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翔

黄土已经落在我的腰间了

这些年里，我们的生活一直被一个词袭击着。

这个词就是沙尘暴。

每年的开春，我们都要遭遇这个词，不是在天空下，就是在文字里。以至于它成为一个梦魇，或一种宿命，步步紧逼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因此，在这个季节里，我不敢朗读或相信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句。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我是在远离黄土以后，在一个万物开花的平原上，却连年被沙尘暴骚扰着。确切地说，我是从黄土的腹地，向南后退了很远的路，从一个黄土漫漶的原上，来到平原舒展的长安。

我以为生活在这里，一生也不会遭遇沙尘暴。

然而错了。就在我来到长安的第二年，沙尘暴也在这里着陆。

突然地刮风，突然地起尘，突然地燥热，突然地昏暗，加上少许的雨滴，我对沙尘暴的感觉是：天空、大地、村庄、城市，都变成了一个模样，都有一个黄土裹着的壳。人更是一样，像一群灰头土脸的俑，在大秦帝国以后的土地上，没落地行走着。

谁在一部小说里说：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是闻着漫天漫地的土腥味，眼睁睁地在白天，懂得了夜的黑。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黄土，落在长安的天空里？我一直埋头在唐诗里，阅读这座我热爱的城市。被诗意里的唐朝陶醉，我很少抬头张望。等我有一天无意识地抬起头，唐诗里的天空不见了，只有漫天黄土，等待着收留我的泪眼。

谁让天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怀着很深的失望，想回到马坊去。我不知道此时此刻，那里有没有沙尘暴？但我清楚地记着，马坊的天空，也落过黄土，只是与这些沙尘暴很不一样，不会在我的那群乡亲们的心上，留下天象里的任何一丝的恐慌。

我出生的马坊，是天下黄土最多的地方。

我從小到大，生活在贴身的黄土里，对它没产生过半点憎恨，有的只是热爱。因为我从马坊这块土地上站立起来，开始一个新生命，穿越生活要我们接受的众多艰辛时，从父母最原始的教诲里，我懂得要保证我们吃穿的所有东西，都来自黄土。

我细数了一下，在我们身上，从吃到穿的东西，说不上富有和贵重，但它的数目，却是很繁多的。一个人每天的吃住行，需要多少物质的支撑？这样一月一年累积起来，一个在黄土上至少活过七十岁的人，一生要消耗多少东西呢？没有谁算过，也算不清楚。就是这些算不清的东西，黄土在每一个年月里，或丰盛或贫瘠地，都为我们准备着。就是人死后，要给棺材里放的柏朵，黄土都会在每一个村子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散漫地生长上一两棵柏树，供一个村子里的人，为死去的亲人上路时，送上一把柏朵，好让他躺在劳动了一生的土地上，不再遭受虫子的侵害。

在我们村子里，只有在庄背后与耿家山的平地上，生长着几棵柏树。

我每次看到它们，都有一些敬畏。并从它们树冠的旺盛与衰落上，判断村上逝去的人的多少。

我说黄土落在马坊时，心里是喜悦的。不像说沙尘暴落在长安，心里是恐惧的。事实是，黄土落在马坊，是一个漫长的创世纪的过程。你想想，这么厚的黄土，需要多少亿万年的降落和堆积？

不仅因为是诗人，我一直把黄土落在马坊的过程，想象得很美。

事实应该如此：尘埃一样的黄土，还在落着，而且永远没有尘埃落定的时候。只是我在猜想，第一粒落在马坊的黄土，它的遗迹在哪里？从考古学的意义讲，这一点很重要。

当它落下来的时候，碰到的是岩石，还是水波？它遇到的第一株植物，会是什么？这些问题，恐怕上帝也说不清楚。我的意思是，它至少在后来的《诗经·豳风》里应该找得到。因此，我每读诗经时，都注意到在祖先的诗句里，亲切摇曳的每一种植物，猜测哪一种，是最先与黄土遭遇的。我没有答案，但我看每一种都有可能。特别是麻和莼菜，它们在大地上的高古、珍惜和另类，让我觉着它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为此，我在写诗时，始终不忘用一定的笔墨，多写写它们。

