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军

“但愿朝阳常照我土，莫忘烈士鲜血染地。”祥云县城北后街荷花池对面的王孝达烈士故居到2019年的时候已经建盖了109年。从辛亥革命算起到今天，在这109年里中国从推翻封建专制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个中的曲折远不是一个人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是在这样幸福的今天，有一些人物是我们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的。他们不一定拥有伟大的成就和影响力，但是在那沉重的历史印记中，总能找到他们的足迹。这些足迹，深浅不一，经过岁月的风化，有些甚至已经模糊了，但他们的名字，不会被人民忘记，因为他们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王孝达烈士就是如此。他的经历，我们并不能如数家珍。但我们可以确定，他是祥云人民的优秀子女。他是祥云包括王德三、王复生等三位重要革命烈士中最早牺牲的、最年轻的一个。

1901年，王孝达出生于祥城镇鼓楼北街。今天的祥城鼓楼北街，商店林立，游人如梭，繁华而匆忙。谁也不会注意到，可以在北街以最佳的视角看到南面山上的文峰塔。一个“忙”字，使人们陷于更大的“盲”中。所以，当游人匆匆走过北街87号老大门的时候。他们正在为自己的购物做着精密的规划，对于钱财的使用正在快速的运算。谁也不会注意到有一位曾经为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而流血牺牲的人物，这里装满了他的童年。

在一街之隔的对面，荷花池已经无影无踪，只有祥城镇那些幸存的诗句里还有关于他的描述。如今只有荷池对面的古式大门在霓虹的照耀下，变幻着颜色。它在寒风中，静静地思考着、怀念着;在日光的照耀下，茕茕孑立。当这座宅子建盖好之时，王孝达烈士已经跟着伯父王谦读了好几年的书。

1920年在省城求学的王孝达，怀着对新思想、新知识的渴望，回到家中，他以一个晚辈的身份，向家长们提出前往北京的请求。王氏的长辈，有好几位都是知识分子。正是在荷池对面的故居之中，长辈们一致同意他前往北京。“为学首贵志，精勤莫疏荒。吾家累世德，善继我书香”孝达聆听着长辈们对他的要求。第二天，当红红的暖日，照耀着这座宅子之时。烈士踏着沉稳而急迫的步子，走出大门后，经鼓楼西街，转向鼓楼南街。经镇海门，出城而去后，再也没有回来。

王孝达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儒商之家，他的家族并不是最早進入祥云的家族，但却是近代祥云地方有重要影响力的家族之一。嘉庆年间因经商落籍祥云后，王氏迅速成为地方上最活跃的家族之一，很快为地方的其他大家所接受，并在地方公益事业中表现出积极的一面。王氏是一个“四代同居槐堂暖，百柳荫蔽荷池妍”的书香门第之家，在这种书香之中却透露出对旧时代的不满。这种不满是传统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表露。王孝达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要把家国情怀进行实践的勇士，所以，是王氏家族进取精神和革命精神的一个代表。他先是被推荐加入共青团，第二年转为正式党员。1927年，牺牲于广东。

王孝达死后，家族的子弟在他的影响下，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前赴后继，在革命战争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达叔殉潮汕，牺牲早在先。后辈继志起，一脉有渊源。”可以说，这就是革命老区祥云先烈的家庭缩影。

在此之前的2011年，我写下了《荷池吟草与王氏诗风》一文，主要目的是介绍王氏的部分诗文，其中对王孝达烈士的故居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描述，很显然这种描述是不足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家族的一诗一笺，一笔一划，都传达了一种文化精神和耕读传统。这对于“文献缺如”的祥云县来说，意义非凡。

王孝达烈士故居坐落在祥云城的西北隅，早在2006年，杨本清先生即撰文介绍。本文即在前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家族史料对这座百年老宅的经历做一个简单的素描或者说回顾。这将为我们更好地了解王孝蕃、王孝达、王友欧这几位革命前辈的生平和思想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用历史唯物主义站在今天的角度上去审视历史，对他们的家史进行发掘即是对地方史、革命史和相关学科的丰富，也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体现。本文将根据讲述的需要以王孝达烈士故居和王氏故居以及槐堂等来称呼这座百年老宅。

