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光

杜诗是古典诗歌中的大水深流，言丰意远，花繁枝遒，诸体兼工，也引起了无数后来者赏读的趣味，以其所得深浅而言人人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注释者。那些诗歌注释者，是一群贪婪的资深读者，欲聆诗人之謦欬，欲观其坐卧起居、饮酒啸歌，徜徉其所在之场域中。除了各自的社会身份，注释者通过注释被铭记，被纠合在《杜甫全集校注》（萧涤非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下文所引文字除注明外，皆出此书）一书中，或自言自语，或隔空对话，汇成评论之海。

于是，我们便听见不同时代的注释者在同一页上争吵，或者隔上几页—也许就是隔上几百年—在那里喊话叫板。或者换个说法，一本校释集解类的著作就像今天微信朋友圈的一个大群，大家总是在那里七嘴八舌说个不停。年代靠后的注释者掌握的资源较多，似乎总是占上风，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一首诗产生的意识世界已经“随着给予其支撑的文化一起消亡而消亡”，越是后来的人越是艰于复原并栖居于那个世界（参见宇文所安《中国传统的诗歌和诗学》序）。那些注释者，其实和每一代读者一样，常常以后来者的趣味、身份、特权来言说，甚至篡改诗意，却忘记了“改变自我去聆听它们”。

所以，注释者注释的不仅仅是诗，也是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召唤出来的想象。对于有千家注杜之说的杜诗来说，这一现象尤其突出。即便如此，那些不安于一知半解的读者，总是需要备上前人的注本，作为旅行导览手册。一边读诗，一边翻上几段注释，这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因为阅读古典诗歌某种程度上是一段进入时间黑夜的旅程，我们所携带的照明工具，只不过是我们自身的知识结构以及个人经验，很多时候还藏掖着一些不自知的傲慢、迟钝、臆测等违禁品。我们必须借助那些注释者对歧路的指引，尝试从不同的岔道进入文本，同时又要谨慎地保持着自己的判断力。

读《杜甫全集校注》中的《阁夜》一诗，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阅读与交流形式，就是一边解读诗歌本身的意蕴，一边还要与那些注家争吵，一边想象杜甫的那一个雪夜。

一

《阁夜》的首联是常见的套路，以实词堆叠的拥挤的方式点明诗人所处的时间、地点：“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词挤在一起，使人感觉到紧迫、寒冷，那种雪后初霁的夜寒，让词就像穿着棉衣的人挤在一起取暖，却感觉更冷了。如今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的冬季月均最低气温是三摄氏度左右，唐代比今天要暖和一些，所以冬天暄暖。写作此诗的大历元年的夏秋季节极其炎热，至冬犹然，照杜甫的说法，冬天还有人扇扇子，有人在织夏天要穿的细葛布了。诗人得闲便在西阁上负暄曝背，顿觉“羲和流德泽”，“毛发俱自和”。但是西阁的这一夜，分外寒冷，因为下了一场雪。蜀中的雪，大抵是不成气候的，正如老杜《又雪》诗所说：“南雪不到地，青崖沾未消。”雪还没落到地上就化掉了，只有稍远处山崖上沾了一点雪，没有完全融化，可是毕竟威力有限。

关于《阁夜》中的这场雪，杜诗中尚有两首相关诗作，一处说：“城暗更筹急，楼高雨雪微。稍通绡幕霁，远带玉绳稀。”（《夜宿西阁，晓呈元二十一曹长》）另一处写道：“雪崖才变石，风幔不依楼。”（《西阁口号呈元二十一》）在诗集中这三首诗位置邻近，写的当是同一场雪，看来也不是什么大雪。诗人之所以感到奇寒，恐怕是缺少御寒之物。到了夔州以后，他于大历元年前后写了《秋兴八首》以及《咏怀古迹》五首，一度栖息于西阁之上，又写了关于夜晚的《宿江边阁》《西阁夜》《西阁三度期大昌严明府同宿不到》《中夜》等诗作，自秋徂冬，常常耿耿难寐。“匣琴虚夜夜”“楼静月侵门”“江月光于水”之类的句子写的是秋夜，而诗人畏寒，已经要“永夜揽貂裘”了，何况是这雪后初霁的五更时分呢。夜正长，寒亦正长，沐浴在夜寒中却缺少寒衣，时间于是就被拉长了。

