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学理论方法是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书”则是中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诞生的一种十分严谨的撰史方法，也彰显了撰史者客观公正的史学态度。在中国史学史中，以刘知畿所著《史通》为例，其中《直书》与《曲笔》的对立，是历代来传统史学对立的缩影，贯穿了整个封建史学;刘知畿在当时史馆弊端暴露之时，仍然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学态度使得人民称赞有加。与之相对应的，在西方史学史中，兰克继承了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核心的古典史学的精华，19世纪德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为其提供了新的理性动因，从而发展出了“如实直书”的史学思想，并且在其追随者的标榜下形成了主导19世纪的客观主义史学流派。无论中西方史学，“直书”思想的诞生都是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史学史的研究更是一种承上启下的工作，对史学进行反思，为后人提供借鉴，指点门径。

关键词：史学理论方法;直书;《史通》;《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

一、刘知畿与《史通》

刘知畿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其著作是《史通》，《史通》中所提到的“直书”思想是中国史学理论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知畿的“直书”思想是在以强大的政治背景为基础，在“直书”与“曲笔”的矛盾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形成的，特属于武则天时代的产物，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到刘知畿思想的形成背景，这是不容忽视的。刘知畿所著《史通》内外篇中的《直书》和《曲笔》很好的体现了这种对立，也是对历代史学理论方法的总结。

从词源学的角度去看，“直书”的本意是据事实书写，不加以褒贬。（1）“直书”作为中国史学中一项古老而优良的传统，是有迹可循的。从孔子第一次以“书法不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到《左传》记载南史氏、太史氏，开始有了“直书”和“曲笔”的记载，到后世刘勰所论、《周书》的记述，到了唐刘知畿《史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这两方面，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

刘知畿在《直书》和《曲笔》两篇中，主要提到两个问题。首先是史学家的写作原则问题：刘知几提出“先人之急务、治国之要道”的史料学任务。史料能否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关键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为此，自然要提倡直笔，反对曲笔;其次是史学家的史德问题：指的是史学家能否忠实于史实的一种品德。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的对立，是中国史学史上这两种传统互相对立的一个缩影。这两种传统，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史学之中。总的规律则是：曲笔作史者，终归要遭到人们的揭露和批判;坚持直书者。始终受到人们的称颂和尊敬，因为他们代表着史学中的优良传统。

二、兰克与《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

几乎每个历史学家都听说过利奧波德·冯·兰克（1795-1886），在19世纪的西方，兰克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他为近代史学科的出现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科学史之父”。在兰克的影响下，其追随者形成了近代的一个史学流派——客观主义史学，并在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占据了西方史学的主导地位。

笔者认为兰克的基本经历为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兰克曾进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古典作品，修昔底德对兰科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修昔底德那里，兰科第一次认识到准确性对历史学家的重要性，以及对一个事件的不同描述进行评估的重要性。修昔底德的一句话：“但是如果他希望真实地了解已经发生的事件…….”，被认为是兰克“直书”的起源。19世纪兰克所在的德国成了西方史学发展的中心，兰克以自身经历为基础且在与德国黑格尔哲学思想冲突与碰撞的背景下，另辟史学之路，形成了一套崭新的“兰克史学”。

1824年，兰克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该书闻世，立即轰动德国文坛，声誉鹊起。兰克在此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任务是“如实直书”，这成为兰克史学的核心。“如实直书”具体所指的是一套撰写历史著作的基本原则，即一整套收集、辨别、运用史料的原则。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史料批判原则、“直觉”理解、客观公正的撰史原则，这是一套完整的史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的第一要务是史料问题，这是“如实直书”的基本内容之一;学者在考证史料的基础上应该做到靠自己的“直觉”对史料进行理解，在历史研究的最后一步——历史著作的形成，必须将研究者的主观性排除掉，这就是兰克客观公开，不偏不倚的撰史原则。

三、余论篇——“直书”的异同

前文我们已经对中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直书”思想进行了介绍。对于《史通》和《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不同：其一，若论当时的政治背景，刘知畿受到的政治影响更大。中国的朝代历来对文人的思想控制颇为严格，所以刘知畿的思想难免会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更多一点;其二，所处时代的史学环境不同，相较于刘知畿，兰克所处的史学环境更为严峻。在19世纪的德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度洗脑了当时的史学家，使得历史的“特殊性”被淹没在世界的“统一性”之中。

我们仍然无法忽视的是，二者所产成的影响是天差地别的。之所以说是“天差地别”，笔者认为和政治环境仍然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们谈“影响”就必须得看它到底对当时以及对后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有多大呢？在刘知畿之后，对史学写作并无太大的改变。而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兰克之后其追随者逐渐形成了客观主义史学流派，并成为19世纪的主流，所以笔者认为兰克的影响更大一些。

当然，如果我们深究其本质的内容，尽管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永远都无法超越，但是二者的史学方法论的本质却在某一阶段达到重合，为我们展现了“客观”的史学态度在史学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必经的、十分重要的阶段。比如二者都认为撰史者必须秉承的客观公正的史学态度。刘知畿认为撰史者应该“善恶必书”，这是“直书”的一个首要标准;兰克则提倡“就像它实际发生的那样”，客观的记述史实。

无论中西方史学，“直书”思想的诞生都是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史学史的研究更是一种承上启下的工作，对史学进行反思，为后人提供借鉴，指点门径。我们祖国历史悠久，史学著作浩如烟海，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焕发过夺目的国才，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做指导，借鉴吸收西方史学，推进我国史学发展。

注释：

《辞海》。

作者简介：田心（1999.6.5）女，民族：汉，籍贯：甘肃省陇南市，学历：本科，研究方向：世界史，单位：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