一

这座老宅的位置在今天看来非常好，因为很顺路。在一百年前看就不是这样了。那时城墙尚在，城池完好，这个位置的选择只能用出乎意料来形容。在当时，这里的道路不甚方便。东街的镇阳门、南街的镇海门距此过远。北面仁和门则在一街之隔的北中街，要出北城门，出了大门往左走到北墙脚，顺城埂往东才到北城门洞。出西城门，出了大门往右向南走，经石家巷，祥云中学西侧，即现在的北后街，行至西街十字路口（天灯杆口）往西才出西城门。要出城根本无法走直线，而且这里天阴下雨四处泥泞非常不便。同城的其他几户大家都是在道路方便的地方择基选址，建盖府第。无论如何这里都算是一个旮旯之地。难道当时的祥云城里就没有一块好地皮？当然不是。比如南街褚武烈公祠和申民亭之间，也就是五川会馆（又叫川甸会馆，即那个时代的政府招待所）前那块地不就空着。那儿临街，当时还是一片菜地。战后本地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义济公花了好大一笔钱用五面石把鼓楼四街的街面修得平平整整。下雨天阴时，也没那么多的泥泞，离城南镇海门也不远。北面是褚武烈公祠和昭忠祠，南面是申民亭，背面是五川会馆，对面则是南街王氏的寿世堂。再看看这儿，只有一个空旷的水池与它默默相对，因植有荷花而被称为荷池。荷池南面还有城隍庙、白衣阁、马王庙大大小小的寺庙，只是偶尔有人过来看看荷花。夏季，孩子们来这里挖藕、钓鱼、游泳。秋冬之季则冷冷清清，根本比不上临街处的热闹、方便。以王氏在当时的财力和能力，在临街的地面上寻一块好地皮是完全不成问题的，这一选择在今天，甚至是当时看来多少都有点匪夷所思。

王槐卿的弟弟王炳卿写过一幅对联，表达了对这一选择的态度。对联是这样写的“避地居城角，看翠柏后凋，绿竹依俗，四季留春春常在;乐天悟源头，喜青莲怡性，白水盟心，七旬将老老不衰。”此联写于1935年，出自于王氏之手，是王氏故居最早的对联之一。这一联代表王氏子弟对选址的态度，后来我们了解到，此联的创作思路会由他的侄子继承，而这种创作思想也成为王氏故居对联的一个基本模式。王氏故居也是王氏文学创作的主要对象，后面将有专文讲述。

在王氏的诗文中王孝达烈士故居总是被亲切地称为“槐堂”。这一称呼明确地传达了王氏的基本家史。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花时间去描述这一称呼所承载的厚重历史。这是一种巧合，它有意无意地在提示我们，要谈王孝达的故居就要谈到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这座百年老宅的缔造者、王氏产业的创建人、王孝达烈士的伯父、革命前辈王孝蕃的生父王槐卿。对于家族而言，正是他弃学从商，为子侄辈的教育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对于祥云而言，他在地方遭受危难时，挺身而出、维护地方、济危解困、培养人才，这些史实也出自于祥云人的记载。

二

王槐卿，字庭云，生于咸丰四年。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他的初衷是打算依靠读书走出一条路子来。童年时为了躲避战乱，随家人先后在双桥村、禾荞村、荞甸、龙洞、海稍等地躲避战乱。道光末年至光绪初年，云南的战乱持续了近三十年。峰火不断、疫病流行是那个时代最基本的特征。生计之艰难，自然不言而喻。《王庭云先生行述》（以下称《行述》）记载，年轻的他“随叔父为衣食之操作，佃田佃雇、采樵赴市”。在今天看来，一个十余岁的少年过早地承担了本不应由他承担的生活重担。这种过早的入世体验培养了他务实、沉稳的性格，而骨子里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又使他多了一份诚恳和谦逊。在关于他的记述中，他是一位慈祥老者，务实能干但一点儿也不会觉得俗气的商人。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一个人只要有思想，生活就永远有希望。“夜灯既明，则随先伯祖（王谦）读书学字。虽严寒盛暑未尝一日辍也……邻里之子弟邀游者弗屑也;邻里子弟之逸乐者弗屑也;邻里子弟之丰衣美食者亦弗屑也”。让人意外的是他没有能够按他的意愿读书致达。虽然他“日惟治家读书是务，期于有为”，但理想并不能减轻现实的残酷，只有理智的人才不会被理想的幻象吞没。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放弃学业，承担家庭重担，使两位弟弟王炳卿和王燮卿则“不使家事扰其心，俾其从先伯祖读书”。这一点倒是像极了他的父辈。他父亲王诰为了能让兄长王谦安心读书，以次子的身份负责家务、照顾弟弟王谟。使王谦“肆志于书史，无人事之牵扰”。兄弟间的这种亲情关爱，虽然处于现代社会规范下的人们尚能理解，但如果考虑到当时艰难的生计困境，那么这对于现代人来说则可能是难以解释了。这种艰难困顿之中的亲情关爱、孝悌之情正是这座百年老宅最为深厚的人文底蕴之一。

