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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英殿修书处说起

2019-04-16黄璜

出版人 2019年4期
关键词: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物

黄璜

在紫禁城东城墙北侧靠近宁寿宫处有十几排清水卷棚的小院,一律灰砖灰瓦、朱门彩绘,被称为“南十三排”。民国时期,这里曾作为故宫的乐器展厅,将紫禁城的八音之美带给观众。与紫禁城特有的恢宏气势相比,这片游客难以到达的工作区显得有些不起眼。不过,对于“宫里人”而言,这里正是抽象的故宫文化被具象成出版物并传播到全世界的始发站——故宫出版社。

三月的一天,清晨八点,王亚民与往常一样,从东华门走进故宫,穿过红墙与绿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位故宫出版社的掌门人相当忙碌,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总策展人、故宫出版社社长王亚民提交了两个关于文物展览的提案。如今回到南十三排院子里,办公桌上已经堆满了待签的文件。不过在他今天的日程表里,第一件事是配合工作人员拍摄故宫出版社三十六周年的宣传片。

在宣传片的设计中,他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故宫出版的精神是什么?”

底蕴

王亚民是一个相当“老派”的出版人。1982年秋大学毕业后,王亚民便被分配到河北人民出版社,在此后三十余年里,担任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职务,可以说将整个职业生涯都贡献给了出版事业。对于自己的出版生涯,王亚民说:“成为出版人,或许是在前世修的一份缘,前缘难违,我只有尽心尽力承担它。”

1983年,在王亚民进入河北人民出版社后一年,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正式更名为“故宫出版社”)在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是唯一一家由博物馆主办的出版社。2006年,王亚民调至故宫出版社担任社长,此前,故宫出版社出书品种最少的一年还不到10种。

相比于很多出版界的老字号,成立于1983年的故宫出版社无疑是相当年轻的。不过,若从故宫出版社的前身——“武英殿修书处”算起,故宫的出版则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清康熙时,武英殿设为修书处。武英殿在整个清代都与出版事业密切相关,其刻书最繁荣时在清康熙至嘉庆年间,乾隆时达到顶峰。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均出自这里。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把整理、刊印、传播故宫文化作为一项自觉使命,通过大量的各类印刷品,介绍故宫的文物藏品、明清档案以及紫禁城宫殿建筑。

在历史长河的一个个时间坐标中,个人身处其中是渺小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故宫出版社也在用另外一种方式追求永恒。“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很多东西都成為过眼烟云。而出版这一文化形态却具有传承性,出版的书可以流传后世几十年、上百年乃至上千年,有一种永恒的价值。因此,故宫出版社的理念就是:坚守初心,营造一种精神去追求最具‘历史生命的力作。”面对镜头,王亚民回答了宣传片的那个问题。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王亚民也承认,这种出版事业某种意义上是寂寞的。

王亚民回忆,刚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是出版人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当时,图书市场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狂热中,也有很多真正有理想、有文化的出版人投身其中,将出版视为一生的事业。

如今,那个时代显然已经过去了。

这十几年里,出版业经历转企改制、集团化的浪潮,阅读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此,王亚民总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忧虑。某一天傍晚,王亚民走出南十三排,夕阳里,他看着紫禁城宫殿金色的屋顶,写下了这样的话:“从武英殿刻书,我想到许多编书人的命运,我也在内,总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这句话也被印在了由王亚民主编的《故宫出版记》一书封底上,这本书恰好是对他的故宫出版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他进而解释道,面对新的环境,纸质出版终究会逐渐衰弱,由此他也联想到,放眼望去,如今真正有价值的书又有多少呢?“将来的变化,书再编就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就近做好自己的事了。”王亚民说。

传承

尽管王亚民对传统出版抱有焦虑,但是故宫出版社依旧承袭前人编纂《四库全书》的匠心,持续不断地出版了《明清史学术文库》《故宫经典》《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家具全集》《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全集》《故宫画谱》、紫禁书系、“故宫学”等众多大型项目图书,加上有中国百强报刊、中国最美期刊之誉的《紫禁城》《宫》等系列为代表的出版物,形成了具有鲜明故宫特色的出版品牌。

