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永玲

摘要：传播学的兴起，推动了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转向。媒介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审美方式，即所谓“新媒介，新文学”是也。“媒介与文学互动关系”的探索，早已成为一个颇有意识的研究域，早有着“媒介诗学”或“媒介形态文艺学”的命意。《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延续了《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是“媒介诗学”的新时代深耕与建构，将新世纪文学置于媒体化语境下进行了缜密的整体观照，系统地梳理了新世纪文学转型的多维表征，包括语境、观念、属性、身份、场域、机制、话语、审美、批评等。

关键词：媒介诗学 媒体化语境 新世纪文学 新时代建构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张邦卫教授的《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44万字）bk整体上赓续了他的“媒介诗学”，可以说是一种“媒介诗学”的新时代建构。从博士学位论文《媒介诗学导论：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到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专著《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再到专著《大众媒介与审美嬗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网络时代的文学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张邦卫教授耗时十二年多，在“媒介与文学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上深耕与精进，一路上风景不断，成果迭出，可以说是从不同的维度建构了属于他自己的“媒介诗学”的审美空间与理论王国。

一、媒介诗学的新世纪初探与追问

自从传播学兴起之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也成了阐释文学活动、文学现象、文学场域的一把金钥匙。我们知道，媒介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审美方式，这也就是所谓“新媒介，新文学”论断为更多有识之士接受的根据所在。事实上，“媒介与文学互动关系”的探究与探索，早已成为一个颇有意识的研究域。在国外，现代传媒与媒介文化一直是传播学、社会学、美学与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1909年，查尔斯·霍顿·库雷就肯定了大众传媒的深远意义。1935年，本雅明的《机械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其后，马尔库塞、葛兰西、阿多诺、伊格尔顿、杰姆逊、哈贝马斯、费斯克、波斯特、梅罗维茨等再次催生了“传媒与文学”研究的新气象。许多学者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媒介革命不仅仅是媒介的革命，而是文学革命的前奏;媒介的文化性、权力性、商品性、消费性、娱乐性等，已渗透到文学的方方面面，必然促使文学转型。在20世纪末，诗学领域出现了传播学转向，传播学成为对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科。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揭示了大众传媒作为人的生命的一部分的事实。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中更进一步提出了人类“数字化生存”的重要命题。这些研究成果都指向了媒介文化对人们思想方式、情感方式、审美方式的革命性影响。

在国内，现代传媒与媒介文化已渐成传播学、社会学、美学、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将传媒作为文学及文学史研究的资料库，最早起于1930年代的阿英。1988年，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改变》因独特的报刊资料视角，受到学界好评。进入1990年代之后，学界日益关注大众传媒与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联系，相关论著陆续出现，如《近代文学与传播》《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杂志》《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等。这些论著大多着眼于文学社会学研究，而忽略了现代传媒对文学的操纵剖析。世纪之交，许多学者开始探讨文学的媒介性，关注文学的媒介化与新兴的媒介文学，出版了一批颇有价值的专著，如《超文本诗学》《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网络文学论纲》《数字化语境下的文艺学》《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倾斜的文学场》《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新媒体写作论》等。还有一批很有分量的论文以及一批以报刊个案研究为主的博士学位论文。近年来，由于学科互涉的影响、文化研究的兴起，对文学泛化、超文学性的认同，王岳川的《媒介哲学》、陶东风的《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费勇的《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金惠敏的《图像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张晶的《图像的审美价值考察》、尹鸿的《镜像阅读》、陈平原的《文学的周边》等以开放的姿态和锐利的眼光为“媒介与文学互动关系”的研究创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支点。

国内知名学者欧阳友权在《文学研究的范式、边界与媒介》一文中认为，媒介的变化是文学艺术变化的直接诱因和强劲推力，而文学艺术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文艺理论观念的变迁和学理范式的裂变与更替，故而欧阳友权明确提出了“数字化语境下的文艺学”的理论建构问题。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也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作家的主体性建构和作品的审美性建构必须要通过读者的阅读与接受才能最终实现，这中间就必然要借助于传播，因而像童庆炳、王一川、南帆等无不强调文学的传播视域或者说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转向。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最终完成是要依赖读者的阅读与授受，而在从作品走向读者的进程中，文学传播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显得十分重要。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其意蕴不在于附着在媒介上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是媒介本身塑造了世界如“地球村”“部落化”“拟现实”等，而不是其内容。这样，所谓的“没有媒介就没有文学”“新媒介，新文学”也就成了“媒介与文学互动关系”最简括的诠释。