光绪初年，地方战乱基本平息。同治十一年莅任知县的广西人黄金衔上书岑毓英，要求“兵归其营”，随着政策的落实与消息的张布，难民们陆陆续续回到家中。战乱虽然结束了，但战乱的痛苦并不会随着战乱的结束而消失。为谋求生计，王槐卿只得将母亲的首饰典当，做为资本金，开始经商。“风霜雪月，手足胼胝，奔驰盖十数年”。十余年后，在祥云，由他一手创立的“富春元”则成为当地响当当的商号。“分庄五六处，伙友数十人。众才咸济济，营业日蒸蒸。弱者皆成家，能者置田园”。经商的成功，为王氏以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保障，也是王氏在地方上参与公益活动，提高家族声望最直接有效的保障。《光绪云南县志》纂修完成以后，王槐卿的伯父王谦和北中街的万源灏提议将此书刊刻，而即将调任保山知县的项联晋则答应了这个要求，于是倡议大家捐钱刊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家族声望，王、万两家的请求无疑将是苍白的。

三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王槐卿创立富春元会理分号，由32岁的雷开基负责经营管理。雷开基（1873-1938年）字勋臣，祥城西门外人，今鼓楼西门外，祥城镇下菜园137号即其故居。两年以后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于时局太过混乱，为安全起见王槐卿写信给雷开基要他回祥云。需要说明的是，雷开基是王槐卿培养的又一位非王氏子弟。雷开基常说“父母生我，表叔育我。非表叔不能成人”。雷在晚年有一个俚语说，他的脸盆有一丈二。这说的是他早年落迫时期，困难到连洗脸盆都没有，于是到护城河里洗脸的故事。当然了，这句俚语后来被讹传为富家气派的代名词。在王氏的培养、扶持下雷开基有了自己的家业，后来创立“肇兴祥”商号。此后参与政治，担任过云南省驻省议员、富滇银行顾问、云南省商会董事。回祥云后先后担任祥云县议会议长、团保局长等多项公职，参与本地民间慈善团体义济公并出任的协理绅，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对本地方有重要贡献。而《劬园遗稿》的作者吴欲讷也说“生我者父母，成我者舅爷也”！ 吴欲讷（1872-1950年），字内心，大乘村人，号彩云散人。据他的记载，其家曾困顿到“食则有米无柴，有柴无米”境地。吴对母亲极孝顺被乡闾称为孝子。正是在王槐卿的培养和支持下，吴不仅清还了父辈欠下的债，而且出资建盖了自已的住房，有了吴氏自家的产业。吴晚年信佛，研究《金刚经》，有《劬园遗稿》传世和《彩云散人集稿》（已轶）。在《劬园遗稿》这份无比珍贵的日记中，吴欲讷还记载了王槐卿胆识过人，为保护地方平安挺身而出的事迹。事情发生在1912年，即王氏的荷池新居落成的第二年（以下录自《劬园遗稿·壬子记事》）：

民国壬子（1912年）冬，大理兵变，杨春魁为首，占有大理、凤仪各县。省军大举西上讨伐，杨亦遣队东下御敌，其前锋将达县境，县知事孙嘉荣挈家宵遁，诸权绅亦逃匿。县民不忧官绅逃遁，唯恐县城将成战场。杨军将抵县城，庭云（王槐卿）三舅父及南街回族杨某受众推往见杨军军官，请其勿驻城内，杨军乃东移。

而在五年前，四川乱军过祥云在县城四处烧杀抢掠。致使本县“全城精华被焚”。《劬园遗稿》则称其为“丁未之冤”，主要原因是本县知县秦定基未尽到守土之责。《行述》则生动地记载了事后祥云民众不服，状告知县的情况。

“川省兵变过境，县令秦定基不尽职责，致全城精华被焚，难民诉于上司，而官吏私相维护，在大理不得直，赴省不得直，先父（王槐卿）义愤填膺，奋起协助费用逾千金，精力消耗不少，终无怨色”。《劬园遗稿》的作者吴欲讷则看到了这一现象的本质，他在9月23日那文彩熠熠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

念清朝官吏，上欺下虐，贿赂公行。如云邑（祥云）丁未之变，地方上诉。诚以国家设官卫民。乃无事，则开门纳贿。有事，则闭衙不出。小民安所恃乎？无如全省官吏，上下其手，谓官权当伸，民权当抑，畏外敌如猛虎，欺小民如蝼蚁，虐民以逞者升官发财，为民申冤者身陷囹圄，颠倒悖谬，不到尽头处不止……丁未之冤，祸首则滇督锡良，提学司叶尔恺，大理府知府晏瑞荣明禄，云南县知县秦定基庄楷。