我更想知道的，是它遇到的第一个人。黄土从天空里落了多久，才落到了人的身上？那第一个被黄土抚摸的人，一定感觉到黄土的温暖了？我知道马坊人的皮肤特别黄，是因为我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最先触摸到的尘埃，是天空中落了很久的黄土。他的新生的皮肤，就在那时，被黄土染黄了。

因此，黄色在马坊，永远是高贵和神圣的颜色。

过年了，我的乡亲们，搬一块黄土，用水化开，把家里的墙刷上一遍。在我家里，这是母亲每年都要干的事，而每年用黄土刷墙，最先是从祭灶的地方开始。

家里有病人了，要用一沓叫表的黄纸，点着了，在他的身上绕来绕去，以此驱邪。在每个再穷的家庭里，都有一些这样的黄纸，被随时放在手边。记得母亲多病的那些年，我家的炕席背后，压着许多黄纸。冬天夜长，我睡醒了，会把手伸到炕席里，摸一摸黄纸，希望母亲的病好得快一点。

这一切都告诉我，黄土落在马坊，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就像我在农村时，身上每一天都被黄土落满了，但用手拍几把，什么都没有，还是一身的干爽。衣服里的黄土，也是弹一弹，原来的黑白颜色，还是黑是黑，白是白。就像在农村里，你能说出很脏的东西很多，但你绝不会说：黄土很脏。

就是黄土落了你满脸，你也不会说。

因为黄土的亮色和细腻，你在马坊这样的乡村之外，再也看不到。

在我们村子里，用黄土建筑得最高大的物体，就是村东的土城。那是一村人躲避战乱的地方，是用黄土夯筑起来的，是可以抵挡枪炮的。站在每天的第一缕阳光里，土城的身上，泛着白里透黄的光。现在想起来，它站在我们这个没有宗教，却很有信仰的村子里，就像画家凡高笔下教堂，它泛起的黄土一样的金色，就是藏在一村人心里的光和亮。

而我在这里成长时，由于寂寞和烦恼，有很充足的时间，一个人坐在村子的里田野上，低头想很多事情。那样的过程中，我注视得最多的，是黄土一粒一粒地在周围的空气里游动。最后，它们都悄没声息地，落在身边的草叶上。有相当一部分，落在我的身上。最亮的一些，落在我的眉棱上。这些都是风吹的痕迹，它让黄土，在我游移不定的目光里，挽起一道忧伤。多年后，我才知道，第一个发现我的青春骚动的，不是我的亲人，是落在我身上的这些黄土。

马坊有一句老话，说人年龄大了，是黄土快要埋到脖子了。可见黄土落在马坊的过程中，是要让我们像庄稼一样，一天天在它里面成长。而最后，又要被它埋葬。这是生命的规律，马坊人很懂得，也就直接往出说。我生活到现在，也不忌讳这句话了，也就在诗歌文本的《马坊书》里写道：“把天空留给云朵/就像神把大地，留给我的手指一样/云朵在天空，触摸到了风/我在大地上，触摸到了/腰间的黄土。”

是啊，黄土已经落在我的腰间了。

到了这个年龄，我意识到在生活里，必须让吹落黄土的风，先吹走我们一生的泪水。就是在长安城里，面对年年遭遇的沙尘暴，也要明白，人的这一生，就是用灵肉，迎接各种各样的袭击。

这个时候，我想得最多的，是黄土落在马坊，也像我落在一户人家。

那是乡村精神，极度贫困的1958年，我的生命，也注定带着这些贫困，降落在我父母的贫困里。事实是，我的出生，在他们渴盼儿子的心里，是老天落在马坊的最金贵的黄土。尽管在以后的好多年里，他们的贫困，因我的降生加深，但他们的精神，却因一个儿子，在一个由亲戚、邻里组成的熟人乡土社会里，开始恢复着自治。

