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青

摘要：《歧路灯》这部书所说的“歧路”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底层的渣滓，一种是社会制度，官僚集团。作品对两种“歧路”都进行了暴露和批判，但重点放在底层的流氓阿飞，对社会制度和官僚集团则点到为止。谭绍闻走向正道坦途，作品则写得有些浪漫化理想化。此文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了分析，揭示了李绿园创作“歧路”的奥秘。

关键词：《歧路灯》“歧路” 创作奥秘

《歧路灯》是一部极为复杂的小说，把它简单化和标签化是我国文学批评的“左”倾思潮惯性思维使然，是知其不能探究反而自以为高深的心态作怪。“歧路灯”的命名含义太大了，它的语言符码与它的内容陈述和情节敷陈有诸多地方不能达其意，如今的研究者也都在外围打旋《歧路灯》的作者也为“歧路在何处”苦苦思索，而研究者也无法为作者排忧解难，以达扶曲。再加上目前学界对它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階段，有关“歧路灯”的种种谜团，至今无从揭晓。所以，《歧路灯》所蕴含的歧路不仅仅是主人公谭绍闻一时的误入歧途，而在于把个人的“歧途”与国家的“歧途”始终纠结在一起，没有一个明显的结论。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的复杂性、矛盾性、启示性才在历史上的某个阶段具有巨大的探索价值。

一、对两种“歧路”的批判：上轻下重

一般读者阅读《歧路灯》，大都以为这是一部劝谏书香之家子弟要读圣贤书，走科举路的正道，千万不能误入赌场，错踏风月，现身走鸡斗狗之地。从《歧路灯》语言的陈述、市井的描写来看，这样理解它或许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我们透过语言符码的表层再深入一步来理解，那么便可发现，问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这部书还有更深的文化意蕴和更大的旨归指向。

谭绍闻误入歧途，在泥淖中摸爬滚打，碰得头破血流，家产荡尽，走投无路，最后改邪归正，始得正果。他是作品贯穿始终的主人公，他的“弃邪归正”是作品的基本主题。因此，大多评论此书的文章都认为这是一部劝谏青年人“弃邪路，走正道”的书。这种理解并不错。但读《歧路灯》有两点使读者有些迷惑：一是谭绍闻，读圣贤书，走科举路，但他的终成正果并不是读圣贤书，走科举路得来的，而是由于族兄的提携，以及在剿倭中用近于奇术“火攻”之法取得的，他并不是一个饱读经卷，腹笥充盈的儒者。他的身份游荡于儒者和兵者之间;二是谭绍闻在混迹于市井无赖之间，所谓“正道”并不是风清气正，朗朗乾坤，而是“邪由官出，世通混沌，天下汹汹”。谭绍闻的周遭是一片乌烟瘴气，龌龊逼人，社会如同一个黑色大染缸，使人无可逃遁，而政府官员大多数昏聩无能，和社会上的垃圾渣滓沆瀣一气上下其手，而吃亏吃苦的还是普通的百姓《歧路灯》电描写了好官，最典型突出的便是谭绍衣，此人比较“廉洁”，作品没有写他的贪腐行为，只写他的美好品质，写了他的正直，但从具体的行文来细究，对谭绍衣的形象便大有文章可供斟酌。谭绍文出手大方，他资助谭绍闻的款项，大都在千两以上，他对谭绍闻的赌博、嫖妓违法乱纪行为，并没有依法进行惩处，而是采取遮人耳目的手法，使谭绍闻能逃避法律的制裁，躲过灾难，得以法外开恩《歧路灯》的作者把谭绍衣这样的官员作为一个清官好官来处理，“好官，清官”视法律如同“麺团”，可以随意拿捏。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就不存在了。谭绍衣出手大方，他的经济来源，作品没有交待。这便给读者留下联想的空间。由此可见，作者心目中的清官和赃官的界限是混沌的。