可以看到,故宫出版社一直致力于呈现故宫的建筑之美、器物之美乃至历史之美,每一个选题的出发点都离不开故宫的建筑、文物和它们所涵盖的历史。王亚民直言,故宫是相当特殊的,故宫收藏着近186万余件文物,又是最大的皇家建筑群,同时也是中国对外的名片和窗口,这决定了故宫出版人特殊的出版思路。“故宫出版社编辑肩上的责任,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积累、创新与传承。”

而在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部主任王志伟看来,一直以来故宫出版人都有一种面对历史的责任感。“故宫不仅有将近186万余件文物、近1万间建筑,还有600年不曾间断的历史,但那些长期被束缚在历史书中、博物馆里的文物与建筑是不会说话的,要通过你的努力,让这些文物与档案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说。

而这,也恰好与故宫博物院的职能是一致的:在保护文化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好故宫文化的大众普及。故宫博物院一年接待游客1700万人次,但绝大多数游客的参观路线都是从午门进入,沿着故宫的中轴线穿过故宫的建筑群,再从神武门走出,走马观花,几个小时就逛完了。为了让游客能够多了解故宫,故宫博物院逐步开放故宫的可参观区域,举办更多的文物展览,并且通过文创和新的技术去拥抱更多的年轻人。“但是故宫有些地方确实不适合开放,所以让读者们体验这一切一定离不开我们的出版物,离不开我们的文创,只不过可能之前我们做的不多,现在做的慢慢的多起来,以后会越来越多,这对读者是一种引导,也是对我们的一种促进。”

在故宫的城墙之外,时代的观念在飞速变化,不过在南十三排的这十几排小院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为所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与历史专业相关,并且保有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能够轻易地在故宫这座宝库里找到自己追求的方向。

王志伟将故宫出版社编辑的工作状态形容为用百分之三十的积累和百分之七十的热情去做事,“很幸运的是,我的工作方向与工作兴趣百分之一万相符合。

最让外界羡慕的是,故宫出版社的编辑有机会去到故宫的地库观摩文物和档案最原始的状态,能够在那些未曾开放的建筑里穿梭。很多时候,身处故宫的王志伟会有一种历史重叠的错觉:每天上班必经的东华门,是过去大臣出入的地方,刘墉、董诰、纪晓岚这些响当当的人物都从这里走过,只不过时间上有200年的代差。这种与故宫互动的感觉是外界难以体验到的,也让王志伟沉迷于其中,而故宫历史之久远,馆藏之丰富,让他清醒地意识到,在这里做编辑,就必须得沉下心来。

作为故宫出版社中生代编辑,王志伟在宫里待了将近十年,在这十年里,当初刚进社时还在一线的老先生们都已经陆续退休。不过对于他而言,这些老先生们无论是待人接物的规矩还是对待故宫出版业务的严谨,都让入社之初的他受益匪浅。

“50年代的这些前辈们,是和当年民国故宫的大师们共事过的,从他们身上,还能感觉到民国故宫的一些味道以及当初大师们的风范。”北京人王志伟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地道。

时至今日,故宫里仍旧有不少老前辈到了本该退休的年纪,但仍活跃在业务一线——老一辈故宫人的做派成为了后来者职业的标杆,这无疑也是传承的价值。

与王志伟不同,进入出版社不到两年的骆艳接触到的老一辈故宫人还不多,但是她对故宫出版社依旧有着强烈的归属感。骆艳本科就读于南开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并且出于兴趣辅修了文博考古专业,硕士则继续进修文博考古专业,毕业后进入故宫出版社考古编辑室对她而言显得顺理成章——在故宫出版社,骆艳能够接触到大量一手考古资料,这足够让这位以专业为兴趣的年轻编辑兴奋起来。

平时住在潘家园附近的骆艳并没有感受到故宫城墙内外强烈的对比,每天中午天气好的时候,她喜欢到宫里四处转转,这是作为故宫出版社编辑的职业福利。

2018年,故宫博物院前院长、考古大家张忠培先生逝世一周年,骆艳参与到了《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当中,这让她多少对故宫出版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出版纪念张忠培先生的文集,并不是仅仅介绍他的学术成就,也不是要‘神话张忠培先生,而是要让更多人认识这样一位考古大先生,同时把更加人性化、活泼的考古乃至故宫文化带给大众。”