因此，在父母的生前就听见他们说，我是老天，落在他们身边的一把黄土。我很喜爱这个由父母说出来的，带有马坊的乡土气息的话语，我也把它，反复地写进了我的诗歌里。

我是躲在长安城里，目送走了今年的沙尘暴后，开始作这篇文章的。

我想明年，如果沙尘暴还来袭击我们的生活的话，我的心会变得平静一些。会伏在自己一生写得很苦的《马坊书》上，谦卑地写道：

“一粒沾有，一身黄土的种子/被风吹着，在马坊的原野上/要以死赶赴，一场/生的磨难。”

突然醒悟到泥土的隐疼

马坊能给予我的，首先是五谷。如果没有那些歉收的五谷充饥，我在那么贫穷的年月里，还能跟着父母活过来，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出生的1958年，是中国大饥饿的前夜。

等我从母亲怀里走下来，需要一把五谷喂养的时候，饥饿像一场大瘟疫，降临到每一块土地上。我的父母怎么也不明白，突然之间，土地就不打粮食了？那个时候，他们在马坊已经生活了四十年，虽然土地上的出产很少，但不至于养活不了人。

然而饿死人的消息，已经传到马坊来了。

我父母的第一个反应：饿死自己，也不能饿死孩子。

于是，他们赶在大饥饿之前，从瘠薄的土地里，收拾起所有能吃的东西，藏在屋子的一角。几年后，我知道我家的屋角里，那时堆着一些少得可怜的玉米和谷子。围在这些粮食的周围，是从地里捡回来的各种野菜的叶子。

再后来，听说我们的邻省甘肃饿死了几十万人。

父母更是恐慌。他们不知道一个甘肃省有多大，处在天地的哪个方位上，离我们的村子有多远。但他们去过泾河，知道这条河就是从甘肃流过来的。按照河流的自然启示，父母知道这个饿死人最多的省，就在自己的头上边。如果饥饿像流淌的泾河一样，很快，不就流到我们这边来了吗？

事实上，饥饿很快从甘肃的一些地方，把一些逃荒的人赶来了。

我们的邻居狗娃的媳妇，就是一个逃荒的人，村人一直叫她武都客。应该说，她是无目的地沿着那条破旧的陕甘大道，向着她认为的一个可以活命的方向，走到我们村的。

这是地理的缘故。这些从甘肃过来的逃荒人，越过泾河后，再翻過一架大山，最早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槐树林山下的马坊。尽管那时的马坊，也进入饥饿的边缘，但土地的平展，村庄的集中，还是让这些逃荒的武都女人，下了把自己交给这里的决心。

她们也走不动了，只有向马坊认命。

无父无母的狗娃，就有了一个武都客媳妇。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叫陕西的儿子。等我能理解马坊的世事了，我知道这个被我叫过嫂子的女人，很有些不一样。她在心里感激马坊，但她最终不会埋骨这里，她要留下个什么念想。于是，就把儿子叫陕西。果真，饥饿过去几年后，她被原先的男人领回甘肃去了。

我清楚地记得，她是从我们家走的。

因为母亲的为人，许多人都信得过她，包括这个逃荒的女人，她在临走时，嘱托我的母亲，照顾她年幼的陕西。我母亲一边应着，一边从我家的面缸里，挖出两碗白面，让她带上。这在母亲的经历里，应该是为上最远路的女人的、用白面的一次送行。此后，直到母亲去世，也不知道这个和她在马坊的泥土里，劳动了数年的女人的音信。

但她走的那天下午，阳光很好，只是我觉着身上很冷。因为我在墙角里，看到狗娃和他还不懂事的陕西。后来的很多年，我在村里见到的陕西，都是在狗娃的背上。

而对于整个马坊，这次饥饿好像只擦伤了人们身上的一点皮。

但泥土的隐疼，在那次饥饿之后，就被泥土感觉出来了。

就是我现在坐在长安城里，写我记忆中的马坊，对许多人和事的判断，也是以那次饥饿为依据的。甚至对众多事情的思考，都是从那次饥饿开始的。

面对马坊，要说大地的丰收，这只是近年的事情。自从那次影响我一生情感的饥饿过后，十几年里，在马坊的土地上，庄稼都是歉收的。我们的中学时代，就是我们与饥饿的漫长对抗。要供一个星期的吃饭，我们背在背上的吃食是什么，恐怕我们的胃，到现在也不会忘记。因此，我在用文字雕塑马坊的时候，能够立体地想象得到：泥土的隐疼。