民国初年滇西地区政局混乱，在大理兵变中富春元商号亦遭受损失。由于社会不安，地方不靖。此时雷、吴两家在其扶植下已经成家。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王槐卿决定分伙。分散资金一方面避免更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则避免由于资金集中所带来的觊觎，从而保证家族的安全。这次分伙据雷调元先生回忆“分伙时，三家互相谦让。只顾少取，不愿多分，三日而未决。被传为当代美谈”。《行述》载“同伙诸亲数十人，先父相处，无不如是，而其感激知遇，亦大率如是”。

四

在此之前的1911年，王氏的荷池故居落成。当时的知县路承熙题写对联“始迁金马，再出碧鸡，华堂构展苍洱新基，说礼敦诗绵世泽;累叶珥貂，层冰跃鲤，渊源追溯乌衣旧第，劝忠教孝振家声”。如果对王氏的家史不了解的话，要读懂这幅对联并不容易。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副对联即没有体现新宅的巍峨光辉，更没有赞扬房主人非凡的能力。不难发现，这位与王氏交情深厚的知县对王氏是非常了解的。

上联所述“始迁金马，再出碧鸡，华堂构展苍洱新基”叙述了王氏的家族史。据《行述》一文的记载，王氏入滇的始祖明末时在云南做官，落籍昆明。后来嘉庆时期，七世祖王士奇经商落籍祥云，因此说“华堂构展苍洱新基”，寓意王氏將有更大的发展，上联的结尾用“说礼敦诗绵世泽”结尾，是说只有重视文教才能代代昌盛。下联则引用典故，呼应上联的礼字并带出孝字，由此二字，追溯王氏的家世渊源，用“劝忠教孝振家声”来结尾即是对王氏家史的总结，又是一种强调。路承熙的这种思想在其为南街王氏撰写的谱系中也是有所强调的，他为南街王氏写了十六字谱系，前八字为“念祖培德，丕正家深”。

这幅对联的妙处在于，上联写王氏的家史及其发展，突出一个绵字，意即长久;下联则突出一孝字，再次追溯王氏深厚的家族渊源，昭示其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样的对联比起那些夸赞、祝福的通俗对联来，其品位高出了许多，而祝福的寓意则又更深了一层，寓意深刻增加了历史厚重感，使对联更具思想性与文学性。

十年后另一位名士手书对联，送给王槐卿。对联这样写道：

深居绿荷池边，喜开遍莲花，似到了弥陀佛土;

宛在乌衣巷口，看飞来燕子，休忘却逸少家风。

这副对联以一个客人的角度描述了这里的居住环境。用典恰当、深刻，既赞扬这里的清静的环境，又揭示出这户人家深远家世背景和人才济济的家族盛况。“逸少家风”一句可能出自唐人徐夤的诗“逸少家风惟笔札，玄成世业是陶钧”。陶钧是制作陶器的工具，意指培育人才，这里当是表示王羲之家族人才济济的盛况。这幅对联的作者陈荣昌即是一位佛教徒，又是一位知名学者。而最为人所熟知的则是他的书法家身份，被誉为“滇南第一大手笔”。这位书家曾感慨地说“昔程子以善书为戒，善书者乃为人作役，吾固不善书而亦为人作役，奈何！”此联是他61岁的作品，写得自然新清，并非一般的应和之作所能相比。莲花对于佛徒而言，无比圣洁。也许陈老先生对祥云城的这一池莲花偏爱有加，对这户人家印象深刻，才有了这一副妙联。至于其手书对联，于我们而言只有无尽的想象了。

后来王友善先生根据此联的精神内涵和创作思路，又创作了下面两副对联：

其一

深居绿荷池边，喜前迎凤岭，后枕龙岗，右挺文笔，左峙帽山，钟灵毓秀，四方正气来槐第;

宛在乌衣巷口，溯氏出琅琊，名标吴越，宦籍昆华，支分沧洱，源远流长，千年往事注心头。

其二

深居绿荷池边，爱新莲亭亭净植;

