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婷

摘 要 高等教育是人类进步的嚆矢。鸦片战争后，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在洋务实践中萌芽，于清末形成了近代大学的雏形；而后高等教育经历了民国初期多元化的繁荣阶段，在黄金十年中茁壮的循着研究型、综合型路线发展；抗战爆发后，高等教育并未被摧毁，在战火平稳前进；战后的重建使之基本具备综合性大学的特征，继续沿研究型方向演变。

关键词 近代高等教育 进程 演变

0 绪论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西方引进时，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已发展了近200年。这些国家之所以先步入资本主义，完成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家富强，与先进的高等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在我国，自鸦片战争后的百年时间里，高等教育经历了从萌芽到多元发展到巩固化的阶段。本文就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演变历程加以浅述。

1近代高等教育的萌芽（1862-1894）

19世纪60到90年代，清政府涌现一批经世致用的有识之士，他们在“师夷制夷”的思想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标展开了自救式的洋务运动。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30多所洋务学堂逐渐兴办起来。洋务学堂又称作新式学堂，类型涉及外交、工程、水陆军事等多方面；学习内容多为西方近代科技文化。其中，影响深远的学校有两所。

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外交涉日益频繁，我国急需外语人才，京师同文馆应运而生。1862年初办之时馆内仅提供英文教育，次年增添了俄文和法文两个专业。70年代后，同文馆由单一式教学发展成为外语为主、兼习各门西学的综合学校。

另一所是左宗棠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该学堂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学制为5年。前学堂专习制造，称为造船学堂，兼习法文；后学堂学驾驶和轮机，兼习英文。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也是洋务时期最大的专造轮船的工厂，培养了大批海军人才。

洋务学堂之所以称为新学堂，因其在办学目的以及课程和教学组织形式等多方面，与封建官学、书院等区别明显。它的兴起动摇和瓦解了传统教育体制，实际上是近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开端。同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播开来，培养造就了中国近代早期的科技人才，衍生了新的观念。[1]

2近代大学雏形的出现和大学制度的初步确立（1895-1911）

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于天津建立北洋西学堂，1896年南洋公学成功开办，此后又新办了师范学院，最终发展为上海交通大学。这是国人最早创办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最初还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这在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同年，清廷又发布了《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第一次由我国政府对大学的性质、管理体制等各方面做出规定。它不仅意味着大学有了系统化办学章程，更反映出大学体制上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为学制的产生提供参考。

1904年，《癸卯学制》开始实行。这是我国由中央颁发且首次施行的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学制划分为三段七级，高等教育为第三阶段，包含三级系统。其中《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两大条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目标，有了新的定义：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2]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3]1905年，清廷批准成立学部以统辖全国教育，设高等教育会议所，京师大学堂随之被取代。

此外，由于清末新政的鼓励，留学教育开始勃兴，20世纪初期达到了留日活动的鼎盛。大量的学生留学日本，以习得先进思想和科学。1908年，留学风潮由于“退款兴学”而转向美国。政府设置“游美学务处”选派留学生，又筹建了清华学堂作为留美的预备学校，后发展为清华大学。清华学生在8年刻苦学习后，进入美国大学三年级继续深造至硕博学位后回国。留洋归来的学者们成为国内各界的翘楚，许多还入职大学，如教育博士郭秉文等，为近代高等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3 民国大学的多元化发展和大学制度的完善（1912-1927）

1912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清朝的统治，近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破灭。略微安定的社会环境促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得以自由挥洒，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1916年12月，蔡元培受命北京大学校长后毅然赴任，开始了从大学宗旨、校风到办学方针再到校务管理原则及教学体制等全方位的改革。他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认为大学的宗旨是研究多家学问，大学之大，在于“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在管理上，采用民主化管理的方式，组织各门教授会治理学校。蔡元培革新过的北大从此焕然一新，蔚然成风。“兼容并包”也使得中国的学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与生机，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4]

与之遥相呼应的，是郭秉文执掌下的东南大学也在如火如荼的变革。例如，招揽了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院系设置、课程内容乃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5]东南大学在20年代的中后期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此后声名鹊起，与北大一南一北珠璧交辉，成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推进的又一笔浓墨。

学制方面，癸卯学制实施以来多次修订仍漏洞百出，很快被壬子癸丑学制取代。1912年颁布的壬子学制指出，高等教育不分级，包含三个层次体系，依次为预科、本科和大学院。随后一年，教育部陆续公布了《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令。[6]其中《大学令》指出，大学的宗旨应该是教授高深学术以培养符合国家要求的“硕学闳才”；《专门学校令》在表明专门学校的宗旨为培育所需的专门人才。这些教育政策的施行，充实和完善了癸卯学制所确立的新型高等教育制度。