泥土是有隐疼的。我们由地球缩小到中国，由中国缩小到陕西，由陕西缩小到永寿，再由永寿缩小到马坊，泥土的隐疼，就是这块泥土在养活人的过程中，日积月累下来的伤疤。我说不出泥土在马坊的隐疼有多少，但我可以肯定，每一个人在这里一生的遭遇，都会成为泥土的一种隐疼，被悄悄地记在每一个人的姓名下。

我在马坊生活了近三十年，我的许多遭遇，都在加重泥土的隐疼。如果现在能打开泥土的身子，一定能看得到，我在四年之中，是怎么痛失四位亲人的。这一切，或许被我身边的人忘记了，就是吹过马坊的风，也不再记得了。但我相信，泥土一定在我的姓名下，带有隐疼地记得一清二楚。就是一些细节，都有可能通过某一种庄稼的生长，放大到地上或者天空里。所以，每次回到马坊，我都希望一个人默默地低头走路，总想在大地或天空的某一处，看到我的过去。

因此，我知道一块土地，承受的东西远远比一个人一生要承受的东西多。而且，人在承受不了时，可以喊疼，可以逃避。而泥土能喊疼吗，泥土能逃避吗？包括庄稼的隐疼，草木的隐疼，牲口的隐疼，农具的隐疼，还有动物的隐疼，都集中在泥土的身上。有时我想，泥土在每一个日子里，就是以自己的隐疼，在消除万物的隐疼。

我也问自己，有多少隐疼，要泥土帮着消除呢？

其实，我在马坊那些年，对众多草木是一往情深的。也就很注意每一种草木的生长。我粗略地算过，大地上一般有的草木，在马坊都能见得到。它们大多在河沟、荒坡和崖畔上。土地的贫瘠，不妨碍它们的生存。没有雨水，它们很难旱死，只要有一点雨水，它们就会长疯。也就是说，我看见的草木，没有一种，不在大地上丰盈，也没有一种，不打破泥土的生命界碑，随时向大地，演绎一颗种子漂泊时的能量。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被风雨反复折磨着，它们折成几节的腰身，绕过云朵，也向天空大声地喊疼。

这样的喊声，我不只一次地在心里听到了。

然而，我帮不了它们。我还要用镰刀，把它们连根砍断。

这个时候，我感到我握着镰刀，虽然在大地上行走着，但不是一个劳动者。我有了一丝羞愧。为了生存，我暂时无法放下镰刀，我要继续砍伤草木。只是在我的意识里，第一次感觉到铁的撞击，一直从我的手心里涌出，不仅向着草木，也向着我的胸膛。

那些年，我也像一个本色的农民一样，在大地上收获庄稼。

当我的镰刀，向着成熟的高粱的穗子挥去时，我的手会轻微地颤抖。这样的动作，在一旁的其他劳动者觉察不出来，只有我的心能感应得到。我的手的颤抖，是因为我觉着高粱的颜色，应该最像我那个时候的脸色，就是有两酡红，被太阳晒印在左右颧骨上。因此，镰刀触摸高粱的一瞬间，就好像在我的脸上触摸，镰刀的锋利，似乎把我脸上的毛细血管，一一往外挑。

我一下子感到了心的隐疼。

这样的隐疼，应该迅速地往泥土里传递。

我身上的肌肤，也亮出玉米的光泽。

但一片庄稼，突然倒地的残景，没有撞伤我迟钝的心。真的，在马坊的那些年，被我们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庄稼，突然被我们成片地砍倒了，怎么就没有一点怜悯和叹息？为了在大地上收获，就不知道顾及一下庄稼倒地的感受吗？那时，一个乡土诗人应有的基因，应该在我身上成熟了。我也读过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常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最深。