宛在乌衣巷口，看旧燕双双飞来。

王友善先生的两幅对联，在形式上承继了陈荣昌联，在内容上则进行了扩张，对其思路也进行了更换。这是因为创作者的身份不同，出发点当然也不尽相同。第一联更进一步地点明了此宅的地理位置特点和王氏的家史。第二联则按陈荣昌联的思路，集古句而成联。上联写静，下联写动，一动一静，简简单单几笔就勾勒出一幅精美的国画来。此二联后来被选入《中华谱牒诗联集粹》。这位致力于地方现代教育的思想先驱，这一年29岁。在精神面貌上充分显示了年轻人所特有的自信，这两幅对联一驰一张，作者一老一少，成为本县近代文学中难得的一道奇观。

王槐卿在建造这座宅第时56岁，孝字辈中，年龄稍小的孝蕃17岁、孝达10岁。自孝达一代起取名按其伯父王谦给定的“孝友和光”开始排辈。王氏的第三代友字辈中的长孙友直此时也已9岁，友善4岁，友文2岁。后面将会谈到友直先生对家族产业和藏书的贡献。这一时期一个家族兴旺的黎明已经到来。

五

王氏故居坐落在城西北隅，坐西向东，共两院。家中有北洋大总统徐世昌手书丝绢软匾“性行淑粹”四字，这是民国十年徐世昌为王氏两幅题额中的一幅。大门是清末民初的典型风格，这种风格在同时期私人建筑和公共建筑上都不难见到。例如杨海村祖祠、七合村孔氏家庙等。大门呈外八字形，两翼向上展开，挺拔雄伟、大气而朴素。这种风格是祥云本地在清末民初年代最典型的风格。两扇门用铁皮包裹，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主要是为了防止土匪放火。类似这种包铁皮的大门尚有北街52号。这是民国初年地方匪乱的见证。进大门右侧是一个小型住所，是看门人的住所和办公室。看门人的职责是安全保卫、处理来访者，并及时向内通报、接待。进大门左侧，南边一小院用作养狗、养鹅、养鸭，小院东边建有一座碉楼，有射击枪孔（正对大门），以便看家护院。进大门跨过小院，沿阶而上便是虚白堂，虚白堂是过厅的名号。旧有路承熙手书“虚白堂”三字及草书《云南县竹枝词十咏》匾额。虚白二字语出庄子，意即放下心里的负担，从而体悟出“道”来，使心境达到清澈明朗的境界。这样的解释略显呆板。如果我们读一读白居易那首《虚白堂诗》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诗云：虚白堂前衙退后，更无一事到中心。移床就日檐间卧，卧咏闲诗侧枕琴。

过了虚白堂即到正院，这是本宅的主院，主院正西则是正屋，这里是荷池故居的中心。王氏中部分孝字辈和友字辈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这里接受过槐卿和炳卿两位当家人的教导。关于这一细节，王友善先生写下了《庭训》五言排律一首。这首诗写于1924年正月初九。据王友善的注，在此前一天，家长同意他到昆明读书。“正月初八夜，祖父、四祖父、伯父、叔父会聚一堂，就游学事谆谆教导，期望殷切，盖临别训示也。次日成此诗，永志不忘”。庭训的内容很简单“汝等将启行，离家去远方。有如迁乔木，师承益高强。为学首贵志，精勤莫疏荒。吾家累世德，善继我书香！”也是在这座宅子里，王氏的另外一位当家人王炳卿，也就是王孝达烈士的父亲，为爱子写下“喜小儿有志，南逾岭，东渡洋，迢迢征程迳万里;幸老身近好，东园桃，西园李，默默静坐一片春。”而事实上当时他的爱子王孝达已经在汕头牺牲，家人为了隐瞒这个消息，谎称王孝达到日本留学。老人家听后非常高兴，于是作了这一幅对联。23年后的1950年修复王孝达烈士衣冠冢的时候，他为爱子题写了墓碑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心底无私天地宽，这位慈祥的父亲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我们无法知道。不过，“成仁取义，公而忘私”八个字已经包含了足够深刻的思想了。任何解释或说明，都不可能超越这种认识，这可能就是这个革命家庭最为深沉的思想。写到这儿，似乎已经偏题了。不过我认为要欣赏一座建筑，如果能更客观地接近他的思想痕迹的话，那么对梁林夫妇所说建筑意的理解将比单纯的建筑技术层面的理解更深一层，也更接近对建筑意的理解，这种来自于思想深度的明确理解，因此也更深刻。当我们瞻仰这座烈士故居的时候，这些鲜活的细节无疑将使我们的烈士更加亲切……

