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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取消与身份焦虑下的孤绝凝望

2019-04-15姚舜禹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9年3期
关键词:断裂

姚舜禹

摘要:《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性文本,因其内部本身存在的美学张力而具有被重复阐释的可能性。《边城》的“边”在指明地域层面的偏远之外,实则还暗指了其内部时间维度的与世隔绝及人物关系之间的断裂,由此再来对翠翠形象进行审视,能够更为准确地探究翠翠的生命历程,重估其生命形式。

关键词:隔绝 断裂 凝望

《边城》的开头连用了七个“一”来暗示其地域的边缘性,而事实上沈从文在文本中所建构的边城,不仅是就地域而言的与世隔绝,更是在时间维度上的与世隔绝。如第三章中的叙述:“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三个节日过去三十五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是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按照正常的逻辑,时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以单向纵向的方式流逝,而不同生命个体处于时间中对时间的体悟则是多维的。但是在边城这一场域中,这一逻辑被进行了反转,大段的风俗画以及生活断面的展示暗指时间并不是纵向流逝,而是在横向的层面进行延展,历史、当下、想象中的未来,三者的界限被最大限度地淡化,乃至于处于同一平面,如第八章巫师迎神的歌谣一样:“洪秀全,李鸿章,你们在生是霸王……今来坐席又何妨……月白风清好过河。”时间逻辑的反转在沈从文此时期的创作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如《三三》的开头写道:“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它,在急流处筑了一座石头碾坊,这碾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叫杨家碾坊了。”《豹子、媚金与那羊》中在书写媚金的外貌时插上一段:“生长于二十世纪,一九二八年,在中国上海地方……但请他来想象媚金是如何美丽的一个女人,仍然是一件难事。”可见在此时期沈从文的创作中,时间的纵向流逝由一种客观存在的逻辑转而成为一种横向维度的叙事手段,“很早”“不知什么时候”“二十世纪”“一九二八年”实则都处于同一个平面维度,而其最终都指向个体在这种平面化时间中的内外脱节。外在时间的纵向流逝为个体生命的内在自我提供了一种无形的参照,使个体能够感知到自己的生命处于时间中并随之运动,而一旦外在时间成为一种横向的维度,生命的内在时间便与之脱节。从接受的角度来看,是人物性格缺少动态的发展变化,成为一种类型化概念,如翠翠、三三、萧萧是天真烂漫的代表,傩送、龙朱是神赋之美的代表,祖父、三三妈妈、年轻丈夫是淳朴善良的代表等。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都是出场即定型的,不存在进一步生长的可能。而从文学形象层来看,这是由于个体无法形成连续的内在自我体认。翠翠对于生命内在时间流逝的感知只是“到月就来的奇事”,却无法从生活经历与生命经验中指认自己内部生命发生的本质变化;祖父是“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五十年的时间跨度同样没有对老船夫的生命产生本质性变化,其内在生命也如渡船本身所具有的隐喻义一样,驶向没有任何差别的彼岸,这种周而复始的运动在平面上构成循环,老船夫以“撑船”作为自己的生命形式,自己同自己兜着圈子,却永远无法感知生命的变化并叩问其终极意义;对于边城人民整体,则是“各人自然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的必然期待”,利用端午、中秋、过年三个数十年毫无任何变化的时间节点去感知内在时间的流逝。基于这种时间逻辑的构建,个体内在的生命时间成为外在时间横轴上的孤立点集,其无法以生命经验作为基础使内在自我获得延展,从而产生一种指认断裂。这种断裂集中体现在多重身份的冲突与焦虑上。时间的横向铺展使个体本应在外在生命时间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主次有别的生理、伦理、文化身份也同样横向并存于个体中。如老船夫具有淳朴善良的公家摆渡人、翠翠的祖父及照料者、翠翠母亲爱情悲剧的见证者、顺顺的好朋友等多重身份;而翠翠则具有天真、美丽、善良的少女,老船夫的外孙女,因爱情悲剧而死去的母亲的女儿,大老、二老的爱慕者,爱慕二老者,顺顺的未来儿媳妇等身份;大老天保是憨厚善良的年轻人、顺顺的长子、傩送的哥哥和情敌;二老傩送则是英俊潇洒的少年、顺顺的次子、碾坊未来的主人、爱慕翠翠者、翠翠的爱慕者。文本中横向的外在时间维度取消了这些身份随时间流动而主次各异的可能性,使它们共时地存在于断裂的自我内在中(以翠翠为例,如果外在时间纵向发展的话,那么在其儿童、少女、姑娘的不同阶段,应当是老船夫的外孙女,天真、善良、美丽的少女,爱慕二老者分别占据自我认知相对主体的部分),从而令内在自我产生同一性混乱以及多重身份的焦虑。