虽然“天涯”这一标志地点的词语也很重要，但时间显然更残酷，所以明代有个叫邵傅的注者说：“催短景，则夜长，霜雪霁，故寒甚，旅中可伤也。”可以称得上善于体贴人情了。关于这一联中的“阴阳”二字，旧注多以为是指阴晴。顾宸云：“天涯之中，忽霜忽雪，霜则阳，雪则阴。”所解不免拘泥。于是日本大典禅师看不下去了：“阴阳，谓阴阳推迁也。解日月，解阴晴，并非。”足使前人钳口。这一年诗人五十五岁了，正是岁暮时分，似乎春天就在不远处，然而诗人完全没有体察到春天的一点点影子，一个“催”字暗示诗人觉察到的只是时间在加速，不肯稍歇。

杜诗中的时间、地点以及含义，每每有多个层次，此诗中时地皆有两层，一是大的“岁暮”和“天涯”，一是小的“寒宵”和“西阁”。“天涯”一词，金圣叹云：“心在此处，则以别处为天涯;心在别处，则以彼处为天涯。”殊妙。因为心在别处，因为时间的催迫，诗人感觉不到“天地变化，草木蕃”，而是隐隐浸没在“天地闭，贤人隐”的孤独中。万物都在时间流动的序列中，唯有诗人被封闭在西阁之夜中，构成了杜甫人生境遇的严冬隐喻。此时此处，没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也没有“蔼蔼花蕊乱，飞飞蜂蝶多”。东迁的道路上，那些春花黄鸟与碧江青山似乎都暂时隐匿了，只有孤独的冬夜。

二

《阁夜》中最出名的是颔联：“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苏轼以为七言律诗之“伟丽”者。张性《杜律演义》后集亦云：“此诗公因夜宿阁中高寒不寐将晓而作也。首句惊岁之晏，第二句见将晓之情，霜天则鼓角之声独响，故曰‘悲壮。将晓则星河之影将明，故曰‘动摇。然此二句雄浑浏亮，冠绝古今矣。”这个解释大体是搔着痒处的。那么老杜是一宿没睡呢，还是睡到五更冻醒了呢？金圣叹以为：“自一更以至五更，更更鼓角之声刺耳锥心，如何可睡？既不能睡，即不免走出中庭，瞻望天象。”这种说法初听起来很有道理。“鼓角”二字，兼指更鼓与角吹言之。唐代自贞观年间实行更鼓制度，于晨昏时分擂鼓报时，同时也提示人们城门、宫门将闭。擂鼓的数量，有的记载是暮鼓八百通，朝鼓三千通。地方政府也实行了这一制度，至于是否能严格执行则未知。又据《通典》载，当时军中于日出时挝鼓角千通，而声声悲壮也。老杜之诗，语不虚发，即此一词也可以看出。老杜的住处也许离戍楼较近，被鼓角惊醒，而牵念时事，悲壮之感油然而生，也許是更合情理的事。如果整宿整宿睡不着，岂不是要得抑郁症，又哪里有悲壮之感？

至于“走出中庭，瞻望天象”的猜测，似乎也比较合理。如顾非熊《下第后晓坐》诗云：“远客滞都邑，老惊时节催。海边身梦觉，枕上鼓声来。起见银河没，坐知闾阖开。何为此生内，终夜泣尘埃。”考了三十年科举的顾氏早上睡不着，起来看到银河渐没，所以很自然地写到视觉景象，可以为金圣叹的猜测提供一点合理性。鄙意以为“三峡星河”一句当属枕上想象之辞，或许更合当时情景。若如黄光昇所言，此句为“登台夜望”所见，固然可通，可如果结合第三联单纯写听觉，而不涉及视觉景象，就显得突兀。冬夜的五更时分，天还是漆黑一片，没有月亮的晚上看不清什么东西，老杜大概对此应该心知肚明。而且他寄居西阁之上，往来鸟道、三峡高山皆了然于胸，故而可以想象雪后初霁，星河粲然，倒影于三峡之中，动荡摇曳，交相辉映。故而将此句理解为枕上想象之辞，则境界益发阔远而意理皆通矣。