正院的二楼则是王氏故居最闪亮的遗迹之一，这就是王氏的私人图书馆。这些藏书，也成为这座宅子深厚的文化底蕴最直接的表现。根据口头了解的数据，其藏书量达万卷之多，而且这些藏书还有一个特点即多个家族藏书。目前已知的大家族，有位于原疾病控制中心所在的西门外朱家;祥云一中创始人万人表的万家。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两家的情况。朱家据说是祥云的首富，目前在文物市场上还能见到咸丰五年，疑似出自朱家的银锭。关于朱家的家史目前无法详细得知，不过清末时，朱秉仁出任甘肃知府。祥云的朱氏梨相传就是他从甘肃带回来的。

万家和王家的交情，应该在万府的万源灏一辈时即已经建立。万源灏是本地最为活跃的绅士之一，在清末社会动乱时期与祥城南街的王敬中等人成为地方武装的军事领导人，战争结束后则着手修葺文庙。履任知县的鸣泰不无感慨地说：“我虽然履任其职，但这（指文庙建成）还是以万源灏为代表的一批人努力的结果。”如前所述《光绪云南县志》修撰完毕时，正是王孝达的伯祖父王谦和万源灏请即将御任的知县项联晋将此志刊刻，以免“修而复失……俾广流传”。万氏在祥城内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家族，如果我们今天查勘万氏的故居时就不难发现这种影响力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其强大的家族资本是分不开的。万氏的故居，占据了从鼓楼北街至北中街将军第的半条北横街。

这两个绝对富足与强大的家族的藏书统一由王氏管理，这两个强有力的图书来源，足以让后来的我们眼馋。而事实上王氏的藏书应该经历了至少四代人的努力。这还要从王氏定居祥云的始祖王士奇说起。

六

在关于王槐卿先生的故事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他信守承诺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核心内容我们都很熟悉，那就是现代社会十分重要的诚信。上面所述王吴雷三家分伙，因互相推让，三日不决的故事被《行述》总结为“能光大先曾祖与章若素同伙故事云”。章若素的故事出自于《光绪云南县志》关于王士奇的记载，即“（王士奇）与县人章若素四十年同商，分金不较”。这位被徐世昌手书“以令永誉”以示赞扬的传奇人物，不太多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士奇本身可能是读书人出身。而他的妻子艾氏是处士艾宏元的四女儿。王士奇的妻子艾氏“知书，多记古今事”。王氏在祥云最重要的文化奠基人王谦幼年即出自艾氏的教导。“每纺棉，（艾）氏坐车下，（王）谦旁立，以所晓语开异”。王士奇在祥云、弥渡间做生意，由于过继之子夭折，因此艾氏写信给王士奇要他在祥云纳妾。儿子出生后，王士奇则要求艾氏到祥云抚育三子王谦、王诰和王谟。《光绪云南县志》载王士奇“教子本小学遗意”。王氏夫妇二人的文化背景，应该就是王氏在祥云藏书的开始。关于王氏藏书的整个过程已经无法还原，不过我们可以适当的想象一下。王谦一生，著述丰富，如果没有一定的藏书基础是很难解释王谦的学习成长历程的。王氏丰富的藏书当中有一部分就应该来源于王士奇，而经过王谦一代的实践，这种藏书已成为王氏对文化的热爱和向往。这就不难解释，这样一个有巨大产业的家族在教育子侄时竟然是要求他们继承家族的读书传统而不是继承巨大的产业和光大祖业。继王谦之后，王槐卿和王炳卿弟兄二人则继续了父辈的路子，即一个人读书，另一个人创业。用创业来支持读书，用读书来完善创业这种模式。王槐卿当时因生活所迫，放弃了学业，为家族创建产业，他的弟弟王炳卿则继续读书。经过王槐卿一代的努力，家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到了孝达这一代的时候，这种模式已没有采用的必要，因此孝字辈和下一代的友字辈以及部分的和字辈，基本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到了友字辈的时候，长孙友直则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藏书的传统，正是由于友直先生的努力，使祥云的藏书甚至是地方思想史都达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高度。

