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钰

摘要：美刺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艺理论概念，它的产生和发展呈现了一个值得探讨的分明脉络。它萌芽于先秦，从《诗经》到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都有朦胧的体现，到了汉代“美刺”说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汉代的“美刺”说形成了一种“劝百讽一”的风气。

关键词：美刺;兴观群怨;劝百讽一;重“美”轻“刺”

“美刺”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艺理论。“美刺”，即歌颂与批判。所谓“美”是指作家作者们对生活采取的歌颂的态度，所谓“刺”是指作家作者们对生活中的黑暗面的批判与暴露。“美刺”说产生于先秦，发展于汉代，汉代的文人开始自觉地对美刺进行运用，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倾向和文化风气的引导，“美刺”说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一、“兴观群怨”——美刺的萌芽

美刺的说法由来已久，在先秦时期早有源头，在《诗经》中已经有了朦胧的体现。《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篇章，一般认为《雅》和《颂》就是“美刺”说中“美”的源头了，《雅》分为大雅与小雅，其中的一部分篇章是为了歌颂统治者的文治武功而作的，多用于典礼集会。《颂》有周、鲁、商三颂，周颂是周王朝时期用于宫廷祭祀的曲目，鲁商二颂则是春秋时期在朝堂上歌颂祖先的乐章。而《风》和《雅》的一部分则被认为是“刺”的起源。《风》即“国风”，是先秦时期的劳动人民口口相传的民歌，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蕴含着讽喻。而《雅》中的《民劳》、《节南山》等作品则是先秦时期文人们对于国家政治所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拳拳之心，肺腑之言，虽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但主要的目的仍然是刺上政。《大雅·崧高》中说：“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意是吉甫创作这首曲调和音节典雅篇幅又很长的诗，寄托了厚重的情谊，赠送给有卓越功绩的申伯。也就是说，吉甫作这首诗的目的是歌颂申伯，这就是《诗经》中的“美”。在《魏风·葛履》中说：“维是褊心，是以为刺。”正是因为这个女人傲慢又心肠不好，所以我才要写诗来批评她，这就是《诗经》中的“刺”。此时的人们对于美刺只有一些浅显的理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对于美刺的认识才更加清晰。《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是说文学作品可以体现民风民俗，政务得失，感发意志，怨刺上政。“兴观群怨”说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刺观。荀子在《荀子赋》中也提到了：“天下不治，请陈恑诗。”“恑诗”即变风变雅，也就是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有讽刺意味的诗。荀子认为当天下政治不再清明时，要通过“刺”来揭露批判，从而改善不良政治。从先秦“美刺”说的源头来看，“美”与“刺”是处于同等地位的，同样是《诗经》所体现的内容。

二、“属文谲谏”——美刺的发展

到了汉代，“美刺”说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了一种自觉的文艺观。这种自觉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更体现在从理论上将讽喻思想作为评价汉代文学的准则并将其运用到创作中去。汉宣帝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尚有仁义风谕”。《毛诗序》认为“刺”是“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吟咏性情，以风其上”，“美”则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郑玄在解释《毛诗序》中的这段话时，认为文学作品既要体现“美”，又不能进行“直谏”，要委婉迂回。而这种思想也是当时文人的主流思想，表现在汉代文学上，就导致了大赋“劝百讽一”的现象出现。两汉文学从西汉武帝到东汉中叶之间，也就是汉赋蓬勃发展的时期，“美刺”说整体上呈现出重“美”轻“刺”的現象。汉赋整体形式上注重铺排辞藻，整饬言辞，这些作品的内容有的表达了对汉代皇权统治的歌颂，将皇权与神性统一，赋予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利，比如杜笃《论都赋》中在提到汉王权时，认为汉代统治者当权是顺应天命，说汉高祖刘邦可以“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秦”，这种类型的作品便是对汉代帝王的合法性给予了肯定。还有的大量对宗庙祭祀事宜的描写，扬雄的《甘泉赋》和《河东赋》就都是伴驾参加祭祀典礼时所作。就算是不出门祭祀，在寻常的赋中也能找到歌颂皇帝祭祀的内容。在《羽猎赋》中，扬雄说：“丽哉神圣！处于玄宫。富既与地乎侔訾，贵正与天乎比崇”，这也是对祭祀场景的描写。还有的赞扬了汉代的大一统局面的繁华面貌。比如说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从各个角度赞扬了汉代山河恢弘的气势与磅礴的国力。这些都是对先秦“美刺”说中美颂的一面进行的继承，大多是对政治生活中的美好图景进行夸耀，本身其实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意义。

