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陈庆贵

码字人常被称作工具，且不无贬义。其实，就天然属性考量，人人都是“会说话的工具”；同的是使用价值，不同的是价值。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将做学问概括为三重境界；抽象起来，做工具也不出三等品类。

《论语·为政第二》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者，强调表达态度，乃“修辞立其诚”也，借以表现真性情，在庞杂言说中抵达“文以载道”，在客观效果上臻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无论笛卡儿宣称“我思故我在”，抑或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强调和指向的，都是“是我所是，非我所非”的公民表达。

范仲淹向来“不识时务”，因口无遮拦而官运多舛，好友梅尧臣作诗劝诫他多学报喜之鸟，勿像乌鸦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范当即以同题诗宣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弥值玩味的是，范公于天圣八年与晏殊书如是写道：“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显然，无论罹遭何等困厄，范内心始终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改“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言可以立儒”本色。86 岁的柏杨宣布封笔之际再放豪言：“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1903 年，“不写作，毋宁死”的罗曼·罗兰，连续创作《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替英雄树碑立传，让世人“呼吸英雄气息”。他们殊途同归，借以悲天悯人感天动地的自由表达，实现了生命意义的升华增值。为生命做工具，堪称上品。

尽管古今中外不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真理殉道者，更有“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自由战士前赴后继，然而，写手也是俗人，是俗人就免不了衣食住行。无论杜甫之“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还是王安石之“因知网罗外，犹有稻粱谋”，抑或龚自珍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都在昭示一个常识：表达，首先要吃饭。历朝历代，为生计而码字者均不在少数。比如，现下不少媒体评论员为了工资，不得不被代表“东家”立场，唱不愿唱的“四季歌”。再比如，各类机构的职业“文字匠”，为了一份薪水做别人的“文胆”，不得不“为人作嫁衣裳”，写让上司高兴、取宠“东家”的文字，所写与所思，罕有“英雄所见略同”。为生活做工具，属出卖劳动力，借以使用价值获得价值，赖以养家活口，情有可原，无可厚非，可谓中品。

有一种做工具，既无生计之虞，又非职务行为，遑论真理表达。此类工具发乎内生主动，专事为权势张目献媚。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臭名昭著的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在纳粹德国宣传部长任上时，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将擅长煽动的“三寸不烂之舌”发挥至极致，被后人讥为洗脑的“宣传天才”“纳粹喉舌”“创造希特勒的人”。他被希特勒任命为宣传部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纳粹党所列禁书焚毁，开启对德国媒体、艺术和信息的极权控制。悲催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咒语也好，“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预言也罢，都是无人可豁免的历史定律。虽然希特勒自杀前任命戈培尔为德国总理，但其自杀不久，戈培尔便毒死6 个孩子后与妻子自杀。可以说，为献媚做工具不可原谅，只配称下品。

清人张潮有言：“傲骨不可无，傲心不可有。无傲骨则近于鄙夫，有傲心不得为君子。”我每每观看电影《叶问2》，总为剧中洪师傅的骨气而动容：当50 多岁的他与30 多岁的洋小伙比武时，因气力不济连番挨拳，宁死不屈，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堪“惊天地”，可“泣鬼神”。他说：“为生活我可以忍，但侮辱中国武术就不行！”我也要说，为生活“被工具”我可以忍，但自取其辱主动献媚做工具就不行！是言，与码字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