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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童年的形而上学

2019-04-15杨妍璐

书城 2019年4期
关键词:伊娃苏格拉底落叶

杨妍璐

在距离瑞士苏黎世市区四十公里的阿尔蒂孔小镇住着一位从事哲学教育三十多年的老师—伊娃·佐勒·莫尔夫。前年冬天,我有幸去拜访了她所创立的乐园—考茨林(s?K?uzli),一个致力于推广儿童哲学和日常哲学的机构,会不定期组织家长和孩子进行哲学活动以及开展父母或教师教育的工作坊。据伊娃老师介绍,“K?uzli”在瑞士德语中的意思是“猫头鹰”,它在西方文化中象征着智慧,也寄托着伊娃老师的心愿:让“智慧”的光芒点亮童年。虽然“智慧”这个词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成了无处不在的东西,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交通等等都在人工智能时代应运而生,但伊娃老师想播撒的“智慧种子”显然不是知识化的、大数据意义上的价值渗透和灌输,而是通过团体探究让孩子们学会独立思考,学会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从而让其在成年后继续保持自己的好奇心和探究能力。伊娃老师当然不是第一个有这样想法的教育家,“与孩子一起做哲学”的教育观念事实上要从二十世纪的美国说起。

苏格拉底与六岁孩童

一九九○年,英国BBC广播电台播放了长达一小时的节目—《苏格拉底与六岁孩童》(Socrates for Six-Year-Old)。这部纪录片详细介绍了一项由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的马修·李普曼(Matthew Lipman)發起的哲学教育项目。李普曼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推动哲学教育是因为他认为,那个时代的孩子们普遍表现出缺乏好奇心和探究精神、逻辑思维能力低下等症状,这些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传统教育未能让孩子学会思考。如果要让儿童成年后成为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我们必须从小就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所以,在一九七四年,他辞去了大学里的工作,创建了儿童哲学发展研究所(IAPC),试图让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阅读一些带有思辨性质的哲学小说,并配上了教师手册。李普曼希望孩子们在阅读和讨论哲学小说的同时,构建起一个互相尊重和互相倾听的“探究团体”,从而发展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关怀性思维和合作性思维。他的计划在当时赢得了许多学者和家长的支持,尤其是这样的教育理念对当时的教育产生过一些冲击。

随后的几十年里,“儿童哲学”这一学科成为教育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儿童哲学教育计划也在欧美国家蔓延,并随着不同文化的参与而在内容上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在选择激发思考的材料上,在李普曼的哲学小说之外,老师们也采用绘本、艺术作品、新闻、电影等有趣的材料。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蒙特荷约克大学的哲学教授托马斯·怀特博格(Thomas Wartenberg)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他在带自己孩子看绘本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绘本中蕴含的哲学意蕴以及哲学探究的可能性。于是,他组织自己的学生进入小学和孩子们一起读绘本并思考绘本中的问题。在欧洲,学者们更多地把“儿童哲学”理解为陪伴孩子进行思考的活动,它不一定是为孩子特意设定的思维训练,而更多地强调对孩子思维成长的陪伴。因为这种“陪伴”不是用任何思维训练的材料能够替代的,哲学探究往往是在生活的不经意间发生的。在《小哲学家的大问题—和孩子一起做哲学》一书中,作者伊娃·佐勒·莫尔夫用生动的生活案例证明了我们与孩子进行哲学探究的不可预料性。在逛街的时候,孩子看到一个孕妇走过会突然问大人:“妈妈,我是哪里来的?”在下雪的时候,孩子看着漫天飞舞的白雪问道:“天为什么会下雪?”正如作者给我们的启示,很多时候孩子们并不是在期待一个基于科学的答案,而是追问这一切事物发生的意义。只有家长耐心地陪伴孩子一起思考,而不是绞尽脑汁强迫自己给出一个既定的答案时,哲学探究之旅才会启程。

“小哲学”的魅力

在《苏格拉底与六岁孩童》里,记者曾问李普曼:“苏格拉底与六岁小孩有什么关系吗?”李普曼回答道:“苏格拉底总是在发问,这和我们的小孩子是一样的。”孩子不知疲倦的发问也让同样是在大学教授哲学的加雷斯·B.马修斯(Gareth B. Matthews)惊叹不已,他曾在《哲学与幼童》中谈道:“孩子的天真是天生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期待哲学在孩子身上自然产生,至少是某一些孩子。”马修斯通过孩子们充满童趣的发问揭示了儿童本真的生活方式,哲学是植根于孩子天性的,孩子比大人更接近哲学,因为孩子远比大人对自然有更敏锐的洞察。不过,你在此肯定还是会疑惑:哲学总是给人以高深莫测、晦涩难懂的刻板印象,它怎么会与那些连语言表达都可能不太清楚的孩子建立起联系呢?就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提到一位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地区从事儿童哲学教育的哲学教授托马斯·E.杰克逊(Thomas E. Jackson),小孩子们喜欢叫他杰伊博士。他从一九八四年到现在一直在夏威夷负责“哲学进学校项目”。作为成人的哲学老师,他把自己从事的儿童哲学工作视为“小p”(小哲学),与此相对应的是“大P”(大哲学)。前者是致力于日常生活的哲学探究,后者则是在学院体制中的专业哲学研究。小哲学和大哲学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只不过小哲学并不要求运用专业的哲学术语,它更多地体现为我们每个人天生都具有的探究能力。

