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今社会，学历与职业高度相关，且标志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是职业。然而，问题在于“谁获得了高学历？”。文章选择用冲突理论，在教育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视角下，分析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因素。并将教育再生产的内在过程划分为教育起点、教育过程、教育结果三个阶段进行探讨。

关键词：社会再生产；社会分层；教育再生产的过程；教育不平等

1 教育起点阶段的教育再生产

在意识形态上，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具有促成社会再生产的霸权意识形态。迈克·阿普尔指出威廉斯提出的“主导及有效文化”，是通过选择性吸收“意义总体”或“文化整体”——包括被统治阶层文化——的意义部分，并重组成为有助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产生的。而学校正承担文化吸纳的功能。[1]鲍尔斯和金蒂斯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学校教育制度的安排，提出了“符应原则”，即学校教育制度符应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2]从宏观上看，现代社会的学校设立从开始就带有维持社会分层的色彩。而从微观层面分析，即学校教学层面，教育起点仍旧是不公平的。皮埃尔·布迪厄和帕斯隆认为教学行动是一种符号暴力，它借助于一种专断性权力强加以一种文化专

断[3]，即通过专断地意义选择，客观地定义了某一群体或某一阶级作为符号系统的文化。体现在学校教育上则为课程的设置、教学权威的认定、教学标准的制定总是有利于特权阶层的利益。伯恩斯坦从社会语言学出发探讨学校的文化传承。他相信因为不同阶级身处社会结构不同位置、面对不一样的社会关系，他们需要的语言功能因此不同，所以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形式，不同语言形式的特点又符合了他们各自语言功能的需求。伯恩斯坦相信不同的语言形式导致用户不一样的符号世界，并影响他们对生活世界的态度及行动。[4]显然，当儿童由家庭进入学校的时候，其本来自然携带的符码就发生了融合或冲突：对工人阶级子弟而言，以上种种由语言形式差异导致的阻碍使他们借教育争取往上流动困难重重；对中产阶级出生的儿童而言，他们自然接轨，原有的语言资产很快就能够轻松地获取教育红利。

2 教育过程阶段的教育再生产

教育过程的不公平进一步维系了教育再生产功能。布迪厄认为教学工作是符号暴力运作，其主要的功能或效果是生产或灌输某种性情，也就是生产某种符号刺激的所谓正确的反应，即形成“惯习”，[5]

而这种符号刺激是教学权威及其代理人所诱导或设置的。它使得被统治阶级承认了合法的知识与技能，与此同时，被统治阶级擅长的知识与技能被贬值了。教学工作实际上为自己开拓了一个排他的符号市场，统治阶级垄断了这一市场的全部生产手段。教学工作由此发挥着保持秩序的功能，也就是保持着自我模仿与自我审查的过程。合法文化被体验为某种公理，孩子们对它甚至没有质疑。布迪厄提出的“实践掌握”和“符号掌握”两个概念帮助我们更具体地审视学校教学如何进行再生产。“实践掌握”是指行动者经由实际的操作对知识及技术的掌握，它的教育方法较为内隐；“符号掌握”指受教者通过符号（主要指文字）学会的技术能力，教育方法较为外显。孩子虽然可以通过努力学习书本知识，但是许多知识和技巧只能通过从小在家庭潜移默化、以实践掌握方式习得。出身于缺乏文化资本家庭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按照明确规则努力学习以弥补无法通过实践掌握的有价值文化。举例来说，进入上流阶层所必须的举止仪态是不会由学校教授的，而依赖于家庭生活的熏陶。综上所言，学校教育的过程中一面运用教学权威使中产阶级的符号合法化，并使工人阶级子弟不具质疑地形成一种“惯习”。另一方面又不具备提供使工人阶级子弟获得晋升上流社会所需实践的功能。具体到课堂中，学校通过“隐藏课程”把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的尝试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

而家庭在教育过程中也发挥着重大影响。新家庭经济理论指出，教育资源具有相对稀缺性和有用性，家庭出于最大化预期收益或利他主义动机，对子女进行具体的教育投资决策。[6]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更重视子女教育。而且其更为丰富家庭资源使得他们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投资约束力越小。因此中产阶级子弟相比于工人阶级子弟更容易通过家庭获得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教育资源，例如名师辅导班。科尔曼对家庭所拥有的能对孩子教育产生影响的资本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认为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于个人的教育获得有重要的影响。这种社会资本包括不同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拥有的关系、遵守的社会规范及家庭内部成员的结构与互动等。[7]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既可能是独立的，也可能是与文化资本交互作用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在习惯的养成上，必然会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孩子不是完全封闭在学校当中的，他们在家庭中习得的知识、习惯会带入学校的教学过程中。不仅是学校内部教学过程不利于工人阶级子弟获得更好的学历，在家庭的作用下，工人阶级子弟在教学过程中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3 教育结果阶段的教育再生产

当然孩子在教育起点上是否占据优势，教育过程是否对其有利都会对教育结果产生影响。然而就教育结果本身，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决定，即学生学业成绩评价。教学评价体系的操控以及教师的再生产使得教育的结果不公平。布迪厄和帕斯隆认为教育系统即符号暴力系统，其实主要指涉的就是体制化学校。它发挥的最重要的功能是生产和再生产其体制自身的存在条件。而教育系统体制化的结构过程，必须仰赖于具有统一化作用的习性，而生产这种习性的工具则必然是标准化、常规化、程式化和同质化的。这些工具包括考试年鉴、答案汇编。通过文化专断性的垄断，利用这些工具对学生学业水平做出的评价自然可以做到不公平。教育系统可以对中产阶级文化赋予普遍意义，而排斥工人阶级文化。布迪厄论述了资本的不平等分布以及阶级习性如何使得教育系统产生了一个选择/淘汰机制，从而不断再生产着社会结构[8]。

除了教育系统内的考试评价，学生学业成就很大程度上与教师对学生的评定有关。根据阿普尔的“霸权”理论，教育工作的意识形态假设是维持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因素。认为教育工作者都把教育视为“助人专业”，由此衍生出对学生贴标签的做法。[9]许多研究证明低下阶层的学童相比于中产阶级子弟更有机会被贴上“学习迟缓”等标签。如同标签理论所阐述，一个人的行为本身并不是决定其好坏对错的主要因素，人们或社会对该行为所贴的“标签”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10]这种标签行为，极有可能导致学生的自我实现预言。这些“学习迟缓”的学生很有可能最后真得在学习上表现落后。这是因为他们对情境所具有的意义也有反应，一旦他们赋予情境某种意义，其随后的行为以及这一行为的结果将受到这种意义的影响。[11]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学习迟缓”，所以他们选择了不积极主动学习的行为，结果真得在学业上落后。

参考文献

[1]Apple M.W.1979.Ideology and curriculum.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9]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1976.

[3][5]Bourdieu，P.，and J.C.Passeron.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London：Sage， 1990.

[4]Bernstein Basil.Class， Codes and Control.Volume 2.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4.

[6]Becker， Gary S. 1984.“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4（3）： S1-S39.

[7]Coleman， J. S. 1988.“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1）： 95-120.

[8]David Swartz.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10]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

[11]羅伯特·K·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作者简介

李昭璇（1998-），女，汉族，广东省珠海市，华南师范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