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彪

《晏子春秋》称赞孔子是鲁国的“圣相”，此后历朝历代很少再有哪位宰相能够得到相似的赞誉。唐代李商隐的诗中称裴度为“圣相”，但仅是一家之言而已，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秦桧擅权时曾被比附为“圣相”，最终沦为笑谈。只有北宋真宗时期宰相李沆，凭借自身的作为与操守在历史上赢得了“圣相”之称。

李沆因为品行和操守而为皇帝所赏识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乡（今河北邯郸）人。其祖上三代都是地方官，且他自幼好学，气度不凡，父亲李炳因而预言他日后“必至公辅”，这也是对其子十分美好的期许。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李沆果然以很高的名次考中进士，获任将作监丞、通判漳州。李沆初入官场，很快就得到了前辈同僚的赏识。时任荆湖路转运副使的赵昌言认为李沆有“台辅之量”，并特地上表禀告朝廷，于是李沆的名声在京城内外迅速传播开来。三年后李沆任满回京，迁转为著作郎。宋太宗对他的才学早有耳闻，让他向丞相府呈送一篇讨论约束边将的文章。李沆写好文章，进呈御览，太宗非常满意，令其“直史馆，赐五品官服”，这明显是超规格的提拔。又过了三年，右拾遗王化基上书自荐，太宗再次想起了李沆，令他与王化基、宋湜一同考试，三人都被授以右补阙、知制诰。李沆在三人之中资历最浅、官阶最低，但最得太宗赏识，因而刻意将他的名次提升到了最前面。

李沆最初是因为文才和学识而进入皇帝视野，最终却是因为品行和操守而为皇帝所赏识。端拱元年（988年）科举省试，宋白担任主考官，李沆为副考官。当时宋白接受私人请托与贿赂，导致很多举子被无端黜落，京城很快非议四起，使得宋太宗不得不组织重考。在这场舆论风波中，李沆作为副主考却没有招致任何批评，其为人之谨慎持重由此可见一斑。

至道元年（995年），在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历练后，宋太宗终于任命李沆为太子宾客，以“礼乐诗书之道”教导未来的天子宋真宗。同时，太宗命令太子要用对待老师的礼仪优遇李沆，每见必拜。宋真宗即位后，李沆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宰相。

李沆在宋真宗面前直言不讳，

是宰相亦是帝王师

宋真宗是宋朝建立后第一位通过正常途径即位的君主，他和宰相李沆的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整个宋代的君臣相处模式。从李沆担任太子宾客起，直至他去世，他的一言一行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君主的决策。

在与西夏对峙时期，灵州（今宁夏银川）位于宋夏前线，被李继迁的军队包围，宋朝军民供给十分困难，因此有人建议放弃灵州。但朝野上下普遍认为，灵州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失去了灵州，那么周围的各州都将失陷，因此主张死守灵州。宋真宗颇为疑惑，于是询问李沆的意见。李沆回答说：“李继迁不死，灵州就不会为朝廷所有。不如派遣使者，秘密地召集各州将领，转移军民，搬空城池。这样西北百姓的负担才能够减轻。”李沆的建议非常务实，但是北宋自太祖以来，一直以收复中原故土为己任，将每一寸领土都看得很重，所以宋真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后来，李继迁不断侵扰宋朝边境，进而占据了灵州。这种情况果然与李沆此前所预测的一样，宋真宗于是更加尊重李沆的意见和建议了。

正因为如此，李沆可以在宋真宗的面前直言不讳，甚至敢于拒绝执行皇帝的不合理决定。驸马都尉石保吉上书皇帝，希望能得到“使相”的头衔。“使相”就是指节度使加封同平章事的头衔，与宰相并称，在晚唐五代时是极为荣耀的官职。到了宋代，虽然是个虚衔，但地位却无比尊崇。石保吉是开国功臣石守信的儿子、宋太祖的女婿，皇帝觉得以他的家世，加封“使相”也无可厚非，于是便向李沆提起了这件事。据史书记载，李沆是这样回答的：“赏典之行，须有所自。保吉因缘戚里，无攻战之劳，台席之拜，恐腾物议。”治理国家不能想当然，即使是加封一项虚衔也必须有所依凭。石保吉对国家和百姓没有贡献，就不能为他徇私，否则就会招致非议。后来真宗再三问起石保吉之事，李沆像最初那样坚持自己的意见。

加封“使相”尚且属于国事，宰相当然可以坚持己见，但对待皇帝的家事李沆依然谨守原则，自然是难能可贵的。据史料记载，有天晚上，宋真宗派使者拿着他的手诏，想加封刘氏（即著名的章献皇后刘娥）为贵妃。刘氏出身低微，在遵奉礼法传统的李沆看来，是万万不能封为贵妃的。于是他当着使者的面用蜡烛烧掉诏书，并对他说：“你只管告诉陛下，臣李沆认为不行。”这件事就被搁置了。作为臣子，即使曾经是皇帝的老师，能说出这样的话依然是需要勇气的。但正是由于有了李沆此时的努力，才有了寇准的“面折廷争”，才有了包拯的铁面无私，后来文彦博口中的天子“与士大夫治天下”也才会顺理成章。