至于此联的用典，《西清诗话》云：

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凌轹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祢衡传》：“挝《渔阳操》，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耶！

所引杜甫之言殊为高妙，而胡适疑为宋人杜撰。遍观老杜本人的诗论，以及同时人的诗论，皆不见此类话头，所以胡适疑得有理。至于其所列举的用事二典，后人多袭用以说杜诗，然而祢衡一典与此诗全无关系，实在是很生硬。后一典故倒是颇为曼妙。施鸿保云：“今按下句或用《汉武故事》。上句悲壮，第是常语，不必定用《祢衡传》语也。……说公诗者，每有此弊。”所言甚是。

三

历来说《阁夜》者，多忽略颈联：“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以其难以解说也。黄光昇云：“战伐败亡之哭，弥满千家，渔樵蛮夷之歌，零落几处。二句乃晓景也，而戚戚不可堪之意又可见矣。”这两句显然不是写景，而是写听闻之声，故其说很是隔膜。王嗣奭解杜，每多妙语，而云“战伐败而野哭者约有千家，渔樵乐而夷歌者能有几处？当此危乱，谓非豪杰不能拯济”，亦觉扞格难通。其实这一联还有一个版本：“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是处起渔樵。”大概前一个版本对仗更工整，气势更宏大，所以受人欢迎，而后一个版本气概要小很多，所以不受重视。黄生曰：“五、六顺之本云：战伐几家闻野哭，渔樵是处起夷歌。必倒剔成句者：乍闻野哭，审听乃征人之妇;初耳夷歌，徐觉是渔樵之人也。”所言要合理得多。揆诸情理，五更时分千家野哭，恰如黄生所说“太闹”，即便再大的悲哀，哭了一夜也没什么力气了，所以“几家”二字更符合冬天早晨那种嘤嘤而泣的情景。“夷歌”一句，情感也不好说。夔州一带，夷人民歌之风甚盛，刘禹锡到此任职，受当地影响而大量创作《竹枝词》，莫非夷歌即是竹枝词吗？刘禹锡《竹枝词序》云：“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竹枝词歌词侧艳，曲调却颇激烈昂扬，不乏杂乱粗野处，故白居易《忆梦得》诗注说“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可见竹枝词中有些歌谣是令人闻之而愁，令人伤感的。老杜又有“竹枝歌未好”的诗句，亦未尝将竹枝词视为雅正之音，那个早晨他听到的也许就是这样的令人愁绝的“夷歌”。

《杜甫全集校注》喜欢引用日人之说，为此书注入新意，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也有会错了意、荒腔走板之处。如注引津阪孝绰之说：“野哭，言嗟怨号泣盈于道路，不唯家里也。千家，犹言家家。闻战伐，闻战伐之苦也。盖寇乱之祸，民死锋镝者不可胜计，孤儿寡妇家家哀悼，号哭之声惨震四野也。写得淋漓，令读者酸鼻。夷歌，夷腔之歌。几处，言多，此叹俗变，盖山野处处蛮夷之歌声，起于渔樵之间，是蜀中半为左衽，殆有‘汉皆已得楚乎之叹也。夫蛮夷杂居，歌哭相乱，乃世变之深可虑者，而吾民皆惨怆，彼则傲然自得，尤不可堪也。”此说与诗意背道而驰，盖未能注意异文，而一意拔高杜诗矣。前人说诗，每每顺说之，先有一个意见，然后照此理路阐说之，鲜有能逆说者。