因此，可以看出，作者在描写人生的“歧路”时，对下层的流氓阿飞、社会渣滓危害社会的作用极为重视，视他们是“歧途”之源，但打击这些社会垃圾并不能使社会风清气正，并不能使青年人走向所谓“正道”。还有一种“歧路”之源，作者虽然也看到了，但他并没有认清本质。这样看来，作品中的所谓“歧路”有底层和上层两种。作品对底层的流氓阿飞讽刺批判的较多，而对体制上、官场上的批判虽然有所涉及但篇幅不大，批判的力度也不大《歧路灯》中的“歧路”有上、下两个层次，上层为本，下层为末，但作品却把“本末倒置”了。给人的印象是社会下层是本质，而上层却是不足道的小问题。在康乾时期，社会表面上繁荣，社会制度层面上并未显露出它的败相来。如果《歧路灯》是对社会制度、官僚集团进行严正的谴责和批判，那么说明这个社会已经腐朽不堪了。这本书的作者还没有看到社会将要崩溃的征兆，作者也没有设计出替代现存社会体制的蓝图，更没有设计出知识分子改邪归正的路途。可见，《歧路灯》让谭绍闻走出债务困境的途径，有些让人费解。一是仆人王中在种菜时发现了巨额地下藏金，并把这金银全部献给了主人;一是他得到族兄谭绍衣的大力帮助。谭绍闻走出“歧路”，并不是靠他的苦读圣贤书，而是靠在族兄的提携下，用“火攻”的奇法打退了日本倭寇的侵扰。通观谭绍闻走出歧途的过程，有些太大的偶然性和理想性。说白了，他的机遇太好了，这些机遇和他发奋读书并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他并不是依靠发奋读圣贤书，走科举路战胜艰难险阻而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他的所谓美好结局有着浓郁的理想成分。“太容易，巧机遇”使主人公跳出泥潭，步入坦途。作品赋予谭绍闻以某种浪漫的理想成分，有着太厚的机缘。

谭绍闻从歧路走向正道，其过程虽然曲折，反复。但如前所述，他的终成正果，报效国家，机遇实在是太过巧合，好像是上天特意钟情于他，使他从歧路上在一盏明灯的照耀下迅猛走向正道。这种创作心理从清朝康乾时期大的国家格局和历史走向来看，实在是和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社会担当有着密切联系，有忧国忧民意识的知识分子，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国家在表面的繁荣下，社会却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风险之中，但作者又对这种风险的根源茫然无措，无有应对之策，甚至还有恐惧之心。在这种矛盾的甚至是恐惧的创作心理下，作者舍其大取其小，即舍弃其对国家制度、官场黑暗的陋习等方面的揭露和批判，而是取其对社会市井人民中的地痞渣滓进行揭露和批判。作者之所以舍弃大而取其小，一方面，缘于他对国家制度、官场潜规则等方面没有一个成熟的设计构想，他的思想高度还达不到民主和人文主义的程度。即便如此，在《歧路灯》中，他对科举八股取士制度，对封建孝道（特别是廿四孝图），对文章写法规则等方面还是提出了质疑，与封建伦理等有不同的看法。另一方面，作品对关系到国家制度及官场规则方面进行明显的批判和揭露，那是有政治风险的。在康乾时期，社会财富虽然明显增加，国力较为强大，但文化上的统治却很残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连续不断，因此而死的大有人在，所以文人写作对此不得不有所顾忌。而取小则无有这些方面的问题，不消说其他创作，就连具有民主思想意识和人文主义思想的《红楼梦》电采取某种程度的回避手法，何况其思想高度还无法与曹氏并肩的李绿园呢。

二《歧路灯》的创作思路：上轻下重

《歧路灯：》作者对社会的“歧路”存在舍其大，而取其小的写作思路，局限了它的价值和意义，而它的构思和布局也存在“头重脚轻”的问题，即较多写主人公在“歧路”上的生活，而写他步入正途的奋斗过程以及之后的连立功业则是寥寥几笔，在某种机缘下，主人公便完成了这个过程。过去读这部书，感到主人公是幸运儿，是一种人生的机遇和巧合，但又不理解为什么作者会这样构思他的作品。一般来说，一部作品写一个知识分子从人生低谷走向辉煌正途，其中必定是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经过刻苦磨练，运用谋略智慧以达目的。但谭绍闻恢复家业借的是王中掘金献主和乃兄的无私帮助，为国建功立业凭借的是抗倭时的一种近乎魔术的烟花“火攻”，这种艺术构思，不是凭空想象而是社会上就有这样的现象存在。但作为一本励志的书，这种机缘巧遇和“天道酬我”的艺术构思达不到励志的目的，在接受美学上却有一种近乎因果报应的心理因素。中国大众心理上存在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机一到，必会有报”。这种大众心理是群众的心理愿望和人生希冀期盼，但却上升到哲理和思辩的高度，它的庸众心理和低层次的审美心理决定了它的价值和地位。

这部小说艺术构思和结局的庸众性和低层次性，并不完全证明李绿园的庸众性。当然，从作品的思想内容来说，它和同时期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相较层次低了一些。但要求作家都是一个层次，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认为，应从社会发展和人生哲理的高度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位具有社会敏感性的知识分子在感性上认为社会的“歧途”无处不在，理性上却没有明确认识到社会制度和官僚体制的存在是社会“歧途”的根本。因此，他对底层的各种社会弊端极尽批判揭露谴责之能事，在情节细节上生动地描写了这些蠹虫的丑态恶形，而对社会体制，各级官僚的揭露批判，他的力度却大大减轻，陈述的篇幅较为短小。这其中的奥妙，前面也略有阐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因为作者还没有在思想上完全认识到它是“歧路”的根源，“歪嘴和尚把经念错了”的理念还在作怪;二则是作者对此还心存畏惧。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李绿园之辈所能解决的。因此，凡涉及此种问题时，作者便略有涉及，点到为止，这是《歧路灯》创作时作者的矛盾所在。

