔雅》是对上一世纪研究的丰富和发展。21世纪关于《尔雅》的词汇学研究，有着鲜明的特点：词汇分类和研究角度越来越多样化，并出现了对某类词汇全面性、系统性的研究。

（三）思想文化研究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尔雅》一书几乎囊括了先秦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2000年来，不少学者从这一角度研究《尔雅》，取得了比较大的影响与成果。研究角度包括：亲属关系、女性地位、婚姻制度、先秦礼俗、器物制造、法律文化、博物思想、同一思想、逻辑思想、政治观、地域观、空间观、审美观等。

《尔雅》思想文化方面研究的代表论著主要有：谢美英（2014）《〈尔雅〉“旂”语文化编码蠡测》、谢美英（2012）《从〈尔雅〉动物名词探古人的直观具象思维》、韩淑红（2012）《〈尔雅·释草〉命名折射的先秦文化探寻》、李勇（2010）《〈尔雅·释亲〉亲属称谓的文化探析》、刘奇（2010）《从〈尔雅〉看中国古代礼俗》、刘爽（2009）《从文化视角看〈尔雅〉的释词》等。

20世纪及之前对《尔雅》研究缺乏自觉的文化学和学术史视角，对《尔雅》中所包含的对词语意义的认识在今日可能有什么启示，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到了21世纪，对《尔雅》文化研究的文献数量增长较快，研究角度多种多样，涵盖了古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思想文化研究是21世纪《尔雅》研究的一大特色。

（四）比较研究

从编撰体例来看，《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辞书;从用途来看，是一部解释经书的重要著作。因此，在与相关古籍进行比较时主要有两大类：第一是与辞书的比较研究;第二是与经书关系的比较研究。除此之外，在21世纪又有了新发展。其中，进行比较的辞书主要有：《说文解字》《方言》《释名》《广雅》，进行比较的经书主要有：《诗经》《毛诗训诂传》《尚书》《周礼》。除经书和辞书外，还出现了新的比较对象，例如史学著作《国语》，现代语言学著作《马氏文通》等。

把《尔雅》与辞书比较研究的论文有很多，研究角度也多种多样，以释义方式为例：赵佳（2008）通过对《尔雅》和《广雅》两者的释义方式的考察与比较，揭示了二者的异同及其历史传承关系。张风岭（2012）把《说文解字》与《尔雅》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在释义方法上有完全相同、不全相同、全不相同三种情况，体现了《尔雅》在释义方式上的奠基作用。

把《尔雅》与经书作比较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可以李冬英为代表，《〈尔雅〉因〈诗〉连言训释》、《〈尔雅〉解释〈诗经〉语句》两篇论文，都是通过《尔雅》来训释《诗经》。

新比较对象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研究《尔雅》的史学价值、医学价值，并和现代语言学相结合。沈冰（2016）的《论〈尔雅〉与〈马氏文通〉语法观的不同》，指出两者的语法观有显著差异，《马氏文通》重在通过理性和逻辑建立一个虚假的结构单位，而《尔雅》则主要依靠想象力和悟性，体现综合的思维方式。

20世纪《尔雅》研究的比较对象多为与其本身性质相似的辞书，研究视角也集中在传统语文学领域。而到了21世纪，《尔雅》在比较研究方面体现出新特点：相较其他方面，硕、博士论文数量较多;比较对象的种类增多;研究视角多样化，跳出了传统训诂学领域，并与现代语言学结合。

（五）研究方法

和之前研究相比，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21世纪《尔雅》研究的一大特色，主要体现在新材料的运用，新理论、新视角的提出以及跨学科的发展三方面。

本时期出现了用“新证”方法来研究《尔雅》的成果。“新证”是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来的，即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尔雅》新证”即指利用出土的地下材料来校读《尔雅》的研究方法。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冯华（2006）的博士论文《尔雅新证》。此文以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古文字材料和一些非文字的考古材料来检验《尔雅》，对订正《尔雅》的讹误、验证《尔雅》的正确训释有重要意义。

21世纪研究《尔雅》侧重于用新视角、新理论来进行研究。代表作是谢美英（2015）的《尔雅名物新解》，此书借鉴认知人类学理论与四重证据法，分析《尔雅》词汇的收录特点，阐释古人名物方法和分类标准，还原了《尔雅》所收录汉字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复原古代科学认知结构、比类取象和直观思维模式，重构了中国上古的文化观念系统。此外，郭郛（2013）《尔雅注证——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的历史纪录》，从自然科学文化视角切入注证此书，认为《尔雅》是中国博物学的先驱，是中国文化科学的综合全书，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上有独特的地位;同时认为《尔雅》又是中国雅学的祖本，在中国学术史上自成一家，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都有非凡成就。

这一时期的《尔雅》研究明显表现出了跨学科的特点。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刘月英（2007）《从〈尔雅〉到现代贝类学》认为《尔雅》中有很多有关贝类的记载，对于各种贝类的形态、生态以及利用都有细微的描述。与医学相结合，在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研究分会全国第十八次医古文研究学术年会上，王育林、李乐啸、尤海燕提出了《关于〈尔雅〉所载本草数目的研究》。

