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成果的学术“成名”

2019-04-19肖燕雄

今传媒 2019年3期

摘要：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怎样？学术生产在多大程度上与教学有关？除教学内容的深钻新研之外，必定有一个学术生产的框架决定着教学成果的成名路径，如编辑、出版、文化与社会思潮、个人威望、学生资源等，都可能是该框架的架构之一，中国现代新闻学名著的产出路径就较好地印证了这一思考。它也为那些一生“以本（科）为（根）本”的大学教师的学术道路指明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关键词：教材;讲义;教学;科研;新闻学;学术名著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3-0000-06

2018年迎来中国新闻教育100周年。回望100年来现代新闻教育的历程和成就，成为近两三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同时，现代中国新闻学研究与高校新闻教育如影随形，相伴100年，研究新闻教育势必牵扯新闻学术。现代大学最主要的功能是培养人才和探究学术，但是，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常常令大学的管理层和教师无所适从，以至于言行不一之事多见。目前，我国高校的本科教学在“双一流”建设中处于尴尬地位，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更显紧张。世界一流大学提供的本科教育不一定就是世界一流本科教育，世界前10名的大学并未宣称和力争构建世界一流本科教育[1];国内相关人士对一流学科建设中本科教学的地位也莫衷一是。虽然一些知名学者反复讲“科研为了教学”[2]，但是现实越来越与之背离。两者的关系到底怎样？本文希望从新闻学讲义的学术“成名”历练这一具体切面思考这个宏大问题。

一、研究价值与研究现状

（一）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在中国新闻教育10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对新闻教育与新闻学术，既需要全面总结，更需要全新开启。其研究价值如下。

首先是学术价值。本文从大学教师的新闻学讲义与新闻学术名著产出这一历史角度总结教学与科研成功契合的观念与理论，回应大学教师教学与科研角色之间的关系，逐步弥合旧裂缝，获得新共识。

其次是应用价值。在学科初创之时，在新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新学科、新领域需要新知识、新思维，全新信息的传授依赖大学教师的课堂表现，富有价值的讲义期待成为新意迭出的学术著作，探索从讲义到著作再到学术名著的嬗变过程，也是信息社会和“双一流”学科建设之需。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学者们研究中国新闻教育或者新闻学术的成果并不少见，但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的论著比较稀少，特别是对大学新闻教学的学术性生产潜质与推演进行思考的文献更是难觅踪迹。

1.关于新闻教育史与学术史的研究

首先，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的较早著作《中国新闻教育史论》全面梳理了中国新闻教育80多年的流变，层层剥笋，在反复的取证核实之后确定了诸多的历史事实[3]。10年后，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从纵向梳理转向横向剖析，如《中国新闻教育的初曙》从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考察新闻在1918年形成一种专门知识的多重原因、具体经过及前后脉络[4]。接下来，《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书继续研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中国新闻教育开端和中国新闻学兴起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即四个“第一”[5]。此外，在论文方面，《上海近代新闻教育史实考辩》《民国时期新闻教育思想的多元呈现》等论文梳理了我国新闻教育的概况、特点以及全国性或区域性新闻教育发展史，详细讨论了大学新闻学课程的设置，同时，成舍我、蒋荫恩、陈望道等人的新闻教育思想被分篇或综合总结，中美新闻教育模式及其关系得到深入的比较，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新闻教育贡献被充分认识。

其次，新闻学术史研究以新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为标志，李秀云在其著作《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中运用群体分析、量化分析的方法，对新闻学术研究主体与新闻学术交流平台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实现新闻学术史研究的多角度、立体化透视[6]。接着，她在《留学生与中国新闻学》一书中还突破以新闻学者及其作品内容的介绍作为行文线索的现有研究格局，分别厘清了留学生在中国新闻学的建立、外国新闻理论的引介、新闻学术交流平台的建构等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7]。而朱至刚的《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从知识史的路径》梳理、整合和揭示了在中国新闻学的生成和演化过程中，作为立场的“中国”是如何在被以前的学者认同之中，又随着情境的变化，被不断地建构和重构，进而历史地造就中国新闻学的整体面貌[8]。除这些学术史著作外，《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三卷本《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等著作从新闻学说、观念等方面回溯了既往的思想与成果;谢鼎新、姜红、曹爱民的论文《新闻成学的现代学术史语境分析》《现代中国新闻学科的合法性建构》等则分别对现代新闻学术史的语境、新闻学科建构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关系、黄天鹏的学术活动与新闻思想进行了考察。

