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思礼

摘要：本文旨在对自居易《长恨歌》的主旨作进一步探究。面对爱情说与讽喻说二说轩轾的局面，本文试图通过辨析《长恨歌》“风情”特点，对诗歌进行分节梳理，以寻找诗歌中隐藏的李、杨感情升华的线索，并结合自居易自身的“湘灵情结”，对诗歌主题进行更为准确的概括。

关键词：“风情” 感情升华 湘灵情结

会昌六年（846），皇帝李忱写下一首追悼之诗，遥奠于洛阳去世的老臣白居易。李忱在诗中写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皇帝为臣下写悼诗已属恩宠，而从诗中流露出的追慕与悼挽之隋又是如此的恳切、真挚。这首诗充分表现出白居易对时代巨大的影响力，也正如诗中所说，《长恨歌》与《琵琶行》是白居易间巷皆知、妇孺能详的重要代表作。

《长恨歌》所叙述的是前朝开元时期玄宗皇帝李隆基与贵妃杨氏的爱情始末。《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此时去安史之乱爆发已有半个世纪。同《长恨歌》一起诞生的，还有陈鸿同题材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在小说中，陈鸿简要地交代了白居易作诗的源起：“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整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日：‘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仙游寺是颇具浪漫色彩的佛刹。相传，这里是秦穆公之女弄玉与郎君萧史修习仙术、最终飞升所在。极有可能是仙游寺中氤氲着的若隐若现的浪漫气息感染了白居易等三人，令他们追思与之相似的情爱逸事，并最终约定为李、杨“希代之事”作歌、作传。

诗歌的创作动机似乎并不复杂，只不过是诗人的一次游兴感怀。但后人对于《长恨歌》主题的理解却颇有分歧。目前，学界就这一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爱情说、讽喻说与双重说：“诸说之中，影响最大的还是‘讽喻规正说和‘歌颂爱情说……介于二说之间，又有影响较大而近来不甚流行的双重主题说。”

笔者认为，作为兼顾爱情与讽喻的双重说，在实现主题调和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导致了文意照顾不周、委曲求全的问题。因此，本文拟在对爱情说与讽喻说的轩轾之中，重新梳理诗歌意脉，既不轻许二说中的任一说，也不妄否任一说成立的根据，在试图避免陷入单纯的形式整合与意义累加的同时，寻找《长恨歌》更为准确的意旨内涵。

一、风情之考

陈鸿在《长恨歌传》中自述他写作的目的是“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将《长恨歌传》的主题指向借古讽今的方向。但白居易在谪居江州自编诗集时，却并未将《长恨歌》纳入讽喻诗的门类之下，而是将其收入感伤诗中。我们知道，诗人对于诗歌的自我认识，带有一种先天的期待与导引，往往最能烛鉴诗歌本来的意旨。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白居易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秦中吟》是白居易讽喻诗的代表。在这一联诗中，《长恨歌》出现在与《秦中吟》相对的位置上;同时，描述《长恨歌》的“风情”一词，也与描述《秦中吟》的“正声”相对。有论者认为理解这一联诗需要考虑其互文的写法，应将“长恨”与“秦吟”、“风情”与“正声”联系而非对立地去理解。这种观点认为，“风情”指“风诗之性情”，而“正声”则指“雅诗之声调”，风雅并举，因此《长恨歌》与《秦中吟》都是具有风人之情、美刺之旨的作品。显然，这种对《长恨歌》主题的分析倒向了讽喻说。

但是，如此理解便与白居易对诗歌的自我分类有所出入。仔细辨析这种说法，這一联诗是否采用互文写法，是其至关重要的逻辑支点。然而，进一步分析《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我们发现，以互文理解诗歌首联会造成诗歌内在联系的割裂，有碍于诗歌意义完整性的构建：“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正如诗题中戏字所言，这首赠予好友的诗充满了欢欣与诙谐的意趣。诗人在诗歌中以夸耀般的口吻向好友展示自己诗集编成，并列数自己的诗歌成就。在这种情致的关照下，诗歌颔联巧妙地插入诗人与好友诗歌酬唱、诗艺切磋的经历，幽默地显露出诗人在格律体与歌行体两种诗体上的不凡造诣。这可以看作是诗人从诗体角度出发对自己诗歌成就的梳理。而与颔联相对，诗歌首联则是诗人从诗情、诗旨角度出发所进行的诗歌成就分类。《长恨歌》与《秦中吟》分别代表了诗人在两个不同意旨的诗歌门类创作上的最高水平。这样，诗歌前两联就共同构成诗人玩笑式的炫耀内容，与后续的“身后文章合有名”“气粗言语大”等词句紧紧咬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意义整体。