而汉赋的这种偏颇之处也不是没有人发现，班固在《两都赋》中一改大赋美刺劝讽中重“美”轻“刺”结构的不合理，在《东都赋》中，批评了西都之繁华实为过度的奢靡，认为“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才是统治者应该做的，是文人所应宣扬的风气。全篇少用虚夸，多为实证，驰骋之中带有庄严之气。此外，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对“美刺”说也有所继承和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美刺进行了界定，他认为美刺就是要在兼顾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的同时，又要“采善贬恶”，兼顾作者的多种思想情感。文学作品的主要功用还是应该在于“明三王之道”，因而要在创作中贯穿美刺的原则。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他认为《国风》虽多描写男女爱情之诗，但描写的内容并不过分，《小雅》里面虽然大多有怨诽之言，但并不宣扬犯上作乱的思想，到了屈原的《离骚》，在内容与情感等方面更是兼具了二者的长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美刺的看法虽然仍基于儒家中庸的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不能危害统治者的政权，但他在接受先秦时期美刺观的影响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了汉赋“劝百讽一”的问题。因此，他在论《离骚》的时候，提出“作词以讽谏”的主张，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强调：“《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了宋玉等人虽然也以辞赋见长，但他们的成就终究比不上屈原，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言辞与技巧上，而是他们缺乏勇于讽谏的胆色。司马迁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有讽谏，作为一个文人更应该像屈原一样有敢于“直谏”的勇气，并且在揭露批判现实的丑恶现象的同时，还应给人积极的、发人深省的意见与建议。

三、美刺之争——重“美”轻“刺”

汉代以汉赋为主导的文学形式大都将笔墨着色于赞美歌颂，这时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这类作品的出现是有一定原因的，与当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

首先，与中央集权的加强有关。先秦时期，礼崩乐坏，整个中原地区呈现分裂状态，学术上更是百家争鸣。此时的文人士大夫要么选择自己效忠的君主，要么周旋于各个诸侯之间，靠自己的知识以及其他技能来获得王权的垂青，从而获得权力名望，保证自己衣食无忧。但到了汉代，诸侯国覆灭，大一统局面逐渐稳定，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士人们可选择的君主也就有了限制，他们逐渐丧失了自由，只能对皇权统治者绝对效忠。此时的文人逐渐丧失了独立性，他们的政治仕途与人生命运都掌握在皇权手中，因而他们不得不注意为文的技巧，在美刺时大加赞扬统治者的文治武功，以免给自己及他人带来灾难。

其次，与君主的喜好有关。先秦时期周王朝衰落，诸侯争霸，君主们的喜好各不相同。而到了汉代，帝王们大都喜极尽奢华溢美之词的文学作品，他们喜欢汉赋中美颂的部分而不喜欢暴露批判的部分，汉代统治者这种重“美”轻“刺”的观念影响了汉代文人的创作，他们在皇权的影响之下开始迎合统治者的喜好。以汉武帝为首的汉代帝王打着美刺的幌子，以崇尚节俭为旗号，行的却是享乐之事，他们早已将有着劝讽之意的汉赋抛之脑后，汉赋结尾的讽谏暴露之语也就渐渐没有那么重要了，批判现实的功用也就逐渐弱化了。

最后，与“风骚”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有关。当时的文人们普遍认为《诗经》是在美颂和讽喻的基础上进行建构的，《楚辞》则是在辞采与讽喻的基础上建立的，二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汉赋以华丽委婉的辞藻来行使文学美刺的功能的规范。而汉代空前繁荣的局面也给了當时的文人们比先秦文人们更多的创作想象的空间。他们可以带着一种豪迈的情怀来追求文学作品气势上的博大恢弘，创作出一幅幅使人感到喜悦与自豪的崇高之美。由此可见，“劝百讽一”、重“美”轻“刺”的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汉代以后，文论家大都认为“美刺”中的批判的价值是高于赞美歌颂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美颂在美刺观里面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恰恰相反，它在“美刺”说中仍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清代陈子龙所认为的“虽颂皆刺”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认为美颂其实也是在揭露批判，是另一种形式的“刺”。另一方面美刺还具有审美特征，它歌颂的领域极其广阔，涉及到政治、宗教、人民生活等许多方面，是有一定的审美娱乐功能的。后人能够在这些作品中享受到文人们驰骋的才华与丰厚的审美的愉悦，也给文学作品增添了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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