以上研究，多数将新闻教育、新闻学术割裂开来进行讨论，从而未见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如何联系，留有空白与遗憾。

2.对学术名著的形成的研究

与“名著”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经典”。“经典”又称“典范”，余英时先生认为，所谓典范，主要指在学科上有开辟意义、对某一领域的研究者有示范作用，既为后来者开启无穷法门，又留下未决之问题供研究者继续探究的研究著作[9]。刘梦溪将经典的品格总结为两个：弥久不变和与时俱新[10]。名著与经典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但是，名著更强调知名度，而经典的形成需要考量更多的外在因素。经典一定是名著。

对于学术名著的形成而言，多数文献是从编辑出版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也有一些学者研究过文史著作的经典化过程。如，有人认为，作者融汇中外古今的丰富内涵，编辑精益求精的编校与引导，出版社从选题策划、装帧设计到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强力支持，促成了学术经典的产生[11];也有学者发現，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发表后20年间，游离于学术视野之外，只有到了1926年，俞平伯对其加了标点、撰写序言，并交给北京朴社出版后，它才以“著作”的形式为学界所关注，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校订、笺注和研究，从此，《人间词话》才走上经典化之路[12]。有传承才会有经典的最终形成，学术经典的传承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推动，同时需要读者摒除功利，以书为友，以读书为乐[13]。总之，学术名著的产出要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以编辑、学者、读者等外在力量的推动为依凭，迭次成功。

3.对学术名著产出与大学讲义的关系的认识

对于民国初期讲义与学术著作的关系，左玉河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之讲义多随讲随发。因将授课内容印成讲义分发，编撰讲义时要求材料精确明晰，课堂讲授时亦不便重复讲义内容，故迫使教授不断对讲义进行补充和发挥。因不能年年照发旧讲义而必须有新的增订，故迫使教授花较大精力编撰和修改讲义。正因为此，北京大学一些教授为学生编撰的讲义，经过修改润色后即成为一部重要学术著作。”[14]在此以前，李秀云在《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里也静态地认识到了讲义与专著的关系：“诸多新闻学分支学科理论专著的写作与出版，得益于各类新闻专业课程的设置，近代中国的一部分新闻学理论专著是新闻学者在撰写讲义的基础上完成的。”[6]学者金鑫则以中文学科为例进行研究后发现，中文课程讲义在民国大学十分常见，讲义具体、深入地反映了民国大学教育和中国现代中文学科建构的基本情况;讲义的学术内涵、由授课讲义发展为学术著作的动态属性，为中文学科史和学术史的考察提供了新的视角;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呈现了中文学科讲义经典化的历程，体现了影响讲义经典化的主要要素[15]。

4.对已有研究的简评

借用学者吴廷俊评价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时的部分观点来说，以上关于中国新闻教育和学术的研究，“多停留于浅表层次、路径欠多样、个案分析不够”[16]。总体而言，学者们对中国现代新闻教育史的研究比较全面，而民国新闻学术史的研究论文偏少。这可能是因为，一般人认为，现代新闻学术研究的收获不及新闻教育的成就大，故而研究者不及后者多。但还是有不少研究成果颇有借鉴价值。

上文所述的研究（特别是第3方面的研究）极大地激发了笔者的“学术想象力”，认识到这些新闻学研究成果对新闻学术名著的形成关注不够，没有动态考察新闻教育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更没有将大学新闻学课堂上的讲义与新闻学著作的生产、新闻学术名著的产出联系起来思考，并进而反思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这就为本文凸显其理论和现实意义留下了充分空间。