那时，我的眼里也像他一样，常常含满泪水吗？

我后来坚定地认为：这是泥土的一次灿烂的死亡。

这样的死亡，每年在马坊，至少要经历两次。一次在夏天，具体的死亡者是麦子、油菜，一次在秋天，死亡者更多，我不想一一列出它们的名字，就让它们在我的胃里，继续温暖着一个从它们身边逃离出来的人。

而这样庄严的死亡，被我们毫无悲哀地忽略了，只留给土地去承受。

现在想来，每一块土地，都是用自己的死亡，在养活着人类。具体在马坊，就是南嘴稍、高硷坡、门岭上这些做过我家自留地的土地，用几十年的几十次死亡，养活着我。这么多年，我只知道把它长出来的粮食，心安理得地放在自己的胃里。压根不知道，一个人还要为土地做些什么？

我在回马坊的路上，突然醒悟到：泥土的隐疼，就在那些倒地后，还被秋风吹打着的庄稼的残枝败叶上。

我的胃里有五谷的花朵

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低下头来，抚着胸口追问：馬坊在哪里呢？

我只能这样自己追问自己。在我离开这里之后，在父母相继去世之后，没有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了。就是现在回到村上，能有几个人知道，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所有的陌生感，都会突然包围着我，都会让我在这块自己的土地上，站得很不自然。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一个人的故乡，就是他的父母。

父母在的时候，故乡就在。由于他们带着生命的气息，时刻与万事万物亲近，故乡就很具体和温暖，就是他们脚下的那块厚土，就是厚土上生长着的庄稼，就是庄稼围起来的村庄，就是村庄里的一片瓦房。说得再细一些，一声鸡鸣，一声鸟啼，一声狗吠，都是故乡的声音;一片云彩，一片落叶，一片炊烟，都是故乡的风物。

由于父母心存的爱，它们也就熟悉地围绕在我的身边。

现在呢，故乡走得比父母还遥远，遥远到需要来追问。

也是这种遥远，迫使我换了一种角度，或打开另一种思想，来追问马坊在哪里？这个时候，我一直问自己：父母在哪里？确实，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上，我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我知道他们就在那一块黄土下，安宁或不安宁，都成了一村人心中的鬼魂。这块黄土，接受过多少耕耘和播种，比起我痛断骨头的泪水，犁铧留给它的，都是一些肤浅的外伤。我以为每年的某个日子，我能悲悯地来到这里，一定是我在心里，听到了一些呻吟。

而每来一次，我都有一种带走了他们的感觉。

我由此安慰自己，父母就在我的心里，一起跟着我呼吸，也一起跟着我延续他们的生命。写到这里，我想起陈忠实的一本书，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作《家之脉》。我们常说的家脉，到底是一些什么呢？我们看见过吗？

我以为，能在自己身上看见父母的人，就是能看见家脉的人。

村上人也说，我在褪去年轻时的相貌后，越来越像我的父亲了。事实上，父母身体上的一些生理现象，也越来越多地在我的身体上出现了。比如我的胃，就像母亲的胃一样，对一些凉性食物特别敏感。比如我的声音，就像父亲的声音一样，在更多的沙哑中，透出一些刚硬。有一次，我取出父亲的照片，与他默默地对视着。我没有多少悲伤，因为时间已经把一切，换成一种比悲伤更深层的东西了。我正看得出神，弹钢琴的小女儿走过来，依偎着我，呼吸紧张地看了一会，很懂得尊重地说：“爸爸，你老了以后，一定像爷爷。”

我听了很欣慰的，因为他们确实就在我的心里。

我对女儿这样说：“爸爸现在就很像爷爷。”

合上父亲的照片，我想出这样一句话：身体里的马坊。

是啊，父母都走进我的身体里了，他们一生走过的马坊，能不跟着走进来吗？它们集体映照在我的身体里，就是一片家之脉，就是始终支撑我的一种精神。我也至此承认，一个物质的故乡，已经背离我了，只有一个精神的故乡，还被我背在身上，一刻也不敢放下。况且，我在物质上丢失了那份本该属于我的土地，房屋和粮食之后，再不能从精神上丢失它们了。如果在我贫瘠的身上，还富有地拥有一份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那就是精神里的故乡。