这是对这首诗最为流畅、自然的疏通，也是最符合诗人创作心理的理解。倘若强行以互文写法来理解诗歌首联、认为诗歌首联寄蕴着诗人的创作理论，不仅会使整首诗的情调脱离与朋友玩笑般的轻松、直白而陷入研讨学理似的严肃、隐晦，还会使诗歌本来意义相勾连的两联脱节，破坏其所要共同体现的、对诗人诗歌成就进行分类的意义内涵。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这一联诗应当对立、对举地去理解，而非在互文意义下追求统一地去理解。

除去这首《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之外，白居易在诗歌中都曾提到“风情”一词。考察这些散见于不同诗歌中的“风隋”，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上引二句绝非互文，而是各自独立的句子：“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三月三日怀微之》“生事纵贫犹可过，风情虽老未全销。”（《梦得前所酬篇有炼尽美少年之句因思往事兼咏今怀重以长句答之》“年少风情长，官高俗虑多。”（《忆梦得》）“政事素无争学得，风情旧有且将来。”（《酬刘和州戏赠》）

我们发现，白居易对“风情”一词的认识有大致固定的意义范畴。在他的语言习惯下，尽管是不同诗歌中的“风情”，但词语内涵都较为集中地指向一个区别于衰老、尘俗的青春美好心境，并不具备所谓“风诗之性情”这样的意思。

从“风情”的意义所指出发，再审视《长恨歌》的整体特点，我们发现，《长恨歌》主旨的讽喻说先天便立足不稳。相比之下，爱情说更贴近诗人的创作心理。但是，也正因为我们所归纳出的“风情”一词在意义范畴上明显大于爱情这一概念，所以我们同样不能就此将《长恨歌》的主旨确认为爱情说，而须对诗歌文本做进一步的分析与理解。

二、情爱淬炼

第一，《长恨歌》主要讲述了玄宗皇帝李隆基与贵妃杨氏的情爱始末。我们可以根据叙事的环节将这首诗大致分为三节。第一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初得贵妃的过程。这一节辞藻奢靡曼衍、华赡铺陈，又暗有兴意，属于叙事的发端部分，共三十句。第二节由“渔阳鼙鼓动地来”起，而至于“魂魄不曾来人梦”收束，主要围绕战乱爆发、皇帝出避、贵妃殒命、皇帝无限追思这一连串情节展开，共四十四句。这一节极写皇帝悱恻缱绻之思，予无情之景物以深情，状旧态而拟新愁，刻摹生死绝隔之悲至真至诚，渲染笔墨之重，为全诗之最，属于诗歌叙事与感情的高潮部分。第三节则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开始，直至诗尾结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为止，共四十六句，讲述了皇帝委托道士寻访贵妃，道士于海上仙山中得见贵妃，贵妃托道士寄言皇帝之事。这一节于实事之外又虚化出两心相求、两心相誓的幻景，是皇帝情思的寄托，也是叙事高潮的余波与承接。在诗歌的感情上，这一节主要以贵妃作为抒发主体，其中既有真情交杂慨叹，又有渴慕梭织遗恨，如同萃取了上一节感情的真挚与忠诚一般，更为深邃浓烈，也更为细腻动人，是全诗感情的精华所在。

与陈鸿直接点出皇帝“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不同，白居易在第一节中隐去了贵妃本是皇帝之子寿王妻的事实，而是曲笔写成“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白居易将贵妃的出身还原成纯洁少女，从而为贵妃与皇帝的结合创设了一个合乎伦理的发展环境。这种婉转的笔触让人感觉不到另有所指的揶揄或是讽刺，反而使人似乎感到诗人一份别有用心的保护与期待寄蕴于贵妃的形象之中。