七

王友直，字纯之，生于1902年。毕业于云南省优级师范。三十年代已经是云南省民政厅一级科员，后来省政府委任他出任县长时，他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很简单，就是由于他口才欠佳，不能适应官场。他的叔叔王孝蕃共产党的身份暴露后，王友直负责富春元商号在昆明的事务。大约在三十年代末，王友直回到祥云。在诸多的行李中，他从昆明带回来的书可谓一大特色。目前还能见到王友直的部分藏书，“王纯之”这枚小小的藏书章一如当日那样鲜红。这是一枚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姓名章，其实也就是他的藏书章。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其他的藏书章，但这已经足够了。很难想象，在那个图书馆学对于中国而言还是一个新领域的时代，在祥云城这个离公路两公里远的小城西北隅，在私人图书馆里竟然有西方图书管理分类法。据和煦、和俊弟兄的回忆，王友直在管理王氏藏书期间将图书分为军事、历史、文学、科学、思想等类别，分别按相关的分类和科目排列，而且有相当醒目的标签。虽然关于旧文献是如何划分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就这一点而言，王氏的藏书，在当时可能是本地藏书类别最多，管理体系最先进，也可能是最大的私人图书收藏管理机构。例如现在仍能见到王友直所藏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当时就是最新的学术思想系列丛书之一。此外目前还能见到，有“王纯之”藏书印的有中华书局铅印竖排《日知录》《林文忠公政书》《韩愈全集》、光绪刻本《岑襄勤公奏稿第九卷》等。根据相关材料王氏家族曾经在解放初期捐献了部分珍贵版本图书。无疑，这些藏书让祥云增加了一颗重要的文化砝码。因此要叙述王氏故居，就必须要叙述王氏的藏书。对于后来的我们而言，王友直先生所遗留的信息并不是很多。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王友直已經辞世，关于他的生平经历，无法了解更多。

据回忆，王友直不擅于口头表达，但能讲一口熟练的英语和俄语，回到祥云后在地方上供职，并参与地方公共教育，出任过校长、在抗日时期曾手绘过抗日宣传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俄语教师。据说他还曾亲自动手设计、制作过农用机具木构模型，做好后夫妇二人亲自送到政府。由于当时的主要工作是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六十年代他在祥城西山守山地时，在简陋的小木棚里还在阅读英语版的《毛泽东选集》。

王氏的藏书活动，在地方文化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解放后土地改革，王氏大家族大部分都划为地主阶级，没收财产时，只注重其他财物，书籍、字、画、古晋砖除少部分被损毁外，绝大多数都随王友直搬迁到石家巷老宅。王友直博览群书、视书如命，在艰难的日子里仍精心保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珍藏的书籍字画都成了“四旧”，被洗劫一空，焚烧的焚烧，十多只大木箱装的书籍用人挑，用四辆大马车装着。王友直被全身披挂着古字画游街示众。这些藏书被接收时，大部分被参与者劫为已有，只少部分归公。上文所提到的县图书馆藏的王友直藏书即来源于此。作为目前所知县内最大规模、历时较久的私人藏书活动至此彻底销声匿迹了。

不过关于王氏故居的叙述还将继续，这就是王氏荷池故居的建筑风格及其在地方文化史和建筑史上的意义。

八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保护传统建筑的现代意义。作为本城遗留的最大的民居建筑，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之外，其建筑意义也值得我们为它做一番必要的叙述，虽然这种叙述由于笔者在古建筑知识上的缺乏而不能圆满完成。

清末民初是本地民居建筑风格转型最明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民居建筑逐渐由清代精工细作的特点转为以大气、简洁、实用为主的风格。王氏故居的整体的设计思想沿袭了创业者王槐卿简朴、务实的性格特点。据《行述》记载，王槐卿虽然经营成功，但仍然保持了简朴的生活作风。他一生都穿着当时中下层民众普遍流行的土布。“中年以还，于附郭置田数亩，躬自播种。农事精要，多有心得，故收获较邻亩为丰。每当春和景明，播种育秧……”他常对家里人说“凡物之亲出劳力者，其味弥甘”。

王氏故居占地面积约1600平方米，坐西向东，一进两院走马转阁楼。前院为单檐小青瓦硬山顶土木结构，后院为内重檐、外单檐小青瓦硬山顶土木结构。在整体上保持了传统中国民居建筑对称、平稳的特点。然后用三面围墙将此宅围在其中，因此在宅子的西南角又单独建盖寝室。这种城堡式的设计则可能与当时动荡的时局有关。三十年代初吴少默曾经在这里藏身，由于情况紧急，吴少默担心连累到王家，谎称在外面受到惊吓，导致精神失常。为了提高警惕，以防万一，于是便转移到宾川。转移当天的拂晓，城门还没有开，由六表叔王孝感带路，翻越城墙出城，沿着田间小路，一直送到坝坡，少默一身农民装扮，脚登草鞋，迎着萧瑟的秋风，前往宾川。这个几经改造的单间，一共两层。这是王氏当家人王槐卿和王炳卿弟兄二人的居所，院子的后面则是一块菜地，由两位当家人亲自栽种。