这些年，我也突然感觉到了一种沉重。仔细一想，并不是长安这座城市带给我的。现在明白了，是我身体里的马坊，在沉睡了好长时间之后，突然从每一个部位上醒来了。而我在心中，还能喊出名字的草木，已不是单一地生长在田间地头，随风摇曳的那些草木，更不是在我的草笼里，曾经散发出一路清香的那些草木，它们都像是父母一生俯仰天地，而精心为我编织的一个花环。

这不是高山下的，那一束英雄的花环。

这是在我的身体里，为我招魂的花环。

它天长地久地，为我要招回的，就是被我丢失了的马坊的魂。或者，它这么亲近地贴着我的肌肤，就是让那片滋养我的家之脉，在我的血液里，永远流淌下去。而我此刻的感受是，失去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一生惦记着：在越来越陌生的大地上，我还有一个身体里的马坊。

有一天夜里，我在睡不着觉的时候，从枕下抽出纸和笔，半躺着身子，快速地在纸上这样写着：“身体里的马坊/你应该知道，用五谷的/姿势和气色，从内部燃烧/我藏在目光深处的火焰，就像浑身裸体着/把一群人，放在隐秘的天空下/有风的灵犀吹拂着/我印满苍生的身上，有没有/一块土布的遮蔽/并不重要。”

什么重要呢？我想，如果我身上真有印满的苍生，那是最重要的。我想任何时候，不管我漂泊在远离马坊的哪个地方，只要能从我被马坊的风雨，反复吹打过的皮肤上，闻到马坊的一点气息，找到马坊的一丝影子，我就觉得我在这里，没有白活过。而我以前吃过的那些苦头，受过的那些屈辱，都算不了什么，都可以让风一次吹拂去。

有时候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文身的人，就想停下来多看上几眼，甚或想拍拍他的肩膀说：“兄弟，我也是一个文身的人，你能看得见吗？”

我绝对没有，也不会有他身上那些刺眼的图案。

我想我身体的每一寸皮肤上，都被岁月的刻刀，刻满了马坊的过去。如果把它一寸一寸地撕展开来，就会看到一个乡村几十年黑白分明的历史，不写在土地上，不写在天空里，也不写在纸张上，是写在它的每一个村民的身体上。因此，我一直从一些乡亲的表情里，阅读我的马坊。

从我的身体里，我想到马坊的山，想到马坊的水，想到马坊的土地，想到马坊的庄稼，它们以各自的形体、气质和秉性，对应着我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有时以为这些很神秘，有时也以为这些很自然。比如我写过的高岭山，一个被蓑草和洋槐花覆盖着的黄土山，在我们这块有着秦岭山脉的大地上，确实算不了什么。但我觉得，就是这座极不起眼的黄土山，以它不高的身躯，给了我一个最初的高度。我在它的视野里，第一次看到了一座唐朝的陵冢，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梦想用文字回到大唐去。我在离开它，从乾陵的东侧离开它的数十年后，终于从一个冬天开始，悲欣交集地写出了系列组诗《纸上长安》。高岭山，你在我心头埋下的这个欲望，我在完成的那一刻，抬起了伏案太久的头。我那时觉得，马坊的这座山，就对应着我在平常的日子里，抬得并不太高昂的头。

比如马坊的五谷，都装在我的胃里。这不仅因为在那么饥寒的年代，是这些五谷，简单地填充过我空荡荡的胃。而是在我微寒的胃里，那么温暖地装着的食物，是一些原本粗糙的粮食，经过一位女人的手，变成十分精细和贵重。应该说，我性格里的细腻一面和崇尚高贵，是一位女人用手里的五谷，先从我的胃里营养出来的。

这位手握五谷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

我抚摸我的胃里，都像有五谷的花朵。

而一个完整的马坊，就珍藏在我的身体里。因此，我在那一夜的纸上，最后记下这样一列汉字：“等我从夜色里，伸出/醒来的手，要抚摸马坊时/听见一些招魂的歌声，正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响着。”

