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梁桥 杨慧怡

摘要：由于现代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对新世纪文学的全方位影响甚至制导，文学的面貌诸如文学类型、书写方式、表达媒介、传播媒介、接受方式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以“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和文学传播学为理论依据，剖析新世纪文学的媒体化语境的生成和文学媒介化的走向以及媒介化进程中的种种文学行动与文学场域、文学现象与文学现实，重点对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语境、观念、属性、身份、场域、机制、话语、审美、批评等转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关键词：媒介时代 媒体化语境 新世纪文学 文学嬗变

现代高新科技正以迅猛的发展势头走进我们的生活，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与便捷，也有精神审美的新奇与变异。就新世纪文学而言，由于现代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对新世纪文学的全方位影响甚至制导，文学的面貌诸如文学类型、书写方式、表达媒介、传播媒介、接受方式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文学在经历了所谓的“第一媒介时代”“第二媒介时代”之后又与所谓的“数字媒介时代”为伍。“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社会变化了，时代变化了，文学也必然发生转变。这就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要义。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样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对新世纪的文学实践，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进行考察，而将新世纪文学置于媒体化语境下进行探究，并剖析新世纪文学的多态化转型的，浙江传媒学院张邦卫教授所著的《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44万字）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

一、文学语境的新世纪转型

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文艺发展的“三要素说”，即文学艺术的发展同种族、环境、时代密切相关。丹纳所谓的“种族”指的是种族特性，它来源于天生的遗传性，是一个种族区别于其他种族的独有特性，这是一种不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发展变化而改变的原始印记，是文艺发展的原动力或“内部主源”。丹纳所谓的“环境”既指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也指社会文化观念、思潮制度等社会环境，是文艺发展的“外部压力”。丹纳所谓的“时代”内容较为广泛，包括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状况等，这些因素影响当时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形成一个时代独有的“精神的气候”，时代是影响文艺发展的“后天动量”。如果将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置于当下文化研究的视域之下，那么我们似乎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进行统括，那就是语境。

所谓语境（context），也可称之为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按照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可能指某种社会情景或环境的直接而具体的特征，某种特定的互动行为或传播交流就处于这种情景或环境之中;第二，在某种包罗万象的意味上，它可能用于描述更大的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情势与条件，某些行为、过程或事件就处于这些情势与条件之中，并被赋予意义。”从理论上说，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作为反映者的文学总是生存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与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语境的变换必然会导致文学的变迁。马克思认为，文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其发展无论如何丰富多样，都“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丹纳曾经倡导过“环境生产作品”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因为这个缘故，每个新形势都要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一批新作品。也因为这个缘故，今日正在酝酿的环境一定会产生它的作品，正如过去的环境产生了过去的作品。”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强调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恰与中国文学史上渐次呈现的先秦散文、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春秋笔法”“汉唐气象”“建安风骨”“宋元话语”“明清韵味”“民国印象”等相吻合。可见，文学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是随语境的转换而转换的。无论是对文学发展的解释还是对文学转型的阐释，我们必然要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去挖掘，从语境之维去掘进。概言之，就是所谓的“新语境，新文学”。

自从2001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以来，文学在电子媒介时代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就成了中国文论界所关心和争论的一个新话题，“文学终结”似乎成了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现状的归纳与未来走向的预测。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并没有听命于文学研究的权威话语和裁判指令，依然在“文学终结论”的巨大阴影中走过了十八年，新世纪文学以多态化的存在大大地讽刺了“文学终结论”的臆测与妄断。透过新世纪文学十八年的繁华景象与喧嚣气象，我们不难发现，文学依然还是我们诗意的栖居所之一，文学还是文学，但文学又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文学与理想中的文学，文学正以裂变、畸变的姿态建构着“泛化”的文学行动、文学阵营、文学存在、文学空间与文学场域。正是如此，希利斯·米勒也不得不于2003年9月在《论文学》一文中申明他的辩证答案：“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的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设为基点。”在希利斯·米勒看来，不同媒介的文学应该有不同的纪元，他所讨论的“终结的文学”应该是基于文字的表达媒介和图书、报纸、杂志等这种传播媒介的传统文学，而不是基于图像为主、文字为辅的表达媒介和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等电子传播媒介的新世纪文学，他甚至认为新世纪文学将会在新媒介的修正、支撑与庇护下“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

正是如此，我们认为新世纪文学是在媒介制导下的文学，在这些媒介族群与媒介部落当中，对新世纪文学影响最深、制导最重的莫过于以广播、电影、电视为主的电子媒介和以网络、手机为主的数字媒介，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如广告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博客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纷至沓来、争奇斗艳，这就是王一川所说的“没有媒介就没有文学”、南帆所谓的“新媒介新文学”，转生的旧媒介与新生的新媒介大大地修改着我们固有的文学观念、文学规则、文学惯例、文学思想、文学价值、文学行动、文学空间、文学形态、文学样式以及文学审美。新世纪文学身处新世纪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着浓郁而厚重的媒介文化、技术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娱乐文化、全球同质文化等的烙印，而在这中间又以大众媒介生产、推介与引领的媒介文化最为显著，毕竟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媒介文化内涵着诸如技术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娱乐文化、全球同质文化的质素。具体地说，新世纪文学受以影视为主的影像文化、以网络为主的网络文化、以手机为主的拇指文化的施控与受控。正如张邦卫所说的：“在媒介自身地位由依附走向操纵、由受控走向施控转换的基础之上，文学的媒介诸如报刊、出版、影视、因特网等摆脱了作为工具和载体的附属地位，转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成为文学的‘恩主与‘掌门，媒介的文化指令成为媒介文学的主要法则。媒介的推衍，极大地拉动了文学的进步;媒介的革命，深深地引发了文学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