四

尾联云：“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异见较少。而宋人说诗，每与明清人不同，较为贴近唐诗之语境，所见材料较后人多，且思想上也没有受到后来理学以及八股之塑型。如赵次公说诗，就较闳通：“二人英雄，皆不免于死，人事依依，何至于漫寂寥乎？”而邵傅云：“世道无奈，虽古英雄如诸葛之忠，公孙之逆，忠逆不同，同归于尽，则人事音书亦任其寂寞而已。”而沈德潜、浦起龙、杨伦、顾宸诸家皆众口一词。以杜诗证之，其误显然。《上白帝城》诗云：“公孙初恃险，跃马意何长。”这句本是称赞，但太隐晦了，解释的空间大，于是注释家就可以臆说了。顾宸解释说：“曰‘意何长，只一‘何字，含慨刺两意，所谓在德不在险也。”其实他只是把孙鑛的说法说得更具体而已。新批评认为一个文本完成了，便和作者无关了，读者如何阐释那是读者的事，作者只能颔首而笑。呜呼！读者亦何其霸道乃尔。读者的解释若自立新说，为阐释创新服务，也无不可，而大多注家无不斤斤自辩，以为自己独得老杜“诗家秘密藏”，则郢书燕说，一本糊涂账矣。

再看一个例子：“英雄馀事业，衰迈久风尘。”（《上白帝城二首》其一）“英雄”指的是谁？赵次公以为是公孙述，其他人皆回避这一问题，仅有王嗣奭不清不爽地说了一通“‘英雄馀事业亦是叹世，谓此世界英雄尽有事业可做”的昏话。还有的说“英雄”是泛指，难道忘了八股文要切题吗？更荒唐的是其二的解释：“勇略今何在，当年亦壮哉。后人将酒肉，虚殿日尘埃。”这个“勇略”之人是谁？浦起龙实在糊弄不过去了，只好承认是公孙述，而王嗣奭嘴硬，以为还是嘲笑的话—“亦哂之也”。仇兆鳌老先生更是大错：“公于先主武侯，说得英爽赫奕，千载如生。此云‘勇略今何在，当年亦壮哉，叹其随死而俱泯也。”竟然把白帝庙中供奉的公孙述说成是刘备、诸葛亮，不知正德、嘉靖年间公孙述的像被捣毁，才树立了刘氏君臣之像。他们难道不知道公孙述自号白帝吗？自然是知道的，可是他们的教育不允许他们把公孙述称为英雄，也不愿意承认老杜心里没有成王败寇的成见，而是要求老杜要向他们的思想看齐。他们被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教养所囿束，且受正统思想影响而形成的意见深入骨髓，遇到不合己意的地方只能胡乱说一通。说诗如此，说经亦如此，何况其他。《杜甫全集校注》不取仇说，良是。

五

杜诗多有来历，但也未必字字句句皆有来历，而且老杜已经尽可能让那些典事如盐入水，这使得杜诗的阅读更困难了。杜诗的读者，只好在那些情绪与暗示里重建那些已经逝去的沉默的东西，比如温度、人际关系、月色明暗、景物的细微变化、诗人的心理流动等等，穿越文化的隔阂以及时空的障碍返回诗歌发生的场域。换言之，一首诗是“发生在特定时刻的经验的表达”，本质上是写给诗人的，越是精微的诗越需要精微的读者。

流寓夔州时期的杜甫睡眠不好，他总是在夜晚倾听与追忆，倾听自然万籁之声，感受霜雪与细雨，或者躺在船上听那新月朗照之下传来的捣衣声。他的一系列经验，组成了清人汪灏所说的“自记年谱”，宇文所安亦说杜诗乃是具有情感深度与即时性的“一种特殊的日记”—前者强调的是杜诗的纪实性，后者强调的则是情感性。人们常常说杜诗是“诗史”，这一赞誉也许过多强调了杜甫对外部世界的记录，而忽略了其个人心灵史的维度。或许可以这样说，他是以一人之心史来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脉动。一首诗，也许很短，只是某一特定时刻的顿悟，诗人驻足此时，登山远眺，一边聆听，一边感叹、回溯、独悟。有时候，一首诗要长些，是一段心理或事件的流程，仿佛就是一篇由密码编程的心电图、一部微戏剧。有时候，一首诗则如“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气象万千，雾弥青山。一首诗提供的是诗人一生中经过打磨的、质地坚实而黝亮的某个时间片段，一部诗集便是一条由这些精致的片段拼接而成的时间之流。《阁夜》中的雪夜，类似西人所說的时间流变中的一个“特异点”，而阅读《阁夜》就是根据诗中风物、感觉的隐秘提示，重返雪夜的时间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