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土地革命时期红色歌谣研究综述

2019-04-19

宜春学院学报 2019年2期
关键词:歌谣苏区革命

李 霞

(宜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宜春 336000)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结合中心工作,以书面及口头形式创造和传唱红色歌谣(或称“革命歌谣”,新世纪以来多用“红色歌谣”)。回到历史中,这些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健康的艺术趣味的歌谣歌曲,”[1](P3)是阶级矛盾深化后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是党领导苏区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是苏区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是革命艺术创造的重要内容;从今天来看,它们是记录苏区革命斗争史的活化石,是研究党领导苏区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历程的宝贵文献,是解读革命文化艺术创作的重要文本,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革命精神教育的重要教科书。

一、红色歌谣的兴起与传唱

1920年代,早在苏区红色歌谣诞生之前,中华大地就兴起了“歌谣运动”。这里的“歌谣运动”,是新诗发展史上对新诗形式和出路的一种积极探索,是“文学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操演。”[2](P85)相关人物有刘半农、沈尹默、顾颉刚、董作宾、胡适、周作人等,主要的运动有北大歌谣运动、刘半农的拟山歌创作。这些运动具有鲜明的学术研究意味。同时,新诗向“歌谣”这一民间载体的大众化转向,仅仅是少数诗人的“自觉”,且这种“自觉”也仅仅局限于为新诗服务。当然,新诗转向的尝试也暗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

“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革命发生由此经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活动中逐渐开始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兴起,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政治意识在诗人们的作品中出现——左翼文学整体上与“中共革命的意识形态发展相配合,与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实践形成呼应”,在实践中加速了中国文艺大众化的发展步伐。比如左翼团体下设的“中国诗歌会”,就主张文学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第二,包括革命歌谣在内的革命文化形式在广大革命根据地一经兴起,就产生重要影响。“这些歌谣政治色彩浓厚、内容积极向上、语言朴素简洁、地方特色鲜明……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宣传革命、动员群众、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凝聚军民力量的重要作用。”[3]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革命的实际中逐渐认识到歌谣是启蒙工农群众革命意识的重要工具。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以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4](P100)为此,红军的宣传工作必须特别重视革命歌谣的收集整理工作,并且责成“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部编制委员会负责督促及调查之责”。[5](P747)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的大会的报告》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红色歌谣运动作为“农村俱乐部运动。”[6](P311)

“革命文件不如革命口号,革命口号不如革命歌谣。”[7](P52)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红色歌谣逐渐由由群众自发、即兴的创作转变为苏区政权领导下的自觉、主动的创作阶段。许多早期领导人如毛泽东、澎湃、方志敏、瞿秋白等都曾编写或运用传统民歌曲调填上新词创作各类红色歌谣。“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就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8](P34-37)红色歌谣在苏区广为流传,为革命造势,“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一首山歌三个师”,形成了积极的宣传效果。而当时在白军中也流行一首顺口溜:一怕红军刀枪镇,二怕兴国山歌声;刀枪镇来头落地,山歌声来勾掉魂。

二、红色歌谣的内在结构

总的来说,土地革命时期,红色歌谣在苏区的兴起与传唱是历史与逻辑、政治与文化、传承与创新、思想与艺术的内在统一。

第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毛泽东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9](P708)文艺形式的变化不仅仅是形式的变化,它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而直接促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正是火热的革命实践——红色歌谣这一文艺形式的兴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整个土地革命发展进程是直接关联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那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P122)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红军进行残酷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借助其掌握的宣传机器进行反共宣传,挤压工农红军的生存空间。国民党把红军描述成“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共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11]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坚持一手抓军事斗争,一手抓舆论武器,强调“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12](P70)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撰写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一文,提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13](P96)红军先后创办了《战斗报》、《红军日报》、《红星报》等70多种报刊,采取出版报刊、书写标语口号、表演戏剧歌舞、宽待俘虏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红军的政策主张。

第二,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委员部在1933年发出的《文化教育工作在查田运动中的任务》第四号训令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在目前一切基于战争,一切服从战争利益这一国内战争环境中,苏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中一个不可少的力量。”[14](P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党对文化教育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作用是有科学认识的。红色歌谣与单纯的文艺的、学术的五四歌谣运动不同,它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主题,即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战争动员,构建以革命文化为核心的政治话语体系,推动实现以建立新的人民政权为目的的政治胜利。如在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韵语的歌谣、曲调的编制、散发,政治消息的壁报的张贴,尤其是工农白话小报,于宣传的动力非常之大,尽可能创作此工作”。[15](P4)以工农革命的事实和豪绅阶级的罪恶……编成戏曲歌谣来表演,使群众对革命发生愉快的兴趣”[16](P6)可以说,把歌谣这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形式与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也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文艺手段争取革命胜利的历史自觉和伟大尝试。