这些伤口也是一个乡村的伤口

在长安住久了，对节气的反应，不是迟钝，而是彻底地遗忘了。

真的，城里人对许多东西，已不再关心了，包括对影响我们生活的二十四节气。从立春开始，城里人就不问花开花落。至于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这些让春天成長的日子，真正关心的人应该很少。到了立夏，城里人只知道自己怎么不受酷热。至于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让庄稼逐渐成熟的时令，根本与他们不沾边。到了立秋，城里人只记着张望天空。至于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些让大地在灿烂中冷寂的细节，被他们置若罔闻。到了立冬，城里人就只管自己冷不冷。至于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些让万物死而复生的情景，被他们关在屋外。

我心里很明白，再诗意的节气，到了完全物质化的长安，就只有冷热两种感觉。季节在城里人心里，只是记住热冷，记住换衣就是了。你要问衣着很时尚的人，雨水、谷雨、秋分是什么节气，能一口答上来的，恐怕不多。

而在马坊，一个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会给你说得很清楚。就像我的母亲，把每一个日子，记得不差毫厘。她是一生用农历计算日子的人，所有的节气，都烂熟在她的心里。因为误了节气，就等于误了生活。特别对一生种庄稼的人，靠的都是一本记在心里的农历。

我因此认为马坊人，是一群活在农历里的人，特别是我的母亲。

现在，就允许我坐在与季节无关的长安城里，回忆二十四节气中，一个告别寒露后，很快就要进入立冬的节气。

它叫霜降。

这个节气，在大地进入真正的冬天时，它是最后一道门槛。

在马坊的时候，只要季节一迈入秋天，我们就时刻提防霜降的到来。谁都知道，一个村子里的人，必须赶在这个季节里，把一冬的事情安排好。就像这个时候，你走在田野上，会看见很多动物，一趟趟地往窝里，转运大地上还剩余的粮食。这是神的旨意。他要万物，都要躲过冬天的寒冷和饥饿。因此，我们在秋天的地里，怎么精心地拣拾，都会有遗漏下来的庄稼，供动物们过冬。

有时，我会走到一棵树木的身边，突然停住脚步。因为有一群蚂蚁，正把一粒一粒的粮食，往一个不大的树洞里运。沿着它们储藏粮食的道路，我能在渐渐冷寂的天空下，窥视万物的心理。

比如一只黄鼠，从谷子成熟的一刻起，就往洞里运谷穗。我感动的是它的劳动态度。只要在霜降以前，只要大地上还有遗漏的谷穗，它们就不会停止储藏。其实，一只黄鼠一冬吃不了多少，但藏粮的意识，并不比人差。知道了这些，在冬天里，就有人扛着镢头，在苜蓿地里挖黄鼠的洞，从中夺取粮食。当时，我和一群孩子跟在他们的后边，看着挖出来的金黄的谷穗，很有些兴奋，根本想不到，这是人的一种残忍。

而在谷穗挖出之前，黄鼠早沿着四通八达的洞子逃掉了。

再看看这些挖洞者，多半是村上的一些懒汉。

每年的霜降之前，从土地里走出来的父亲，一定会把一年的农事，收尾得干干净净，不让土地和自己的内心，带上丝毫的遗憾过冬。这个时候，我眼中的父亲，是一位终于能坐下来的人。他在庄稼都藏进草编的粮囤以后，在地里的麦苗探出身子以后，在我家的核桃落下树以后，静静地一个人坐在院子里，能用一个上午的时间，收拾一把农具。

对着农具，他不会说一句话。但充盈在内心的敬畏和心疼，肯定是很多的。作为一个种庄稼的人，他对农具感激，只有在农具也要歇下来的时候，用自己的手，再摩挲上一阵子。

等到父亲把所有的农具，整整齐齐地挂在素净的屋檐下，他坐在台阶上，点着手里的烟锅，一种内心的满足，一定赶在霜降之前，在我家的院子里上升起来。这时，我会走过去，坐在父亲的身边，像他一样，也不说一句话。但内心的幸福，会从所有供我们过冬的粮食上走下来，也坐在他的身边。

