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俊珍

《中国通史》是“仰·穆：钱穆珍稀讲义系列”之一，由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而成。

钱穆先生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

在北大讲授四年，前来旁听的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尔后，钱穆先生辗转于中国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本书便是以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第三度讲授课堂记录稿为底本，可视为“《国史大纲》课堂版”。

尘封多年的讲义，更精粹的讲述。这本书以传奇的方式整理面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文稿虐我千百遍，我待文稿如初恋

在文稿处理的过程中，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原稿口语化以及半文半白的文风如何调和;和《中国文学史》一样，《中国通史》因为是课堂记录，大量保留了口语化的特色。比如目录篇章名以及行文，“见性情而有趣味”，却不正统，大多是信手拈来的随性标题。此外，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骆玉明教授所言，讲课跟著述不同，无法以个人专著的标准来度量。钱穆通史“各篇之间，简单的可以是寥寥数语，详尽的可以是细细考论，对均衡是不甚讲究的。而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误听啊漏记啊也总是难免”。讲者已逝，无处可资修正;记录者叶龙又值耄耋之年;加上年代久远，记忆闪烁，其中参差、失误错在讲者，抑或记录者，已几乎不可考。

鉴于以上问题，我们定下了初步的审稿标准：以原稿为基础，以综合古史典籍为史实准绳，以诸家版本映照钱穆先生的自成一系，从情怀上诠释钱穆先生的“温情和敬意”。

第一阶段，对照叶龙记录手稿及《国史大纲》，确认内容正误，同时提送两次专家外审。在保证文稿的基本面貌、基本质量的前提下，提请专家老师有针对性地侧重审读。第二阶段，结合外审、政审意见，修改历史知识性错误，排查敏感性内容。钱穆先生任性敢言，常有率性之语，审稿的过程，也是“排雷”的过程。第三阶段，查阅相关史料，核查史实，确真证伪，查缺补漏。这一阶段是最耗费精力的。在确真去伪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尤其是前期审稿中，哪怕有一丝疑虑，都必须审慎地斟酌，绝不能心存侥幸或者试图掩耳盗铃，否则等到最后发现，很可能前功尽弃，从头再来。第四阶段，文法核校，最后通览梳理。从篇章标题的适配性到逻辑文法，大到段落衔接，小到注释说明，等等，统一细查订正。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注释来源确定可靠，我们查询了大量权威性古史典籍、《辞海》等以及钱穆先生个人著作予以核查确认，同时参照各方意见予以调整，其中不少注释，来回多次，反复推敲，推翻重来。只求这文外的点缀产生些许兴味，满足“强迫症”读者对细枝末节的追求。

“没有创造的创造”

理想国创始人谈及《天才的编辑》这本书，曾说道：“一本书的价值，几乎完完全全来自作者独特的创造力，而编辑，只是协助作者释放他的能量。编辑不曾创造过什么，他只是参与了创造。”在《中国通史》的出版过程中，我所做的，就是在“参与”的过程中，尽力让自己更靠近作者。只有对作者产生认同，像“变色龙”一样尽量贴近和感知作者思想，才可能使成品更契合作者气质，也才更有可能呈现出作品所特有的品性。

治史一般讲究客观公允，忌讳先行主观。而钱穆通史，反其道而行之。当年《国史大纲》一开篇便开宗明义，情怀激荡;而今《中国通史》一脉相通。有如此情怀，才有如此见解。而讲情怀有没有错？只见偏激，不见深刻，当然错;但是钱穆先生显然不属于此类。钱穆先生的“情怀”说和“格局”论，令我一见如故。这种自发自然的认可和欣赏，帮助我在整个成书过程中，很快便“代入”进去。

钱穆先生的著作是必看的，如此前已出版的葉龙记录整理版《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可迅速了解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史观和文风，把握这类稿子的“尺度”。经典史籍《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汉书》《唐书》《晋书》等，成了查阅必备。一定的文学典籍也必不可少。因为钱穆先生文史兼通，从史学角度讲文学，而讲历史也同样以文论史，“四书五经”、《左传》《世说新语》等等，张口就来。与此同时，搜罗市面通行的人气历史读本，了解“行情”。其他通史版本，包括张荫麟《中国史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等。除上述之外，反观“民间写史”，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袁腾飞讲历史系列、高晓松“鱼羊野史”，易中天“品三国”系列等，他们的生动泼辣和钱穆先生的率性活泼，在“通俗”质地方面殊途同归。历史在不同“代言”的切换中产生了各种反差“萌”。

在一次次耳目相逢的交汇中，吕思勉《中国通史》的公允持正、傅乐成《中国通史》的客观条理、李舜臣《中国的历史》的简白有味、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的西方视角……这些人气经典读本，令我眼界大开，同时也更觉钱穆通史的特别。遗憾的是，限于精力和时间，很多书目只能暂时止于泛读。

除同类书外，闲暇之余，我会看一些相关的视频节目，如凤凰卫视专题片《我的中国心——钱穆》、《大师选择》《选择历史》等;其间，因缘际会，也去参观下国家图书馆难得一见的“甲骨文”展览，诸如此类。声色光影，耳濡目染，虽非刻意，人却无形中“活在了历史中”。

“任性”通史，“奢侈旅程”

这本书轻薄，极简，好看易懂，但并不是老少通杀、毫无门槛的。

钱穆先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候，以一己之力担起当时四名教授联手的“通史”课程，其识见，其学问通达，一般人不可及。也正因此，没有合适人选审鉴他的讲义，没有所谓现代“名人”来推荐他的稿子。因为一切起自一家之言，他人难以置喙。钱穆先生讲历史，内容涉及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国际形势各方面，讲述中他会习惯性地将年代、年号并用，历史人物古今穿插，历史演变中西对比……作为责编，我尽力复原现场讲述，保证原汁原味，让读者可以领略到大师风采一二。而读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常识储备，才能得窥门径。一旦得窥门径进入，则别有洞天。

从事出版行业至今，每一个项目结束，总会有各种遗憾的地方。尤其是这么一部通史经典，尽管抱着“一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的心态去做，到最后，仍然难免存在许多不足。所幸在整个成书过程中，我接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议和帮助，其中不乏一些热心读者。因为他们，这本书的遗憾才有可能最大化降低。有时，为了书稿整体通顺，“安全无虞”，对一些地方我不得不班门弄斧，进行一定的“修补”和处理工作。删改和保留之间的挣扎，一直贯穿于整个成书过程。对此，很多时候我是诚惶诚恐的：这样的擅自改动，是不是让文稿变得更好了，或者只是让它变得“正常”？没有什么比一本书更重要，编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希望它可以以更好的形态面世。

（本文作者为天地出版社综合分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