在我们看来，李绿园能达到这个层次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在大转折的前夜就已经有了种种先兆。这种先兆的表现是种种祸患、弊端在社会体制，官僚集团周遭盘桓发酵，最后使体制和官僚集团崩溃。有的作品对体制和官僚集团虽然没有进行根本性的否定和强烈的批判，但对它解体前的种种劣行进行批判和暴露，这也是有进步意义的。正由于《歧路灯》的构思是对两种歧路和歧途的双重批判，也正是由于它重于对社会渣滓的攻击和批判，而轻于对社会体制和官僚集团的攻击批判，这样主人公谭绍闻的改邪归正，踏入正道时的好机遇和种种偶然性的机缘巧合才能在作品中出现，这种近于“大团圆”的结局，既满足了作者创作时的心理，又不至于使作品陡转的太突兀，不符合常理。作品的大体安排是，社会制度、官僚集团是存在太多问题的，但这个体制和官僚集团还在照常运行，它的礼崩乐坏，社会大转折时期还没有到来。这样一来，谭绍闻改邪归正而又被轻易地接纳就会顺理成章了。如果作品描写社会制度、官僚集团腐朽、腐败、腐烂不堪，那么，主人公谭绍闻“归正”便无从“归起”，他“归正”只能是作者设计的一种有别于几千年传统的崭新之“正”，而他的“弃邪”便是对社会体制、官僚集团的讽刺和否定。这样一来，这部小说便不是一部励志的小说，而是成为一部社会革命小说了。

在我们看来，作者对两种“歧路”和“邪路”批判的轻重选择，是他的思想意识高度可以决定的。作者对主人公谭绍闻“人正”的坦途性、偶然性、轻易性是他对矛盾躲避和社会发展茫然忧虑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仓促败笔。他对社会认识的茫然性，是这部小说结尾的决定因素。他在感性上认识到社会体制、官僚集团的“歧途”性，但在理性上，他对社会体制、官僚集团的现实是认可的。虽然这种体制显现出丑陋，但作者却没有设计出一个新的蓝图，所以，这个有缺陷的体制，还是谭绍闻最终的“归宿”。作品设计使主人公如童话般的投入体制的怀抱，便是作者认识上矛盾的表现。

三《歧路灯》的启示

《歧路灯》的复杂性、矛盾性、悖论性是作者个人矛盾的产物，也是时代发展中各种矛盾的产物，所以，《歧路灯》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存在价值。这里的“歧路”，指的是社会底层的各种丑陋、罪恶现象，作品明确指出并对此进行揭露和批判。而对于社会制度、封建意识、官场腐败的潜规则，作品则是有限度的揭发和批判，而且是浅尝而已，点到为止，并不深究，在感性上意识到它的丑陋性和不足性，在理性上又要主人公走这条路。因此，作品结束时，作者安排谭绍闻的“捷径”“好命运”“巧机遇”，便情理可通了。

在对社会制度、封建意识、官僚集团的态度上，作品仅仅是皮毛式的揭露和批判，并没有伤其筋骨，动其框架，这是它的局限性。对于这种局限性，应该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一个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其动力和因素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大转型的变化格局，如果没有成熟的条件、强制性的进行变革、理想性设计官场规则，以及超越性的浪漫美化，有时候只能是适得其反。中国社会发展也有这样的教训。诸如太平天国的农村自然经济条件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设计等，都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的。李绿园并没有设计令人羡慕的美好官僚政府，也没有描绘莺歌燕舞的太平社会，这是他很现实的地方。如果他对旧的体制和官僚政府进行鞭挞，完全否定它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而让主人公谭绍闻步入“好人政府”，做“官员模范”，真正实现人生的锦绣年华，这恐怕不会增强《歧路灯》思想内容的进步性。幸亏李绿园没有感情上的浪漫情怀，头脑上仍保持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歧路灯》才能进入现实主义作品之围。

《歧路燈》是一部十分复杂的作品，它的复杂性也反映了我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它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对我们认识清代社会有巨大的参考价值;而它娴熟的写作技巧，对今天的写作者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一部作品的复杂性，其中也有它的局限性，但复杂性并不全是局限性，又恰恰因有其复杂性的存在，才增添了它的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