王氏故居的建筑法和年代稍早的将军第、万氏故居相比有极大的区别。将军第是清代光绪前期的杰作，而万氏的故居的年代则比将军第稍晚。

将军第和万氏故居的做法特点是精工细作。例如地基的每一块砌石尺寸相近，用芝麻石紧密支砌，因此勾缝非常的细或者说匠人在刻意避免相对明显的勾缝。王氏故居的作法则不同，大门迎街面的砌石也基本上尺寸相近，但勾缝已开始突出，这种做法，后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王氏故居侧面的地基砌石，则不注重石材的尺寸，大小并用。这种做法反映了民国初年动荡的时局，由于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出现，在民居建筑中，精工细作所导致的高昂成本必然被实用为主的做法所代替。

在装饰上，王氏故居体现的是简单、实用的思想。和将军第、万氏故居以及红星街的李玉楼故居相比，风格完全不同，以经济指标来判定的话，也应该不在同一个档次上。虽然这几家对地方的影响不分轩轾。将军第和万氏故居的雕刻再一次体现了精工细作的特点。将军第、万氏故居以及李玉楼故居的建筑都以规模宏大、装饰精良、设施完备而闻名全城，将军第目前还能见到这些痕迹。据回忆，李玉楼故居的花盆、鱼缸，甚至是洗菜盆等生活常用器具，都以完整的石料整个雕凿而成，同样是走马转阁楼的李玉楼故居在瓦片上都有书家题写的诗词，四壁的壁画也精美异常。在瓦片上题写诗词的装饰方法目前在祥城卖菜巷仍然能见到。

和这几家相比，王氏故居的装饰确实是过于简单了，彩绘以黑白调为主，主题是兰、梅、人物、书法，算是沿袭了清代地方民居的装饰特点。处理檐口时，用火石将裸露的椽头包住。一方面即可以减少椽头的风化，有效地保护椽头。另一方面增加了美观度。山花的制作则承袭了这一时期的泥塑作法，而山花则可能是这一时期遗留的最为完整、精美的建筑遗迹。不过，这些民间艺术的杰作也以奇快的速度在消失。

王氏的故居在设计施工上有很强的整体感。走马转阁的设计颇有心心相通或者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意味，因为你只要从任何一个楼口上去都能到达任何你想到的房间，整个建筑非常的精致。这是由于王氏故居建造面积不大，施工时间短所决定的。祥云王孝达烈士故居虽然是商人之家的居所，但骨子却体现了旧时代知识分子对安宁、和谐的家庭生活的追求与实践。

作为祥云城内留存的唯一走马转阁楼和保留较为完整的、最大的旧式民居，王氏故居对本地民居建筑工艺及其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设计上他没有采用一颗印的传统设计思想，从而体现了民间建筑的多样化，同时也是这种多样化的见证。

王氏故居简单、实用的建筑风格，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实用与审美并重的特点。可能正是这些特点，使他避免了一次次的毁灭性灾难。目前，将军第已经残破，万氏故居也只留存部分，而李玉楼故居则已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在关于王氏故居的文学描写中，最深刻和表达最明显的莫过于王友文的《敝帚集》。可以这样说，笔者的出发点是对一个文化家族的尊重，而《敝帚集》则是这份沉重记忆最为直接的文学表达。《敝帚集》的思想源泉来自于曲折的人生经历，这些沉重与美好并重的回忆都是围绕着这座百年老宅而展开的。这些深刻而曲折的磨难则让《敝帚集》这部“寄哭之作”成为一部祥云地方文学史上的《红楼梦》。

九

屡經磨难的王氏故居，为本地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份珍贵并不是用技术性的眼光所能解读的。作为革命前辈的故居，他也是一份重要的爱国教育遗产。当我们有了一定的文化积淀之后，再来谈革命，革命就不至于太过生硬。对于今天而言，承认王氏对地方文化的贡献，即是对革命前辈的尊重，也是对革命最理性的解读与继承。王氏的故居及其文学，无疑将是本城最有价值的品牌之一。这个品牌无疑将是祥云文化保存最为完整和最有思想深度的历史文化遗产。

编辑手记：

梁思成先生认为，中国建筑“随我民族足迹所至，树立文化表志，都会边疆，无论其为一郡之雄，或一村之僻，其大小建置，或为我国人民居处之所托，或为我政治、宗教、国防、经济之所系，上自文化精神之重，下至服饰、车马、工艺、器用之细，无不与之息息相关。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本文所讲的王孝达烈士故居，建成于20世纪初，当时的中国风云变幻，各种思想碰撞激荡，王孝达及其祖辈，用这所房子，保护了家族的生活，同时也保护了珍贵的文化。王孝达烈士故居是王氏几代人共同奋斗的成果，从这几代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既重视财富的积累，也致力于文化的传承，也是大理这块土地上耕读传家传统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