早在2002年，张邦卫教授就致力于“媒介与文学互动关系”的探索，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媒介与文学互动关系”的学者之一，并独创“媒介诗学”为同行所瞩目。“媒介诗学”从某种角度上对接了蒋述卓、傅守祥等的“文化诗学”、黄鸣奋的“超文本诗学”，与王岳川的“媒介哲学”、季水河的“新闻美学”、欧阳友权的“数字化语境下的文艺学”相呼和，召喚了单晓曦、陈定家、李勇等的“媒介形态的文艺学”，可以说，“媒介诗学”为新世纪文艺学的边界拓展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做出了弥足珍贵的探索。

二、媒介诗学的新时代深耕与建构

《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从整体上延续了张邦卫所倡导的“媒介诗学”，是一种推进与深耕，也是一种新时代的建构与阐释。或者说，该著以更宏大的视角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更加缜密的整体观照，并理性地将新世纪文学置于媒体化语境之下，系统地梳理了新世纪文学转型的多维表征，从而让当下的文学研究回到“文学原点”与“文学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有一种别有韵味的繁华落尽之后的返璞归真，透过繁复的文学现象看到了新世纪文学的本质，透过喧哗的文学热点看到了新世纪文学的真相，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

在张邦卫看来，所谓“新世纪文学”，是指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也就是指起于2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新世纪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相比，似乎有着更多的异质性存在，它虽在承前，却也在启后，或者说，“新世纪文学”既是一个自成系统的独立单元，也是一个兼容并包、承前啟后的开放单元。对于新世纪文学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进行审视与透析，而张邦卫独辟蹊径、创新思路，将新世纪文学置于媒体化语境之中。就像张邦卫所说的：“对新世纪文学而言，媒介的最大后果就是新世纪文学的媒介化，它既存在于文学的终结点上，也存在于文学的起始点上，新世纪的文学花园不过是媒介文化的一隅。这样，新媒介如影视、网络、手机等对我们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产生了新的意味、新的形式。新媒介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进入了我们的审美生活，并引起了其从外到内的量变与质变。”正是如此，在《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中，张邦卫详细地探讨了文学语境从“政治化”向“媒体化”渐次推衍、不断转进的事实，明确指出“媒体化”是指“在文学与媒体的关系中更多表现为媒体对文学的诱导性、支配性、掌控性与霸权性，文学为媒体所趋、为媒体所制、为媒体所化，审美性更多地让位于传媒话语、传媒指令所共构下的媒介性，具体表现就是文学媒体化”。除了极力标举新世纪文学的“媒体化语境”之外，张邦卫还对“媒体化语境”的多维构成和呈现形态也做了精致的分析。张邦卫指出，所谓的“媒体化”的五副面孔，也就是新世纪文学的语境呈现的五种形态，主要包括市场化、消费化、技术化、网络化、图像化，它们作用于人，再通过人作用于新世纪文学，从而使新世纪文学呈现出多面性的症状。

专著《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以“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和文学传播学为理论依据，剖析新世纪文学的媒体化语境的生成和文学媒介化的走向，以及媒介化进程中的种种文学行动与文学场域、文学现象与文学现实，在对新世纪文学进行整体概观之后，重点对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深入地阐释新世纪文学的新形态和展望新世纪文学的未来。并以此来回答“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文学终结论”“泛文学时代”“传媒时代的文学性”“新媒体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手机短信文学）”以及新世纪文学如何在媒体化语境下寄居与栖居的世纪性问题，从而建构起一种开放的、发展的文学观和文学研究观。专著对媒体化语境下的新世纪文学做了整体概观，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分别是“表意焦虑”：新世纪文学的新命意;“文与境谐”：新世纪文学的新语境;“鼎足三分”：新世纪文学的新格局;“传媒为王”：新世纪文学的新驱动。这所谓的“四新之论”，充分显示了作者对纷繁喧哗的新世纪文学的整体把握的力度与深度，进而强调了新世纪文学的另一种工具性命名——即“媒介文学”或“新媒体文学”，从而明确主张新世纪文学的“媒介化”，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动态进程，表征的是从“内容为王”向“媒介为尊”再向“传媒为王”的后现代转型。