等到收拾好这一切之后，父亲背着他土布织的褡裢，装上一些玉米，从门里走出来，沿着庄背后的一条小路，翻过木张沟，到一个叫韩家山的村子，换回一些柿子，往院子中的玉米架上一倒，就等着霜降以后，玉米和柿子被雪埋住，在寒冷里一点点变软变甜。我们坐在炕上，想起了下去摸一个柿子，在被窩里暖一暖，香甜就弥漫了一个屋子。

有一天，看见地里的庄稼突然被收净了，显出从没有过的空旷。我们走出去，也像没有了事情。这个时候，在一村人的眼里，我们是一群大地上的游手好闲者。我不想让更多的人指责，就一个人溜出村，在孙家门前的一片空地里，看一些虫子，从残存的植物的叶子上下来。我不会用手捏死它们，只想看它们下到地上后，要往哪里去？我所具备的常识，让我知道它们大多要钻入地里，在泥土的深处冬眠。当我清楚地看到一些我热爱的虫子，钻在一块土的背后，准备继续往深里钻时，我会捡起一些落叶，盖在它们的身上。

我对众多虫子的情感，就是在我无所事事的时候建立的。

我还看见它们中的一些，爬过青泥里的辙印，一寸或一厘米地，像在大地上移动思念。我的担心是，再过不了几天，它们就不能移动了。其中的一些，可能要在半路，就赶上季节的死亡。而我最担心的，是这些穿越青泥里的辙印的虫子，有可能被一辆走过来的马车，毫无声息地碾碎。

我那时不懂得，对于所有生命的死亡，如果你看见了，都得有个仪式。就像对这些虫子，我要是能做出某个哀悼的手势，我想，这些虫子在简单的一生中，会因此获得一些尊严。

这是在霜降以前，我在大地上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那时，我也不会跟随庄稼，赶赴死亡。但我应该关心每一棵庄稼，在我们身边茂盛地生长着，怎么就突然去接近死亡呢？现在，每到霜降的时候，不管长安城里反常的气温，会不会有一种进入冬天的感觉，我都知道在马坊，一地的白霜，是要显现大自然的萧飒的，要从村庄的某一个最高处，用浓重的白色，开始涂抹一年的寒冷。这时，我就尽量这样想想：我还在马坊生活着，我的父母还活着，我要记住，为他们加一件衣裳。

因为好多年里，是他们记着，为我加一件衣裳。

而我突然的伤心，还来自那些，落地后依然凄美的叶子。

我能数上来的，有桐树的叶子，有柳树的叶子，有槐树的叶子，有椿树的叶子。这些在马坊很普遍的树木，很舍不得脱去一身的叶子，尽量和西北风较着劲。

它们失去血液的筋脉，被我们的眼睛，误读成金色。

也被泥土，要不带病菌地腐化着。

那些天，我会把成堆的叶子，从大地上打扫回来。在诗人们，歌唱这些金色的叶子的时候，我和我的乡亲们，会躺在叶子煨热的土炕上，打发冬天在乡村的漫长。

偶尔，从一地的落叶中，金黄色地抬起，左右都很茫然的脸，我问自己：谁能说出，挺立在霜降的原野上，我硬朗的身体，要裂出多少，由于一年的劳动，而留下的伤口。

这些伤口，也是一个乡村的伤口，大多留在我们的双手上。这很好理解，劳动者的手，常年伸展在风里，被工具摩挲和震动着，手心的皮肉是坚硬的，手背的皮肉是松弛的。凌厉的风的最先到达地，一定是我们裸着的双手。有时候，我们真能听出，风在撕裂皮肉的声音。我在十多岁的时候，一到每年的霜降，手就开始皴裂。很深的口子，浸渗的血水，告诉我乡村的疼痛，全在我们的双手上。

霜降之后，这种疼痛，就会大块地显露。

有一天，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昨夜霜降。

并且一再解释，在这些年，这是最大的一次霜降，一个村子都白了。

我闭眼听着。这个时候，我怎么不在马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