二、决定新闻学讲义“成名”的因素

研究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现实问题，还是要先回到历史中去。笔者的设想是：基于历史事实，对现代大学新闻学教师的具体个案做出梳理，从而窥见大学讲义的特殊地位，总结新闻学学术名著形成的规律，知晓新闻学学术名著为什么是此而非彼，了解擅胜于系统性、孱弱于深刻性的大学讲义成为名著的丰富意涵，并引发我们对课堂教学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做出延展性思考，以此对中国新闻教育100周年纪念做点回应，特别是为新媒体形势下新学科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些历史借鉴。

从长远而言，笔者希望通过研究经由教学讲义而形成的9种新闻学名著的内容特征、形式表征，及其运演过程中的各种机缘与影响因素，同时也通过比较研究并非出自于讲义的3种名著，从而综合、深入思考新闻教学与新闻学术之间的有机联系，并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还原“教学学术”对于学术经典产出的影响。9种新闻学术名著包括3部各领域的扛鼎之作：徐宝璜的《新闻学》（1919）、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以及6部名著：邵飘萍的《新闻学总论》（1924）、郭步陶的《编辑与评论》（1933）、黄天鹏的《新闻学概要》（1934）、储玉坤的《现代新闻学概论》（1939）、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1946）、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1946）。3种非讲义性名著是：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1922）与《综合新闻学》（1941）、萨空了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1946）。

在下文，笔者只是先行提供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

我们的研究需要从别处着眼，梳理大学文史哲教师的讲义与学术名著产出之间关系的历史线索。在民国大学里，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多年积累之后，多数都会出版，成为学术名著。由大学讲义到学术名著，一般都要经历以下几个环节：课堂影响、编辑出版、思潮助推、学术传承、学界回溯（或选家定型）。當然，也可能还有别的环节或因素在为讲义“经典化”发酵，如老师提携、体制塑形、与强势学科兼容、界外资源发力以及国外同类著作的襄助等。相关的具体研究，笔者已有初步成果[17]，此处不赘。下面重点提出沿着这一角度思考新闻学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几条思路，并尝试提出几点有待进一步验证的结论。这是几条动静结合、纵横交错的思路。

首先做纵向梳理。其一，梳理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闻学科讲义与学术经典的形成。在教师充分投入，保证内容和表达的优良品质的前提下，大学讲义的学术经典化，形成于特殊的时间节点：社会思潮丕变时、作者声誉鹊起后。与文史哲讲义比较，新闻学学术经典的形成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学生、出版、大学体制、业界困境是讲义“学术经典化”的关键性外在因素，“在场”式传承、时代氛围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使得讲义在历史的沉积中“去蔽”，现代教育、学术体制助推讲义的学术成功。其二，梳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闻学科讲义与学术名著的形成。在中国思想界不断掀起轩然大波，涌现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时，几大社会思潮密切关联着青年学子和学术教师，推动着大学课堂和学术生产。三四十年代，由教学讲义而形成的5种新闻学名著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潮、“左”翼文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等的影响，分别成为战时新闻学、大众新闻学以及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代表或先驱。

其次做焦点探究。其一，探究不同的教育制度、环境与新闻学术名著的形成。不同学校的教材使用情况制约讲义的生成，1930年国民政府制定的教师职称晋升规定，促使从讲义到学术著作的生产链条得以建立。三四十年代几家出版社的“大学丛书”和“部定大学用书”等罕见新闻学科的讲义，让新闻学科错失了产出学术名著的绝好机会。不同的教育取向都会影响新闻学术名著产出，但民办大学、教会大学的收获更为显著。其二，探究课堂讲演、新闻实践与新闻学术名著的述学文体。知名学校课堂上的讲课，都以白话表达传播知识、营造现场气氛，影响新闻学科内外的学生;加之多数教师具有丰富的新闻实战经验，课堂上常常征引第一手新闻素材。这些都使得新闻学术名著的学理表达（述学文体）常常呈现出白话化、在场性和案例化的表征。限于篇幅，也限于本文的旨趣是呈现一个宏观的研究框架，下面只就第二点中的课堂讲演做一点论证示范。