创新

在当下,绵延六个世纪的故宫在公众当中逐渐显露其多元的魅力,“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标志的强化达到一个巅峰。与之一脉相承的是,故宫出版社也通过崭新的形式,与读者前所未有地靠近。

1933年,故宫编者冯华编撰《故宫日历》,一年一出,作为赏用皆宜的普及性读物,在当时风靡一时,后因战乱遗憾戛然而止。2009年,故宫出版社以1937年版为蓝本,恢复出版《故宫日历》,并结合故宫文物与生肖文化,改挂历为书。日历一经推出,即引起了读者追捧,形成了国宝日读的风潮。历经十年,《故宫日历》从最初2010年印刷8000册,到2019年《故宫日历》系列总印数超过100万册,成为故宫出版社如今贴近读者的一个代表。

故宫的传承从历史中走来,又走向了未来。

在骆艳眼中,在来到出版社的这短短两年里,故宫出版社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创新是故宫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故宫虽然是老的,但一代代人是新的,我们要跟得上时代才行”。

2018年,故宫出版社联合奥秘之家推出了《谜宫·如意琳琅图籍》,这是一本互动游戏解谜书,以中国传统古籍的承载形式,讲述故宫的历史知识故事。游戏过程中主人公所遇到的谜题,都需要读者配合书籍和随书道具解开,难度由低到高,涉及藏头诗、字谜、灯谜等形式,包含礼乐度量、时令节气、棋谱书画、五行八卦等知识。

在游戏中,情节主线是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主人公周本和姚文翰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宫廷画师,而游戏角色之间对话与情节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但责任编辑王志伟强调,艺术加工也是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谜宫·如意琳琅图籍》中,主人公什么时间能够进入紫禁城、进入紫禁城之后能够走什么样的地方、见过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看到什么样的东西都涉及到了大量的宫廷制度,有些在官方文献中有记载,有些记载于名不见经传的文件和秘不示人的档案中,王志伟与宫廷秘史编辑部通过对大量的学术文献研究,尽可能地还原了游戏中历史的真实感。

在游戏当中,有一个情节是主人姚文翰参加了乾隆三十六年设在重华宫的三清茶宴,姚文翰与大臣们到早了,游戏中太监跟那些官员们说了一句话,“大人们要提前来到这个地方等待皇上。”而这时候的皇帝正在西苑紫光阁回来的路上。

这些细节都是历史真实的复现。“如果没有故宫专家的研究,没有前人的积累,《谜宫·如意琳琅图籍》是出不来这样真实饱满的效果。”尽管有些细节不见得被读者所捕捉,但是王志伟坚持认为,“当我们用真实的素材去塑造一个人物的时候,肯定比我们用那些不真实的东西拼出一个假人要强得多”。

实际上,这隐含了故宫出版的某种逻辑。依靠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以及文物馆藏资源,故宫出版社在专业领域的学术出版上无疑占据着优势。尽管依此而出版的学术报告、古建筑修复报告、专业论文集等图书印量都不大,传播范围也仅局限于学术圈,但这些耐得住寂寞的学术研究无疑可以帮助編辑们更好地理解故宫以及文物背后的故事,并且通过编辑的处理传递给大众。“尘封在故宫库房里的档案文献,有的还是满文,高高在上,离老百姓好远,把这些落下来就变成了一本本书”。因此,故宫出版社有了《清宫八大疑案》《清朝十二帝》这样大众向的书,出版之后也不断加印。

因此,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之上,王志伟笃定,“有了新的技术,故宫出版社的表达与传播将会更好”。

很显然,故宫以及故宫出版社都不排斥技术的创新。王志伟是故宫出版社最早使用AR技术制作《故宫月历》的编辑,在他之前,故宫博物院已经尝试过《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等新媒体传播的案例,并且大获成功,在他之后,还会有《谜宫》系列第二部《谜宫·金榜题名》等大量策划方案等待故宫出版社尝试。“在出版领域,我们一定要关注新的技术新的媒体形式,而且尽可能合适地运用到故宫的出版物里。”在与《出版人》杂志记者的交流中,王亚民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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