第三,传统与创新的统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大革命根据地以乡村、山区为主,还有不少地方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历来有以民歌民谣表现个体情感和生活诉求的基础。比如闽粤赣地区的客家山歌,江西的兴国山歌,湖南的龙船调,河南的采茶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当这些传统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歌谣,与革命、反抗、夺取政权等时代主题交织在一起,必须也必然焕然一新,实现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换:从艺术特色和语言特色来讲,红色歌谣有效利用了民间曲调、音节、方言、衬词,同时也广泛使用白描、排比、重叠等民歌技巧。同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适应战争生活的歌谣词曲较之过去的歌谣,更加朗朗上口、直抒胸臆、铿锵有力;从风俗与历史传承来讲,过去的歌谣主要是纯粹的、生活化的自娱自乐、情感倾诉、风俗人情,而现在是主题相对集中的启发民众阶级意识觉醒的创作,实现了由个人苦难向阶级意识、自怨自艾向奋斗抗争、怨懑之曲向时代之歌的转变;从创作主体来讲,过去是劳动人民为主体,而现在既有工农群众的自觉创作,包括儿童、妇女等,更有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当然,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

第四,思想与艺术的统一。由于广大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有较大难度,而用红色歌谣宣传革命思想、革命理论、革命目的,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推翻封建专制政权、推翻国民党政权,推进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军事建设、加快农业生产,鼓励参军报效祖国、参加革命翻身作主、宣传游击战争思想,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途径。如《共产党十大政纲歌》:“共产十大政纲,全为穷人主张,各条都很重要,作为革命榜样,特别详细说明各项,各个同志须记心上。……世界无产阶级,大家联合一起,苏联是我榜样,更要团结一致,快快推翻反动统治,努力实行共产主义。”[17](P55)这些红色歌谣的思想性、革命性、斗争性十分鲜明。其内容和形式是相互依存的。因为,好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同时,红色歌谣的艺术形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其内容的单纯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形式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同时它的艺术特色也是十分鲜明的,如果说过去民间流传的歌谣多半属于黯淡的灰色调,那么这些革命歌谣则以它的“红色”夺人耳目。她们承继了传统歌谣浓烈的情感、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象和朴素的语言,又在情感力量、语言节奏、音律曲调、演唱情境、审美倾向上表现出与以往民间歌谣大不相同的艺术趣味。

三、红色歌谣的搜集与整理

我们对目前能找到的已出版的革命歌谣作了如下不完全统计。

战争年代,早在1927年9月,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战士在攻克醴陵县城后,编唱起“干革命,心要强,冇得洋枪扛土炮,梭镖杪子好武器,锄头扁担当刀枪,只要武器抓到手,幸福的日子万年长”[18](P574)的歌谣。1929年6月,湘鄂赣边特委关于党的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兵运等问题文件中就指出“韵语的歌谣、曲调的编制、散发,政治消息的壁报的张贴,尤其是工农白话小报,于宣传的动力非常之大,尽可能创造此工作。”[19](P4)1929年8月,湘鄂赣割据区内一般民众大都能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建立苏维埃的歌调,许多的农村妇女和小孩子也能唱得出[20](P8)。湘鄂赣边境革命工作中发放歌谣等宣传品使群众对革命有所了解。不定期的革命刊物有《十曲歌谣》等,在群众中的影响力特别大。至1933,湘鄂赣苏区不少文献资料都曾指出革命歌谣发挥了重要宣传作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要重视革命歌谣的搜集和整理,对红色歌谣兴起传唱影响深远。为此,1930年初,兴国县第十一区苏维埃政府编印了《红军歌曲集》,同年4月和11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分别编印了《革命歌曲》第一、二集。此后,中央苏区专门编辑出版了大量歌谣集。如共青团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编委会以丛书形式先后出版了《革命歌集》(1933年3月)、《苏区新调》(1933年11月)、《革命歌谣集》(1934年1月)、《革命歌谣选集》(1934年1月)、《革命山歌小调集》(1934年10月)等歌谣集。苏维埃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等单位编印刷了《歌集》(1932年12月)、《儿童歌唱集》(1933年6月)、《四川新调》(1933年10月)等。《革命歌谣选集》的编者在后记中做出了对红色歌谣的评论:“我们也知道这些歌谣在格调上来说,是极其单纯的;然而,它是农民作者自己的语句作出来的歌,它道尽农民心坎里面要说的话,它为大众所理解,为大众所传诵,它是广大民众所欣赏的艺术。”[21](P117)在革命根据地的教材、文艺专版、专栏中,如《工农报》、《少年先锋》、《红星画报》、《儿童文学》、《工农兵三字经读本》、《赤色国语教科书》、《列宁初级读本》、《工农读本》、《战斗日报》、《列宁青年》、《支部生活》、《红孩儿读本》、《列宁读本》、《反帝拥苏联刊》、《儿童读本》等,也刊登过不少革命歌谣。各种文艺机构、文艺组织,如文艺队、口头宣传股、列宁室、音乐股、俱乐部、游艺股、歌谣小组等也相应建立起来。