1919年以后，学术讲演蔚然成风，诸多著名的西方思想家都到中国演讲，如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罗素（Bertrand Russell），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新闻学家威廉士（Walter Williams）等。日本人犬养毅（いぬかいつよし）认为，学校、报纸、演说是“传播文明三利器”[18]。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现代报人登上大学讲台讲授新闻学知识，就是三大文明利器的有机结合。进而，如果这个讲演平台是北京大学这样的舞台，那就更是抢得了传播的制高点。上文提到的9部出于课堂讲义的新闻学著作，其中两部出自风云际会的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而其他7部基本上出于籍籍无名的学校。对于一个新兴学科的撰述，需要一个好平台，如同学术上尚未出道的学者一样，亟需一个好“名头”，亦即，除了作者的确有功力，能够写出扎实而丰赡的内容外，学术传播平台和学术身份至为关键，它涉及到学生认可、出版便利、学术传承等多个方面。具体言之就是，知名学校课堂上的优秀讲演，以白话表达营造现场气氛，影响到学科内外的学生，进而形成白话式学术语言，辐射到出版界。其中，白话是彼时学术发酵的酵母。

陈平原说：五四时期“学者的公开讲演，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白话诗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来协助完善白话的表达功能”，“白话能写成‘美文，白话还能表达深邃的学理——只有到了这一步，白话文的成功方才无懈可击”[19]。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出版几年以后，就不满意30年代以前那种过渡状态的半文半白的表达，他曾想用完全的白话来改写他的书，使它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20]。既然能改写，想必有原来的基础，比如讲演基础;也可以想见直接面对读者进行白话讲授时对他此前此后著述时心态的影响。白话文在戈公振身上的成功于此可见一斑。当然，上述学术表达的白话化自有社会风潮的影响，但是，对于并不是白话文的提倡者的戈公振而言，其表达必定有更多的课堂讲演的折射。

在上述梳理和探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总结、梳理新闻讲义与学术名著之间的种种关系，如分析优秀讲义产出学术名著、优秀讲义未能产出名著的个中原因，比较学术名著出于讲义、名著跟讲义无关的不同学术形态。而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以9部新闻学名著讲义与并非讲义出身的新闻学著作以及其他讲义进行比较，以窥见其学术名著形成的特质;详细考察社会思潮、教育体制、学术制度等在讲义与名著之间的关联作用。不过，要想获得深透认识，期间必须解决重重困难，如，搜集第一手资料，见证课堂讲演现场、学生反响情况、教师教学学术成果，从而厘清从课堂教学到名著生成之间的种种学术传承细节，这些都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功夫。

三、如何考察这些“成名”因素

笔者将按照“明确对象-准备理论与资料-拓展比照-攻‘重克难-延展思考”的逻辑思路开展研究。具体而言，明确对象就是要圈定研究的新闻学名著。笔者认为，在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史论著及相关著作中得到重点讨论或集中推介的便是学术名著。准备理论与资料是指深入接触高等教育学的文献，了解大学教学学术理论，以及广泛阅读关于中国现代学校、教师、教材、课程、课堂、学生以及学术史的研究论文;通过年谱、传记、日记、通信、档案、校史、回忆录等途径搜集资料。拓展比照是指基于历史地考察文史哲讲义与学术名著产出的关系，以此作为整个研究的入口，为宽口径地认识新闻学讲义与学术生产的关系打下基础。因为民国教育家朱家骅说过：“一个大学的哲学和史学部门往往决定它的思想的方向。”[21]一时引领学术风潮的文史哲学科的讲义能够很好地导引我们去认识历史真相。攻“重”克难就是要围绕研究重点与研究难点，纵横交错地开展核心研究，厘清不同年代新闻学讲义成为学术名著的形成特质，比较优秀讲义产出学术名著与优秀讲义没有能够产出名著之间的个中原因，也比较学术名著出于讲义、名著与讲义无关的两种不同情形。延展思考是指在比较中完成先前研究的总结与提升，并提出延展性的思考与启示。