笔者认为，如果去掉传统的“红颜祸水”观念对诗歌理解的先人影响（正是这种传统观念诱发了陈洪所谓“惩尤物，窒乱阶”的写作意旨，以及长久以来《长恨歌》旨在讽喻之说的渊源），其实并不难发现白居易描摹贵妃的笔触时展现出的一份无可比拟的美感：“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贵妃因天然绝伦的美质而见宠于皇帝。诗歌同时指出，这种美的被发现是必然的，是不能回避、无法免除的。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是一种美的感知上的对比，不光是皇帝感受到了贵妃的出尘之美，就连同为女性的六宫妃嫔们也因受到这种美的冲击而惊，甚至自惭形秽。诗歌并没有直接描摹贵妃之美，而是另辟蹊径，将描写的重点放在美的感知效果上，从而实现了一种更为有效的强调。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贵妃的美在白居易对女性身体含蓄却不失大胆的描写中不断地具象化。凝滑的肤脂，娇柔的肌骨，披云般的乌发，迤逦而庄严、轻曼而娇美的贵妃形象不但征服了诗歌中的皇帝，也征服了世代读者对女性形容之美的追慕与渴盼，成为对盛世雍容之美的刻画典范。

《长恨歌》所要传达的美感是浓郁的，白居易对此也不吝笔墨。在第一节的三十句诗歌中，只有少数的句子带有几分讽喻色彩，“从此君王不早朝…‘春从春游夜专夜”“姊妹弟兄皆列土”“不重生男重生女”“尽日君王看不足”。皇帝确实是沉溺于贵妃不能自拔，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贵妃之美的确倾城倾国。但我们同样也应注意到，在诗歌之外、实际历史中，皇帝与贵妃的年齡相差三十四岁（玄宗皇帝生于垂拱元年，即公元685年，而杨氏则生于开元七年，即公元719年。玄宗皇帝于天宝四年，即公元745年，册立杨氏为贵妃时，已有六十岁），而作为一个花甲之年的男人，皇帝其实并不能真正给予贵妃与她年纪相适的青春爱念。白居易有意识地抹掉了皇帝与贵妃之间的年龄差异，但透过文本，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此时二者之间的感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爱情，而是更接近于一种类似爱情但并不那么纯粹的宫廷感情关系。皇帝真切地倾慕于贵妃的青春之美，虽然不是真正的爱情，但依旧像爱情一样热烈、带有迷狂的表现。皇帝的身份与权力给贵妃个人乃至其整个家族都带来了无上的尊荣与显赫，而贵妃在享受这种感情附带权益的同时，也心甘情愿地承受着皇帝的老迈与色欲上的所求。用现代眼光考量这种关系，它更像是一场权与色的交易。但是，其实无论是皇帝还是贵妃，他们从根本上都并不具有这种交易意识。从皇帝的逻辑出发，天下皆属于他，他占据贵妃理所应当，他赏赐贵妃的一切只是他表示恩宠的手段而非对自己老迈的抵偿;从贵妃的逻辑出发，作为宫廷中的女性，依附于皇权是她唯一的存活途径，于是美色也自然成为贵妃最初，也是最大的资本。在这种宫廷环境的惯性与作用中，皇帝的权力与贵妃的美色被安置在感情天平的两端，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并在开元年间清平政局下逐渐走向稳定。

但是，正如诗歌第一句所言，“汉皇重色思倾国”，作为二人感情关系主导者的皇帝，他更多关注的是贵妃的色相。这种因色而起的需求平衡在政局稳定的情况下或许会继续发展下去，但是一旦出现外力打破环境稳定，这种性质上本不对等的平衡便会遭到剧烈的冲击。于是在诗歌的第二节中，当战争猝然爆发之时，皇帝操持的权柄渐趋无力。在军队即将暴乱、皇权濒于崩坍的关口，依赖皇权而生的贵妃彻底失去了庇佑。“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说的便是这种平衡被打破时的情状。此时，皇帝与贵妃感情基础的脆弱性暴露出来。对于皇帝而言，权力在潜意识中倾轧了他作为男性对美色的追求，因而也进一步动摇了他与贵妃感情的根基。对权力的依赖让皇帝根本无法放弃丝毫权力，权力优先的原则也已成为皇帝潜在的思维逻辑，因此，皇帝在面对军队哗变之时，他内心中对贵妃美色的迷恋必然不及他对于权力的执着，而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感情也必然无法抑止他内心深处对可能丧失皇位、江山易主的恐惧。就在这一霎的恐惧与动摇中，皇帝被士卒们胁迫舍弃了贵妃，选择保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