建国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为缅怀革命先烈,在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山西、四川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革命歌谣搜集整理与出版工作。《星火》文学月刊开辟了“红色歌谣”专栏,陆续刊登红色歌谣,发动广大读者和作者,对散处各地的歌谣进行搜集整理。整理出版的书籍有《广东民歌选第四辑——革命歌谣》(1952年),《陕甘宁老革命根据地民歌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选,新音乐出版社,1953年),《闽西老区革命歌谣》(陈炜萍,福建人民出版社,1954年),《大别山老革命根据地歌谣选》(冬池采辑,作家出版社,1957年),《革命歌谣选》(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革命歌谣(广东民歌选)》(广东人民出版社编,1958年),《大革命时期湖南的革命歌谣十七首——革命歌谣》(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两条半枪闹革命——关于方志敏的歌谣》(罗宁收集整理,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革命歌谣选集》(曾静华采辑,安徽文艺出版社,1959年),《四明山革命歌谣选》(中共余姚县委宣传部等编,东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湖北革命歌谣选集》(湖北省采风委员会编,1959年),《红色歌谣》(江西作家协会主编,1959年),《革命歌谣选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翻印,1959年,原书出版于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是青年实话丛书的一种),《红色儿童歌谣》(江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

60年代有《吉林民间文学分类集之九——革命歌谣》(吉林大学中文系,1960年),《革命歌谣》(学文化文库编委会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革命战士歌谣选》(解放军文艺社出版,1961年),《中国革命歌谣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革命歌谣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63年),《安徽革命歌谣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62年),《竖起红旗打天下——江苏革命歌谣》(江苏省民间文学研究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63年),《有了人马好说话(江苏革命歌谣彩插)》(江苏民间文学研究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65年),《(如东县革命歌谣)天翻身地打滚(1911-1949)》(如东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南通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1991年),《革命歌谣选辑(油印本)》(天津市红桥区少年之家,1966年)。

70年代较少,仅有《中国近百年革命歌谣选(反侵略反压迫歌谣)》(1973年),《公社添新花(文革期儿童革命歌谣),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红色歌谣》(江西文艺编辑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湖南革命歌谣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红军歌谣》(田海燕、高鲁,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

80年代,《闽西革命歌谣》(福建省龙岩地区文化局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选(1932-1982)》(四川省达县地区文化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印,1982年),《川陕苏区红色歌谣选》(1981)年、《安庆地区革命歌谣——烈士诗抄》(安庆地区文联选编,1981年),《右江革命歌谣》(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1982年),《陇东革命歌谣》(高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陕南革命歌谣选》(陕西省汉中地区群众艺术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川陕根据地革命历史歌谣集》(杜中等,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1984年)《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选编,四川文艺,1985年),《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歌谣三百首》(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1985年),《红安革命歌谣选》(红安县革命史编写,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万载人民革命史料2——歌谣歌曲辑》(中共万载县委党史办公室,1986年),《宝应文史资料第5辑——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歌谣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歌谣》(刘朝汉、刘邵军编,汉中地委党史办公室,1987年),《通山苏区革命歌谣选编》(通山县县志办公室,1987年),《武穴市革命历史歌谣》(中共武穴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88年),《扛着梭镖跟贺龙》(1988年),《鄂西革命歌谣》(中共宜昌市委当时办公室,1989年),《湘鄂西苏区歌谣》(彭佑明,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

90年代,《远安革命歌谣选》(1990年),《(油印稿)永嘉县革命歌谣》(1990年),《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谢济堂编,鹭江出版社,1990年),《江西革命歌谣选》(危仁晸,1991年),《陇东红色歌谣》(梁中元,内部资料,1991年),《湖西老区革命歌谣选》(邓贞兰,江苏丰县文化局,1992年),《饶平革命故事歌谣选》(中共饶平县党史研究室,1992年),《洪湖革命歌谣》(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1991年),《泰兴革命歌谣集》(谢义侠搜集整理,泰兴市党史办公室,1993年),《孝感老区革命歌谣选》(夏新波云力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琼崖革命诗词歌谣集》(王万江主编,海南出版社,1993年),《陇东解放区歌词选》(吕律,内部资料,1995年),《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鹭江出版社,1996年)。