当代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曾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中谈道:“在古希腊,哲学首先是一种活动,而不是静态的知识;是对智慧的爱,而不是智慧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在学院被教授的学问。”这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其实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他喜欢在城邦的广场上与青年人讨论正义、快乐、虔诚、美德等话题。作为哲学家,苏格拉底并不告诉那些人答案,却总是孜孜不倦于反问青年们所给出的答案,并通过逻辑、修辞术等方式帮助青年人对自己的答案进行反思,从而让他们不断更新自己的想法,以此对一个问题获得更好的认识。人们后来将苏格拉底的对话法称为“精神的助产术”,这种方式与我们和孩子一起做哲学时所用的方法如出一辙。“做哲学”这一概念在近来美国哲学家们出的新书《做哲学—88个思想实验中的哲学导论》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哲学不仅是用来读的更是用来‘做的;不仅仅是一系列哲人的名字和他们讲过的至理名言,更是一项有着强烈现实关怀和相关性的活动。”从这个视角出发,与孩子一起做哲学并非灌输和教授哲学史与复杂的哲学概念,而是与他们一起来反思和探讨与现实息息相关的问题。

童年的形而上学

我曾经用中国传统诗歌与六岁的孩子们一起做哲学,意图让孩子们对他们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诗歌重燃起思考的乐趣。那一次,我们哲思的诗歌是唐代诗人李峤的《风》,围绕“风”孩子们提出如下的一些问题:

你见过风吗?风是什么颜色的?

风会说话吗?它是怎么样说话的?

风有味道吗?它是什么味道的?

风是哪里来的?

风真的存在吗?

通过投票,孩子们选出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风真的存在吗?有小朋友说,我们看不见风,风是透明的,没有形状的,所以它有可能并不存在。也有小朋友质疑说,风虽不可见,但我们可以听、可以闻、可以感觉它,这些都是风的痕迹。这种想法与英国哲学家贝克莱的那句“存在即被感知”頗为相似。当我拿起扇子让孩子们尝尝风的味道时,他们竟然一个个凑了过来,张开嘴巴,有的说风是香的,有的说有点臭,孩子的童趣让我远离那个仅仅把风当作分子运动的世界。当然,理解风的物理原理也是走近它的一部分,但我不希望这是首先给予孩子们的,毕竟这样的理解过于僵硬,让孩子们一下子对美失去了感受力。就比方说,孩子问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会亮的时候,他们当然需要知道光的原理或者关于宇宙的知识,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星星是一个如此梦幻的存在,我们不应该有更多奇妙的有别于科学方式的体验来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吗?就在我们探讨风的味道是什么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把一片落叶撕破了。这个行为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却出乎意料地引发了小朋友们之间的争吵。原来,男孩破坏落叶的行为让其他小朋友都很难受,因为他们认为落叶也有生命,男孩不应该伤害它。瑞士的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曾在研究儿童思维发展的时候提出过“儿童是天生的泛灵论者”。根据皮亚杰的研究,四到六岁的儿童把一切事物都看成和人一样是有生命、有意识的活的东西,常把玩具当作活的伙伴,与它们游戏、交谈。所以,这些孩子们会认为落叶有生命也是他们思维的正常反应,但破坏落叶的男孩却始终认为树叶既然死了为什么不能拿来玩弄。此时,我并没有评判谁对谁错,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让他们安静下来思考一个根本的争论点“落叶到底有没有生命”。撕破落叶的男孩说:“落叶从大树上掉下来时已经死了,怎么能说有生命呢?”而其他小朋友则给出了两个方面的反驳:其一,虽然它从树上掉下来,但它的生命还没有结束,因为它的颜色还会发生变化,这代表它的生命历程还没结束;其二,落叶只是暂时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当你伤害它的时候,它依然会感到疼痛。我们对这些理由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比如对生命与颜色的关系,能否感受疼痛是不是生命的征兆等问题又进一步探讨,其间孩子们也会举例子或对自己的理由给出范例,我们会用伊娃·佐勒·莫尔夫在书中写到的“优秀思想家”的一些工具来反问自己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并不断引发新的问题。对这些理由的深入挖掘其实会从不同角度去丰富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男孩在听了其他小朋友的理由后虽不同意,但之前忿忿不平的神情已经有了缓和。后来,男孩把落叶轻轻地放回了花坛里,其他小朋友则补充道:“让它睡觉去吧!”

在经历了与孩子们一起做哲学的美妙体验后,你会再次感受到童年的形而上学,它是一种让我们回到事情本身的态度,不要因为太过匆忙的生活而怠慢了作为人的原始渴望。很少有成年人会去关心一片落叶是否有生命,或者担心苹果是不是活的。如果你真的去问周围的大人这个问题,很可能这是一件极为唐突甚至让你尴尬的事情。然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诸如此类关于形而上学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在我们成年后离开我们,只是我们作为成人再也没有勇气去追问了。尽管如此,我们绝非已经丧失了这种追问的能力,在陪伴天生的形而上学家一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重新获得了这种勇气,也逐步学会了关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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