李沆登上相位时，惊心动魄的储位之争业已落幕，载入史册的澶渊之盟也是他去世后，其继任者寇准完成的。但李沆为相期间，仍然时刻满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他的担忧在其去世之后的几年乃至十几年中，竟然一一得到了验证。后人想起李沆的高瞻远瞩、苦心孤诣，无不叹服他的贤明。

王旦是李沆的同年，李沆为相时王旦是副宰相，经常与他共事。时值西北用兵，政事忙碌起来，宰辅们有时到天黑才能吃饭。王旦不由感慨说：“我们这班人何时才能坐致太平，悠闲无事呢？”李沆说：“稍微有些担忧辛劳，足以成为警戒。他日四方安宁，朝廷未必没有大事发生。”后来契丹与宋议和，王旦问这怎么样，李沆说：“固然是件好事，然而边疆的忧患停止后，恐怕皇上渐渐产生奢侈放纵的想法。”王旦一度对此不以为然。然而，澶渊之盟后，真宗认为宋辽停战议和、西夏纳款归顺，都是自己的功绩。王钦若等人又組织大臣、百姓上书恳请真宗前往泰山进行封禅典礼，沿途果然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王旦亲眼看见王钦若、丁谓等小人从中上下其手，自己却无法遏制，这才认识到李沆的先见之明，叹息说：“李沆真是个圣人。”李沆“圣相”的称誉就是源于王旦之言。

李沆的施政方略不在于除旧布新，

而在于政简少变

宋朝建立后，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一政权，势必要对国家进行道德重建工作。李沆正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和操守的人。他能够位居宰相，不仅对当时的风气起到了正面的引领作用，也为其后的执政者树立了宋代官员学习的典范。欧阳修写作《相州昼锦堂记》、司马光写作《训俭示康》，都将李沆视为效法的对象。

李沆出身寒门，即使最终位极人臣，风光无比，也丝毫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李沆非常清廉节俭，他本人却不以此为满足。据说李沆为相期间常读 《论语》，还曾说过：“作为宰相，像是《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教诲，我还没有做到。圣人之言，可以终身诵之。”

有人曾上书指责李沆的过失，请求罢免其官职，真宗看后很不高兴，认为这些人不是良善之辈，只是想沽名钓誉、谋求加官晋爵，应当予以严厉责备。李沆说：“朝廷广开言路，如果言之有理，应该加以旌表，如果不妥，不交办也就可以了。何况臣等没有才能而位居台辅，如果被罢免，这是进谏之人对朝廷有所补益。”真宗感叹道：“您真是一位宽厚长者啊。”这无疑是皇帝对李沆品格的高度肯定。

李沆对待批评和建议总是可以从善如流，却并不喜欢来自下属和同僚的奉承。秘书监胡旦被贬往商州（今属陕西商洛）后，许久未获召用，他曾经和李沆一同担任过知制诰，听说李沆升任参知政事，连忙写信表示祝贺。他在信中历数前任四名参知政事的过错，认为只有李沆最有作为。话里话外，不过是在暗示李沆能看在旧日情分上，让其回京任职。李沆看完书信后很不高兴地说：“我绝不在人后而议论他的不是，何况想要夸奖一个人竟要贬低四个人。”在李沆为相的时间里，胡旦都没有被召用。

李沆不喜歡别人说长道短，自己也绝不搬弄是非，以至于在当时被别人称作“无口匏”，也就是无口的葫芦。弟弟李维把这件事告诉了李沆，谁知李沆早就听说了，但还是依然故我。真宗一朝，经常有大臣密奏言事，而唯独李沆不写密奏。宋真宗问其缘故，李沆回答：“如果是公事，那当然可以公开讨论，哪里需要密奏？大臣们提交密奏，不是进谗言就是谄媚，我向来厌恶这些，怎么会效仿呢？”《宋史·李沆传》称赞他“光明正大”，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李沆这位“圣相”并没有给北宋带来“盛世”。李沆本人虽然很有能力，但是他的施政方略不在于除旧布新而在于政简少变，他自言：“身在相位对国家没有什么助益，只不过是朝廷内外上奏的好事坏事，都按下不动。用这种方法多少能够报效国家罢了。”清静无为的思想在宋初虽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但也造成了人人因循守旧，不再励精图治的局面。李沆在世时虽然有所预感，但却没能防微杜渐。他去世后不久，各种遗留问题就暴露出来。宋真宗执政后期痴迷于天书封禅，一味粉饰太平，“一国君臣如病狂然”，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摘自《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