进入新世纪,主要有《潮州革命歌谣集(1925-1949)》(潮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编,2004年),《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中共巴中市委、巴中市人民政府主编,2005年),《红色歌谣》(徐腊梅,2007年),《红色歌谣》(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红安革命歌谣选》(桑俊,2009年),《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梁文化,广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红安革命歌谣研究》(桑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红色歌谣》(王焰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红色歌谣集》(田海燕),《陇东红色歌谣》(高文、巩世锋,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江西苏区红歌谣》(张涛,2011年),《湘鄂赣苏区革命歌曲戏剧选编》(杨朝伟、张嵩,武汉出版社,2013年),《苏区革命歌谣》(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年),《红色历程的音乐记忆:湘鄂西洪湖苏区红色歌曲歌谣与研究》(2011年),《麻城革命歌谣》(李敏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井冈歌谣——井冈山斗争时期革命歌谣集》(陈平梅,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从全国范围来看,总数为百本左右,且多为红色歌谣的汇编。

上述仅仅是对红色歌谣编著及编著再版的不完全统计。从对中国国知网相关期刊论文的查找来看,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起始于1959年。即管林的“广东革命歌谣的特点”(1959年)、马家骏的“陕南老根据地的红色歌谣”(1959年)。60年代至新世纪前不足30篇。至2018年,以红色歌谣或革命歌谣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章为200篇左右。

笔者以期刊论文为主,在中国知网(www.cnki.net)中以“篇名”为检索项,以“红色歌谣”为检索词,以2000-2018为起始时间段,共有信息126条。

表1 红色歌谣期刊论文数量统计

(仅为CNKI数据库中以篇名为检索所得数据,不含其他数据库与检索项。检索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

表2 2004-2018年CNKI中112篇“红色歌谣”研究地域统计

从表2可以得知,当前红色歌谣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央苏区、赣南、湘鄂西、井冈山、川陕、百色、洪湖、陇东、大别山、陇东南等地,湘鄂赣、赣东北、闽浙赣等主要苏区研究较少;从民族区域来看,主要有土家族、回族、壮族以及客家民歌等。

表3 2004-2018年CNKI中126篇“红色歌谣”论文研究视角统计

(仅为CNKI数据库中以篇名为检索所得数据,不含其他数据库与检索项。因同一篇文章中可以设计多项数据,结果为累计叠加。检索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

从表3可以得知,红色歌谣研究类型从大类上看,包括总体性研究与地域性研究。总体性研究主要有九类。地域性研究参照表2。

第一,研究红色歌谣的兴起传唱、曲调来源、主题类型等。第二,研究红色歌谣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教育价值。如红色歌谣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红色歌谣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德育价值、旅游价值、审美教育价值、社会教育价值、声乐教学价值、廉政教育价值等。第三,研究红色歌谣的艺术特色、语言特色(用词特点)、文化学阐释、与民间艺术民间思想的关系。第四,研究与红色歌谣创作、传唱有关的革命人物等。第五,以女性视角、儿童视角展开研究。第六,研究红色歌谣与革命文化、革命精神的关系。第七综述研究。包括地域性红色歌谣综述及总体性综述。第八,红色歌谣与旅游开发。第九,特色化研究,包括红色歌谣传递的人际意义,红色歌谣的档案式保护等。

这些成果有三条叙述线索。一是从革命歌谣到革命。分析革命歌谣兴起,其较之于其他宣传工具的优势,其内容、特点、地位、价值等。如户华钢在《湘鄂赣苏区革命歌谣的兴起及其价值》一文中指出,“党的宣传工作者利用民歌民谣的形式把新的革命词汇及浅显的革命道理,融进当地百姓耳熟能详的旋律之中来进行政治宣传、革命动员”[22](P21),“依靠口头宣传的革命歌谣比起书面形式的标语、传单更容易让人民群众接受,口口相传的革命歌谣也更容易迅速地在湘鄂赣苏区发展起来”。[22](P21)三是从革命到革命歌谣。即从革命话语体系构建的维度分析革命歌谣的实践功能。如向德彩《革命歌谣中的阶级话语》一文指出“革命歌谣是将革命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革命的日常生活话语的重要领域,是中共革命重要的话语实践,是中共向革命群众传播其革命意识形态并实现革命动员的重要途径。”[23](P102)一类是从革命歌谣到革命歌谣。即分析革命歌谣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如刘宗涛在《关于革命歌谣问答》一文指出:评价作品不能离开时代,革命歌谣是革命斗争年代强有力的武器……歌谣形式通俗易懂,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如果诗人不是从当时的斗争实际出发,强调表现“自我”,用“现代派”、“象征派”或所谓“朦胧派”等创作方法来写革命诗歌……很难在群众中流传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25](P105)。正如学者任先大在“论湘鄂赣苏区文艺创作的革命功利意识”指出的:“纵观湘鄂赣苏区的文艺创作,作为一种宣传,它已经尽善尽美地完成了历史赋子自己的光荣使命。但作为一种文艺。它还某种程度地存在着标语化、口号化的倾向。[25](P60)上述研究对革命歌谣所具有的为阶级立言和为历史作证的价值、启蒙阶级意识的价值、文学艺术的价值均有涉及。