场域的边界是经验的,而场域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对于与文化场域密不可分的人际关系域而言,其必然与文化场域发生相互渐染的关系。就叙述湘西世界中的人际关系而言,沈从文基于自己感性层面的偏爱向来淡化金钱、伦理等外在的社会性因素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而往往从内在、人性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如《柏子》中对与妓女和水手关系的描述“女人则帮助这些可怜人,把一切穷苦一切期望从这些人心上挪去。放进的是类乎烟酒的兴奋与麻醉”“一群水手同样做着那顶切实际顶勇敢的好梦,预备将这一月积蓄的金钱与精力,全倾之于妇人身上”,以及《贵生》中对贵生、金凤、五老爷三重复杂关系和《丈夫》中水保与年轻人之间友情的去价值判断化书写等。这样的人际关系叙述模式实际更深一步触及了人与人矛盾的根源,即生命内部矛盾。R.D.莱恩在《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切外在关系都是自我内在关系的投射,如果不将内在分裂的自我状态统一起来,是无法建立和谐的外在人际物际关系的。个体内在自我多重身份焦虑的外向投射所导致的人际关系域的断裂在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中大量存在,这和其自身生理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复杂性不无关系。《贵生》结尾贵生对杂货铺的纵火行为正是其在“五老爷的长工”“杂货铺的伙计”“金凤的爱慕者”三重自我身份割裂下采取的力图终结这种断裂的手段,《丈夫》中年轻丈夫、老七、水保、大娘之间复杂的生理、伦理身份所导致的断裂也必须以“两夫妇一早都转回乡下去”来进行消解。在《边城》中,这种身份不兼容性产生的外在人际关系域的断裂集中体现为动机、行为与效果的三重矛盾。老船夫在处理翠翠婚事上的态度和行为非常复杂,“翠翠母亲爱情悲剧的见证者”这一身份使得他最初在考虑翠翠的婚事时优先考虑的是“翠翠若应当交把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以避免悲剧的重演,之后当他意识到翠翠爱的是傩送而不是天保的时候,作为“翠翠的祖父及照料者”,他希望将翠翠的婚事“安排得对一点儿,方合道理,一切有个命”,然而这样的动机以及动机下的行为(取悦大老,暗示二老)却导致自己与順顺、大老、二老、翠翠的关系都出现了裂痕。此外,天保和傩送都是“爱慕翠翠者”,而翠翠却仅仅是“二老的爱慕者”,身份的不对称性使天保自愿“坐了那只新油船向下河走去了”,但成全弟弟爱f青的初衷并没有换来傩送与翠翠的美满生活,反而招致自己溺水身亡,顺顺、傩送与老船夫之间竖起隔膜。这三组无关乎对错的矛盾实则依然指涉沈从文在理性层面对于湘西传统价值的毁弃。

沈从文借身份焦虑所导致的内在自我域和外在关系域的双重断裂提出了具有更高现代性视点的哲学命题:人应当如何获得生命形式的内在连贯性,也就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建构者的结构主义”理论中所提出的“人在面对社会文化现象时如何能不无动于衷和不无能为力”这一问题,而他对于这一命题的思考凝聚于小说结尾和翠翠的命运中。翠翠的自我在多重身份的映射下處于伦理、亲情、爱情交织的龃龉与冲突中,而“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两种可能性对于翠翠生命的介入却表现出一种向生命形式连贯同一的复归,即以生命历程实现对其所代表的“人性美”的呵护。小说结尾中的“明天”是一个模糊含混的概念,就词源来看,明天既可以指“今天之后的一天”,也可以指“未来,永远”。上文提到边城中的时间是处于横向维度的一个概念,所以,此处的“明天”是一种能指上的概念,换句话说,也就是“明天”和“永远”在这种横向的外在时间轴中存在可能的交汇点。在这一交汇点所可能发生的事件是“傩送回来”和“傩送不回来”,而从小说结尾到这一可能的交汇点的过程(称为“无生”),翠翠的生命形式是一种不在场的等待。在《边城》文本中,翠翠的人性美具体表现为纯真、善良、专一、美丽、重视亲情,而这些人性美的要素,却无一不指向了翠翠有生阶段的爱情悲剧。因为善良美丽,所以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自己,从而间接引发了天保溺亡,傩送出走;因为纯真,所以对爱情怀有超越物质的理想化追求,并且羞于启齿向傩送坦露心迹;因为专一,所以不愿苟且接受天保走车路的求婚方式;因为重视亲情,所以拒绝了顺顺“搬过河街去住”的好意,而孤身守着祖父的墓葬等待傩送的归来。然而悲剧并不意味着悲观主义,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寂寞》一文中指出“沈从文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诚然,沈从文的美学追求是不同于哈代式的悲观主义的,也没有如废名一样走向审美境界的偏执从而陷入一种厌世和虚无,他更多的是以作品中所营造的情境去透射人生情绪的理想性。在小说结尾,翠翠没有因有生阶段的爱情悲剧而被毁灭,而是面向“明天”和“永远”的交汇点以寂寞,乃至孤绝的姿态去进行一种不在场的等待。翠翠有生阶段的人性美,是从其内在自我与外在关系的互动中抽象出来的,是她生命形式的一种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在场性的等待作为翠翠在无生阶段的存在形式,却是对有生阶段人性美的一种呵护,是一种精神向度上的复归,由此便造成了一种逻辑的反转:内在自我的要素是从有生生命历程中抽象出来并存在于生命形式中的,而个体却又以无生生命历程的全部存在形式完成对内在自我要素的整合与体认。这种逻辑反转并没有使翠翠的内在自我域更为分裂,反而使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整合。两段生命历程在时间和精神两个维度上都获得最大程度的契合,并成为一种“回溯式的存在”,这就为翠翠断裂的内在自我域提供了一种双向参照,内在自我域中孤立存在的点在这种双向参照下得到收束,也就是说共时存在的多重身份中,最能体现人性美的“天真、美丽、善良的少女”这一存在得到最大程度的凸显,而其他身份便处于被统摄的地位,从而在翠翠这种等待的过程中被有机地纳入自身的生命图景,使内在自我获得连贯统一。再者,就翠翠这一“非在场性”的等待过程来看,其面向的是“永远”与“明天”这一可能的交汇点,而它们将在何时交汇,这是无法得知的,但在《边城》中横向的时间维度内,这一交汇点与死亡处于同一方向。由此看来,翠翠也是“向死而生”的。无生中存在有死,面向有死以寂寞的姿态体验着无生,呵护着有生,这种逻辑下的生存形式使翠翠生命的质地与密度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延展与叠加,折射出一种崇高感与庄严感。而结合沈从文经常提到的“全圆”以及死亡隐喻的归一,这也暗指着至少生命可以在归一时构成全圆,得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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