专著《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将新世纪文学置于媒体化语境下进行细致考察，时刻不忘媒体化语境对新世纪文学的革命性影响，甚至异质性改造，将新世纪文学的转型概括为九种转型，并进行了具体剖析与深入阐释。概言之，（1）语境转型：从“政治化”到“媒体化”;（2）观念转型：从“纯文学”到“泛文学”;（3）属性转型：从“文学性”到“媒介性”（上、下）;（4）身份转型：从“聚魅”到“祛魅”;（5）场域转型：从“裂变”到“重构”;（6）机制转型：从“事业机制”到“商业机制”;（7）语转型：从“语言时代”到“后语言时代”;（8）审美转型：从“审美”到“泛审美”;（9舭评转型：从“学院批评”到“媒体批评”。全书以十章的篇幅论述了九种转型，涵括新世纪文学的方方面面，如语境、观念、属性、身份、场域、机制、话语、审美、批评等，既有放大镜式的宏观透视，也有显微镜式的精细观察。

三、媒介诗学的未来张力与愿景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学问。媒介时代必然会孕育出属于媒介时代的媒介诗学。张邦卫教授得风气之先，大量地借鉴和吸纳了国外的传播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以及媒介诗学的理论资源，如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布迪厄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艾尔雅维茨的《图像时代》、马克·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戴安娜·克兰的《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约书亚·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莱恩·考斯基马的《数字文学：从文本到超文本及其超越》等，并融人了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经验与体验，特别是副刊编辑与文化记者，清晰地看到了媒介与文学互动的深层关系，以及文学的现代转换与后现代转型，所谓新媒介必有新文学，新文学必有新诗学。正是如此，国内学者何志钧、孙恒存在《打造数字美学研究的中国学派》一文中指出：“张邦卫在博士论文中系统论述了诗学转向问题，基于对文艺学研究范式变革的认识，大力倡导‘媒介诗学。”从而把张邦卫与黄鸣奋、欧阳友权、金惠敏、陈定家、单小曦、鲍远福等人视之为国内第一批从事数字美学研究的开拓者，或者说是“数字美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的第一批奠基者。其实，大力倡导媒介诗学，只是张邦卫教授学术精进的一个起点，从2006年的《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到2016年的《大众媒介与审美嬗变》，再到2017年的《网络时代的文学书写》和《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十二年深耕一隅，向我们奉献了四部学术专著，不可谓不用力之勤、用情之深也。

然而，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媒介的代际嬗变，新媒介早已成为我们当下的生活构成，甚至本身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在历经了“第一媒介时代”“第二媒介时代”之后，我们似乎进入了“数字媒介时代”。如何看待数字媒介对文学的全方位改造？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的风起云涌？如何看待网络传播对文学审美范式的改造？如何在“媒介诗学”的基础之上建构更加富有张力的“数字诗学”或“网络诗学”以至“数字美学”或“网络美学”？这也许是张邦卫的媒介诗学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度挖掘的地方，或者说，需要一个更加系统化、规范化的媒介诗学。当然，这样的研究需要从大处落笔、从小处着眼。一方面要着眼于理论体系、研究路径的宏观建构和审视;另一方面要致力于微观、具体问题，从多种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一系列要素、范畴、节点进行扎实细致的研究，以大量扎实有力的案例研究、个案研究来深化和细化。还有，这样的研究更需要摈弃成规、吸纳新见，从某种角度说，媒介诗学也是一种“过程诗学”，让媒介诗学的边界尽可能地囊括当下的文学生活与审美现实。我们知道任何研究都是无止境的，但我们依然相信：既然已经行走在路上，“媒介诗学”的新版本总会出现的。