期间，位于湖南的一所著名学府形成。1921年8月在船山学社门口，毛泽东携何叔衡、賀民范等将题有“湖南自修大学”的木牌悬挂起来，为共产党创办了最早的干部学校。自修大学在制度上推陈出新，将古代书院形式融入现代教学中；打破了学阀的垄断，实行平民主义，使贫民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入学的学生无须缴纳学费，住校只收取膳食费；鼓励自学，反对教员传统的灌输式施教。在其《组织大纲》中指出：“本大学鉴于现代制度之缺失，采取中国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7]

4 “黄金十年”期间的茁壮成长（1927-1937）

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也称作南京十年，指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1927到1937年的十年时期。在此期间，中华民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体为近代中国较高水平。[8]有着良好的发展环境，高等教育自然有了突飛猛进的发展成效。

1927年6月，政府依照法国设中华民国大学院主管全国教育，蔡元培当选为院长。随后发布的《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大学院是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与之相应的是《大学区组织条例》的出台，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一所大学一位校长，管理区内一切教育事宜，此谓大学区制。这一制度在江浙等3个发达省份试行，颇有成效后便推广至各地。二者的实施是为保障教育的独立性，虽两年后无疾而终，但就近代高等教育的整体进程而言，是一次有意义的教育管理改革实践。

1929年，国民政府研拟的《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公布于众。法规指出大学的任务是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则应培养应用科学技术人才。至此，中国的高等教育方才步入正轨，向着三个层次的目标体系发展：第一层次形成多学科综合性大学，二层次实现多学科或单学科的独立学院，以多学科或单学科的专科学校为第三层次。同时，从单科型向综合型和研究型大学演变。

进入30年代，我国更加汲取欧美等国家的制度经验同自身结合，运用于高等教育的改革上：高中生要通过会考方可毕业，为防大学新生水平良莠不齐；教育部施行《专科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用以体察学生的身体和学业，谨防学风丕变；对大专毕业生实行毕业总考制度，以整齐各校的教学水平和质量等。

5 烽火战争中稳步向前，战后充实发展（1937-1949）

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意味着中日战争全面形成。在硝烟的笼罩下，高等教育没有举步不前，仍循着综合型、研究型的目标体系前进。当时国内主要的几所高校如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浙江大学等仍旧努力维持战前水准，部分学科甚至有所发展。时任全国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先生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写道，“在抗战时期的国家总预算中，除军费外教育经费居于第二位”。在特殊的战争年代，我国不管经济还是物质、人员等方面皆损失惨重，却没有因此放下教育工作，尤其高等教育仍得以维系，在烽火连天中平稳地发展。

战争胜利后，西迁的高校除忙于复员和返迁，同时加以扩充发展，致力于形成学科完备的多学科性大学。1946年之后的两年，是我国高校的学科充实与完备时期。在抗战时期，多数公立大学改为国立； 约到1947年底，这些国立大学又先后按照壬戌学制提出的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和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令，扩充学科，大都成为具有文、理、法、工 四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至此，中国的大学才算初步具备了综合型的特征，只是此时国内唯有六所大学设有研究院和所，研究型大学还有待发展。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而我国近代的高等教育伴随时代的变迁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之路。自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坚船利炮催生了我国新式学堂的举办，于20世纪初出现了大学的雏形。辛亥革命后相对自由的环境中，高等教育向着多元化趋势发展。随后的黄金十年里，高等教育更是借此机会吸收各国经验，趁势而上迅猛发展。战争爆发没有击垮我国的高等教育，战后的重建使得我国至此终于初步实现了大学的综合型转变。

世界级的战争没有阻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我国近代的高等教育事业经受时代的浸染打磨后，依然方兴未艾。

参考文献

[1] 王言法.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嬗变[D].山东大学，2011.

[2] 魏宁，单元庄，SHANYuan-zhuang.试论高等教育的中国梦——以高等教育核心价值观构建为视角[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1）：127-135.

[3] 刘尧.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述评[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8（2）：16-21.

[4] 刘玉晶.蔡元培教育管理思想探微[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1）：65-67.

[5] 齐元媛.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群体特征研究（1912-1949）[D].沈阳师范大学，2005.

[6]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D].华东师范大学，2008.

[7] 董宝良.湖南自修大学[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1996（3）：31-31.

[8] 王先明.民国“黄金十年”的历史实相[J].记者观察月刊，2016（8）：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