确定研究对象是第一步。现代新闻学著作不算很多，但也不为少，况且，如何认定这些著作哪些是名著，可能也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因此，通过抽样分析的方法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研究一开始，为圈定新闻学名著，笔者主要检视了《新闻学大辞典》（甘惜分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裘正义著）等8本词典或学术史、新闻史著作和《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东方出版社，1996年）、《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6种中国现代学术丛书。如果某种新闻学著作被检视对象中的2/3多数选中，同时又被作了较为重视的处理（如开列专门的“节”或“目”进行讨论），就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它就是新闻学名著了;如果某种新闻学著作只被检视对象中的超半数选中，那就是准新闻学名著。这样，我们最后选定了上文所列的12种新闻学著作。

接着，在正式研究中，笔者运用文献分析法、知识社会学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開展工作。文献分析法贯穿研究始终，尽可能广泛搜集和分析有关新闻学学者的日记、档案和学术传记等历史资料。知识社会学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历史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它把新闻学名著与作者及其所生活的社会联系起来，根据其显在的内容看清新闻学知识的成因及系谱、知识的实质及其与学校教育的关联。比较分析法用于比较不同年代产出的新闻学名著，也比较不同教学主体、不同教育环境对于新闻学名著产出的影响，还比较3部新闻学经典讲义与其他新闻学讲义、与并非讲义“出身”的新闻学著作以及与非新闻学科的讲义，以窥见其学术名著形成的特质。

研究学术史，不仅要研究文本，还要关注文本以外的东西，包括要研究学术与教学之间的关系。一个研究如果以独特的视角为新闻学科建设、为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求解，那么它不会奢谈大学教学与科研的诸多方面，而只就新闻学术研究如何源于课堂教学去做历史梳理。将新闻学科讲义与新闻学术名著形成结合起来思考，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地。广搜、深研研究对象的年谱、传记、日记、通信、档案、回忆录等材料，发现第一手历史资料，回到教学学术现场，既服务于本研究，也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在前期研究中，笔者发现，与文史哲讲义的名著化过程比较，新闻学名著的形成同样有赖于作者深厚的学养、强烈的责任意识，外加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的前提条件。各类名著多数产生于拓荒时期，有开风气之功;期间需要依赖于知名编辑的功夫，需要反复地出版传播，也依赖于学生的传承与美誉。各方合力才能进一步引领学术风潮。

在以后的研究中，笔者将严密论证阅读史料时产生的如下学术灵感：20世纪初，服务于解除业界困境的新闻教育，具有了学术名著的初步潜质，其通过与社会思潮相激荡，成为学术名著;新闻学作为新兴学科，如果与强势学科兼容，借助历史学、文学等传统学科的优势，将为其名著化过程铺平道路;21世纪以来，新闻专业主义热潮兴起，研究新闻学术史的学者回溯至20世纪本位新闻学时，助推了3部新闻学名著的定型。当然，“身荣书贵”的现象也所在多有，绝大多著名讲义产生于作者小有名气之后。以新闻学科的名著为例，《新闻学》出于作者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后;《实际应用新闻学》出于邵飘萍名满京华、饮誉全国之时;戈公振讲授《中国报学史》時，已经做过《时报》总编辑，担任过上海新闻记者联谊会会长，已是著名记者了。

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怎样？学术生产在多大程度上与教学有关？除教学内容的深钻新研之外，必定有一个学术生产的框架决定着教学成果的成名路径，中国现代新闻学名著的产出路径就为此提供了一个思考范本，它也必将成为那些一生“以本（科）为（根）本”的大学教师的重要学术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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