（六）其他研究

对《尔雅》的研究，除上述类型、方法外，还有许多研究小类不能归入上述类型，比如对《尔雅》进行宏观综合研究的文献、作者及成书年代的研究、《尔雅》名义、体例问题的研究、注本研究、述评研究、方言研究等。因为这些方面研究数量较小，而且在新时期并无突破性进展，所以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三、海外《尔雅》研究

（一）日本《尔雅》研究

本文通过对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进行检索，汇总了近16年来日本《尔雅》研究的文献。研究表明，21世纪日本《尔雅》的研究进程及研究角度与国内基本一致，并出版了很多关于《尔雅》及其注疏的译本和研究，如郭璞的《尔雅注》、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阮刻本十三经注疏所引的《尔雅音义》及黄侃的《尔雅略说》等。

日本关于《尔雅》的研究，近年来比较关注文化方面，例如加藤常賢（2013）在其论文中以《尔雅·释亲》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蜂屋邦夫（2010）通过对《尔雅》的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水之哲学和古人观念中的“水”之思想。

除文化方面的研究外，日本学者也倾向于把《尔雅》和其他专著进行比较研究。例如李亚明（2000）《〈尔雅〉〈方言〉之异同》，把“以今语释古语”的《尔雅》和“以通语释方言”的《方言》进行比较，揭示了二者的异同。立石廣男（2005）《『爾雅疏』における『說文解字』——中国の学の根底を求めて》，把《尔雅》和《说文解字》两部辞书进行比较，探讨了古代中国人的字、词文化。此外，还有把《尔雅》和《诗经》进行对比分析等。

（二）欧美《尔雅》研究

欧美对《尔雅》的研究起始于19世纪，欧洲研究比美国研究略早，都出现了很多著名汉学家。因为我们并未检索到2000年以来欧美学界对《尔雅》研究的文献，所以在此简述一下21世纪之前的研究状况，以此来探讨西方《尔雅》研究发展历程及式微的原因，并对海外《尔雅》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予以定位。

李志强（2016）在《译之为研 研中有译——西方汉学家的〈尔雅〉学术型翻译》中指出，欧洲汉学家对中国辞书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有关《尔雅》的研究论著并不多。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开始研究《尔雅》，但并未把它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只是在研究其他相关典籍或古汉语时顺带提起。如英国汉学家理雅格（Legge）（1885）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文典籍时把《尔雅》称为一部解释典籍的字典。法国克伯里（Lacouperie）（1966）在研究中国古代汉语时则认为《尔雅》不过是一部没有定义解释的词汇集，只是按照某种观念进行了分类。1931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在研究《周礼》和《左传》的著作中，开始把《尔雅》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并对它进行分门别类地阐述。

李志强（2016）认为美国汉学家对《尔雅》的关注，始于20世纪中期，起步较晚，但贡献最大。汉学家包拟古（1954）（Bodman）在研究《释名》的同时对《尔雅》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尔雅》是一部最杰出的、最古老的古汉语字典。汉学家特恩（Thern）（1966）认为《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字典，而《尔雅》是一部字典和百科全书的混合体。对《尔雅》最有深度的研究是汉学家柯蔚南（Coblin）1972年的博士论文，文中对《尔雅》版本和成书时间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且把前三章《释诂》《释言》《释训》以字义解释与文本出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译介。后来，卡尔（Carr）（1979）基于柯蔚南的研究，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又对《尔雅》动植物词语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欧美对《尔雅》的研究在上世纪中后期达到巅峰，之后罕有关于《尔雅》的研究，特别是21世纪，我们基本上没有检索到相关文献。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翻译障碍造成的，《尔雅》的英译本数量很少，且质量相对不高，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应重视加大《尔雅》的翻译力度，重拾《尔雅》对外译介研究。这对创新古代文献典籍的翻译模式，对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总结与展望

总体上看，21世纪以来的《尔雅》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理论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从單纯举例变为总结概括、从零散变为系统、从单一的理论发展到多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同时学科之间的交叉也越来越明显。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尔雅》研究也存在一定问题。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解决，比如《尔雅》的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的辨伪，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出现，这些问题很难完全解决。此外，有些问题难以界定，比如《尔雅》的性质到底如何界定，学界一直没有统一结论。还要指出的是，《尔雅》的翻译难度很大，海外汉学界对此也没有足够重视。客观地说，21世纪以来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仍需更加努力。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尔雅》的今后研究方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突破：重视对《尔雅》基本概念的界定，这样才能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加以规范性研究;重视新材料的发掘，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强有力的证据;重视对《尔雅》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把零散的研究成果系统性的总结起来;加大《尔雅》翻译的力度，提升翻译的质量;加强对《尔雅》的应用研究，从为了研究而研究转向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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