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琴安

1996年秋，女作家戴厚英在家中遇害的事件发生后，一时轰动海内外。

初识戴厚英大约在1972年秋，我正在崇明岛上的前进农场战天斗地。当时，戴厚英作为上海市的文学工作者，与曾文渊来我们这里了解农场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我那时一边在连队参加劳动，一边为农场的文艺宣传队编节目，正在场部，便作为农场青年的代表来与她交谈。

记得是下午在场部的一间集体宿舍里接待她的。那时提倡艰苦奋斗，农场生活很简陋，屋里连水泥也没铺，是高低不平的泥地，光线很暗，我和她各自坐在相距仅约一米的兩张单人床边交谈。旁边是简陋的小办公桌，上面放着两只大茶缸，也没茶叶，只有白开水。她那时也不过30来岁，偏长一点的短发，戴着眼镜，穿一件深褐色的两用衫。完全是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大多数情况都是她问我答。谈话态度相当温和平静，对我们农场青年的业余生活很关心，问得很仔细，也很具体，我都一一如实回答。她还问我自己有些什么写作打算。因为我当时正在写一个剧本，对农场生活也有些感受，便大言不惭地说了自己创作上的一些设想。

她听得很认真，时而点点头，以一种平静的目光望着我，令我至今难忘。我们的谈话进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出来时才发现，曾文渊和我们农场的办公室副主任龚介民在另一间屋里交谈。后来才知道，他俩当时是作为上海市委写作组派到农场来调研农场知青的文化生活的。

十年后，戴厚英以小说《人啊，人！》一鸣惊人，我也通过读研究生而成为一名文学工作者，一次和妻路过上海作协，突然想起戴厚英在里面，顺便进去看望她，正巧她在。十年不见，彼此都为突然重逢而感到高兴。她除了稍觉老一点，其余与我十年前的印象差不多。只是手上多了一支雪茄，抽起来显得很老练，也平添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派头。

她的谈吐仍像十年前那般温和，并有一种从容感，询问着我十年来的情况。她的询问多半是跳跃式的，有着很大的随意性，所以我的回答也很随意。她一边听，一边点头，一边抽雪茄，显得很平静，使我想起了初见面时她那平静的目光。我自读了大学以后，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早已抛诸脑后，没想到的是，她对我十年前的创作设想居然还记得清清楚楚，令我惊讶之余，也深感几分惭愧。这也许是我们这次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了。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