四、未来研究的思路与展望

第一,夯实理论基础,避免研究缺乏深度。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26](P314)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更多直接接触,是从“左联”时期开始的。1930年,冯雪峰翻译发表了《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一文,其内容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论述。随后,又有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郭沫若翻译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曹葆华、天蓝翻译,周扬编校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欧阳凡海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赵季芳编译的《恩格斯等论文学》。正是通过这些论著和译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得到了更为广泛深入的传播,并日渐在当时的文艺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正如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在《致斐·拉萨尔》中提到的,“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27](P347)在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中,要坚持“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辩证统一,即不光要看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还要将作品放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看其内容如何,是否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体到在红色歌谣的研究中,就是能否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红色歌谣改造现实、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功能;能否构建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辩证红色歌谣文艺观;能否确立红色歌谣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价值立场。

第二,拓宽研究视域,避免研究冷热不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创建了大大小小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别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根据地,后扩大为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此外,还有湘鄂赣根据地、海陆丰根据地、琼崖根据地等。从当前红色歌谣的研究总貌来看,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研究较多,而有些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明显偏弱,比如湘鄂赣苏区,革命歌谣搜集整理较少,仅在《江西革命歌谣选》(危仁政,1991年)、《江西苏区红歌谣》(张涛,2011年)、《湘鄂赣苏区革命歌曲戏剧选编》(2013年)中有所体现,其他则散见于《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1990年)、《湘鄂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1996年)。学术研究论文则仅有一篇。这里当然有革命根据地本身历史影响力大小的原因。但随着研究的日趋深入,我们完全可以将视线从过去研究相对成熟的地方转移到过去比较陌生、研究相对较少的地方,因为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将使党史、军史、革命史的研究更加丰满,线索更加清晰,链条更加完整,更可以从历史的细微之处还原革命道路、革命理论、革命文化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不断加强相对薄弱领域和环节的研究,也有助于将富有地方特色的红色资源开发利用成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第三,丰富研究角度,避免研究的大而全。从对表三的统计分析来看,未来研究应该从四方面着手。一是开展专题史研究,包括红色歌谣创作人物专题,研究与红色歌谣创作有关的革命人物,如胡筠、张警吾、高咏生、瞿秋白、阮山等,当然也包括对一些民间的红色歌谣创作者的挖掘研究;红色歌谣与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专题,如土家族、壮族、回族等;出版物专题,研究刊载红色歌谣的报刊杂志等;红色歌谣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专题,研究红色歌谣对应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如彭黄起义、平江起义,人物如彭德怀等;红色歌谣中的儿童与女性形象等。二是展开特色化研究。过去的研究多集中于红色歌谣兴起与传唱的历史背景,红色歌谣的教育功能与价值,红色歌谣的类型与类别,红色歌谣与革命文化、革命精神等。从当前来看,就红色歌谣论红色歌谣的研究较多。未来可以多做一些关联性研究,如红色歌谣的时空分布与革命情势、革命历程的关联性,红色歌谣的发展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关联性,红色歌谣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联性,红色歌谣兴起传唱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的关联性,红色歌谣兴起传唱与革命话语体系、政治话语权构建的关联性,红色歌谣与当前我们党提倡的以文育人、以美育人的理念的关联性等。三是开展跨学科研究。以往红色歌谣研究主要是从党史党建、文化学、音乐学的。可以积极借鉴民俗学、民族学、口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方法等展开研究。四是展开红色歌谣在当前开发利用研究,如改编创作,舞台剧,进学校进社区,与旅游开发、文化产业联系起来研究。

猜你喜欢

歌谣苏区革命
红星照耀下的湘鄂赣苏区
苏区人家
幸福歌谣
春天的歌谣
《春天的歌谣》
苏区创业致富人
任弼时与湘赣苏区的“肃反”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粉红革命
掀起秋冬潮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